2024年以来，我国LPR进行了三次下调，这也标志着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旨在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刺激经济活动，推动经济向更加活跃和繁荣的方向发展。
文｜闫佳佳
ID | BMR2004
目前，我国1年期LPR（Loan Prime Rate，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已降至3.1%，5年期以上LPR降至3.6%。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教授胡捷在接受《商学院》杂志访谈时指出，依据历史数据所展示的大致规律，不难做出初步研判，未来我国LPR还有1%～1.5%的下调空间。在2016—2019年期间，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大致在4.3%附近；复合CPI（消费者价格指数）约2.6%，扣除通胀后的实际贷款利率大约是1.7%；GDP复合增长率约6.6%，即支持GDP增长的基准贷款利率水平LPR比GDP增长率低2.3%左右。
而2024年第三季度CPI为0.3%，GDP增长率为4.6%。据此可以外推LPR应该在2.0%到2.3%之间，即从目前3.1%的水平再降低1%左右。鉴于经济下行趋势仍未缓解，有理由考虑增加降幅，因此总共降息1.5%并不意外。
2024年以来，我国LPR进行了三次下调：2月，5年期以上LPR下降25个基点；7月，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分别下降10个基点；10月，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分别下降25个基点。这也标志着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旨在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刺激经济活动，推动经济向更加活跃和繁荣的方向发展。
LPR作为银行自行报价的贷款利率参考基准，起到了整个金融市场指征性贷款利率的变量角色。那么年内LPR三次下调的原因是什么？对房地产市场、金融机构、整体经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未来，政策又会如何调整？
01
LPR下调的经济逻辑与国际环境影响
胡捷指出，LPR作为贷款业务的基准价，为银行在处理各类贷款时提供了一个参考起点，针对不同的贷款情况，银行会根据这一基准利率进行加减法。LPR在金融市场中扮演着指示性贷款利率的角色，其变化反映了贷款市场价格的整体水平，同时代表了我国货币政策宽松或紧缩的一个指标。今年LPR的三次下调，表明了货币政策正朝着更加宽松的方向发展。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基准利率是调升还是调降，主要是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来做决定。在一定情况之下，也会顾及国际环境的影响。
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看，当经济较为疲弱，且通胀压力不大，甚至可能出现通缩的情况下，通常会采取放松基准利率的措施。通过下调基准利率，可以促使银行更加积极地放贷，同时鼓励企业和个人增加借贷，从而刺激经济活动，推动经济从疲弱状态向更加活跃和繁荣的方向发展。
我国LPR的调整在什么情况下会关注国际环境的影响呢？胡捷表示，关注国际其他货币的利率情况，主要原因是汇率。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进出口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汇率对进出口成本有显著影响。我国的出口通常以美元计价，如果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将直接有利于出口，但不利于进口。相反，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则不利于出口。此外，汇率还会影响国际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如果投资者在投资时人民币升值，而在收获利润后兑换成外币时人民币贬值，会导致实际亏损。因此，一个国家的货币汇率相对稳定对于吸引外资非常重要。
所以，我国在考虑本国货币汇率时，希望其保持稳定，而不是剧烈波动。稳定的汇率有助于维护经济的平稳运行，减少不确定性。但是，在过去的两年中，人民币呈贬值趋势，这虽然有利于出口，但对进口和吸引外资不利。因此，过去的降息空间受到了一定限制。
2024年9月，美联储开始降息，中美之间的利率差逐渐缩小（美元基准利率曾经达到过5.25%～5.5%的高位，这导致了显著的利差），这为我们提供了更大的降息空间。美联储的降息周期通常会持续一到两年的时间。如果仅从利率差的角度来看，随着人民币与美元利率差的缩小，人民币所面临的贬值压力将会减小。因此，根据当前的经济情况，我国可以进一步降息，以提升经济活动的活跃度。
人民币汇率除了受到利率差的影响之外，贸易平衡状况也是一个关键点。目前，我国整体上仍处于贸易顺差状态，这是个积极的信号。然而，未来的不确定性在于，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可能在关税政策上采取强硬立场。若其实施更高的关税，我国的出口企业将直面成本上升的压力。面对这样的挑战，一个较为实际的对策可能是主动调整汇率。通过适度贬值，可以有效降低出口企业以美元计算的成本，从而在国际市场上保持产品价格的竞争力，确保出口商品的美元标价不会大幅上涨，维持或增加企业的盈利空间，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在特朗普可能实施更高关税的预期下，市场参与者往往会提前做出反应。他们可能会预测，为了减轻关税对出口企业的影响，政府可能会允许汇率适度贬值。这种预期一旦形成，就会在市场上产生实际影响，导致汇率出现相应的调整。投资者和企业基于这种预期，可能会提前采取行动，比如调整外汇头寸（经营外汇业务的银行账户上外币收付的数额），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推动汇率的变化。因此，市场预期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实际的汇率走势。
02
解读LPR下调的多维度效应
在今年三次下调LPR的同时，9月24日，央行也公布了降低存量房贷利率等一揽子房地产金融政策。10月25日起，各家银行也对存量房贷利率进行批量下调，调整后的房贷利率为LPR-30BP。
LPR的下降对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胡捷认为，对于已经贷款买房的人来说，利率下降会直接减少他们的还款压力，提高生活质量。对于打算购房的新购房者来说，更低的贷款利率意味着更低的月供，这降低了购房门槛，增加了购房意愿。更多的人愿意购房，会直接增加房地产开发商的销售额，改善其财务状况。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3.6%，近期LPR的下调可能会对下半年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整体走势，还需要综合考虑经济环境、就业情况、居民收入水平等多个因素。
近期，部分城市的房贷利率曾步入“2”字头，出现了首套房贷款利率与公积金贷款利率倒挂的现象。11月初，部分城市又陆续回调了房贷利率，监管部门要求各家银行商业房贷利率最低不得低于3%。
对于这一现象的背后逻辑，胡捷表示，在我国，各种贷款利率并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而是受到政府和监管部门的调控。这种调控有时会导致不同类型的贷款利率不协调，即某些利率下调了，而另一些利率却没有相应调整。公积金贷款利率的设定有其特定的政策目标，如支持首次购房者的住房需求，维护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稳定性和公平性。公积金贷款利率往往受到行政命令或指导价的限制，政府可能出于多种考虑，暂时没有调整公积金贷款利率。
但是，购房者会感到困惑和不满，认为政府的调控措施不协调，影响购房体验。购房者可能会选择商业贷款而不是公积金贷款，因为商业贷款利率可能更有吸引力。这会导致公积金贷款的使用率下降。如果公积金贷款利率长期高于商业贷款利率，可能会导致越来越多的职工不再愿意缴纳公积金，从而影响公积金制度的可持续性。从逻辑上看，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公积金贷款利率可能会有所下调，以保持与商业贷款利率的合理差距。
对于监管部门要求各家银行商业房贷利率最低不得低于3%的原因，胡捷认为，此举的主要目的是保护银行业的健康和金融稳定，防止银行因过度竞争而陷入财务困境。从银行的角度来看，按揭贷款是相对优质的贷款品种，但在当前市场需求有限的情况下，银行不得不通过降低利率来争夺有限的客户。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的干预有助于维持市场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03
LPR下调的风险挑战与应对
从LPR下调的风险来看，胡捷认为，首先，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风险是当货币供应过于宽松时是否会引发通胀。他认为这种风险虽然永远存在，但可能不会太严重。原因在于，当前我国的产能非常充沛。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要转化为通胀，中间需要一个逻辑链条，即产能不足。
具体来说，当货币供应增加时，需求会迅速上升，因为人们手头的钱多了，自然会更愿意消费。借贷变得容易，人们借了钱也会倾向于花费。需求的快速增加会导致价格上升，但前提是供给无法跟上需求的增长。
例如，如果一家工厂只能生产1万个单位的产品，而订单需求为2万个，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工厂可能会提高价格，因为消费者仍然需要这些产品。然而，如果产能充足，即使需求增加，价格也不会轻易上涨。实际上，面对大量订单，工厂可能会为了争取更多业务而采取降价策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用太担心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迅速带来严重的通胀风险。
11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4年10月全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0月，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食品价格高位回落，加之汽油价格下行，CPI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略有回升，同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上述数据表明，物价水平的温和上涨，同时核心CPI的稳定，通胀压力并未对经济构成严重威胁。
在这样的背景下，央行降息不易引发通胀，但能促进经济增长。通过降低贷款利率，可以刺激企业扩大生产和投资，进而带动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形成良性循环。
然而，银行面临的利差缩小和经营挑战也需要引起重视。如果将利率降得太低，可能会给银行的经营带来挑战。银行主要依靠赚取利差来盈利。在高利率时代，央行或银行间拆借的资金成本可能是2%～3%，而贷款利率则可以达到5%～6%，甚至更高。这种情况下，银行的利差可以达到3%～4%，有时甚至更高，这意味着银行可以获得较高的毛利收入。
如果贷款利率降至2%，即使资金成本再低，银行也需要支付至少0.5%左右的资金成本。这样一来，总的利差只剩下1.5%左右（截至2024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54%，低于监管规定的1.8%的“警戒线”）。在这个狭窄的利差中，银行不仅要覆盖各种运营开支，还要预留一部分资金来应对坏账。这对银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利率过低确实会给银行带来许多需要认真考虑和应对的不利影响。
在LPR下降的环境下，银行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胡捷认为，银行自身需要进行精细化管理和瘦身，以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但这显然不足以完全解决问题。此外，大家都在强调银行应该发展更多的中间业务，即非利差业务，如手续费等。理论上，这是一个好的方向，比如通过增加ATM取款手续费、汇款费用等方式来增加收入。然而，这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美国的商业银行在这方面做得相对较好，其收入结构中，利差收入和中间业务收入各占一半。相比之下，我国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所占比例较小，主要依赖于利差收入。但是，发展中间业务需要的是市场逐渐成熟，产品逐渐丰富，收费结构逐渐调整。
目前，我国银行提供的服务种类相对有限，主要是支付服务和贷款服务。贷款服务与利差密切相关，而支付服务方面，如果提高费率，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普通民众需要时间来适应。如果没有监管部门的直接干预，银行单方面提高服务费可能会导致客户流失。
胡捷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应该通过调控手段将再贷款利率和银行间拆借利率降下来，从而降低银行的资金成本。例如，当前5年期LPR为3.6%，如果银行的净利差为1.5%，那么意味着银行的拆借成本大约为2%。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实际利差仅为1.5%。因此，央行应该将再贷款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使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大幅降低。这样一来，即使贷款利率已经很低，银行仍然能保持一个合理的利差。央行再贷款利率降至0%在我国还没有先例，因为我国经济之前一直处于高增长的状态，利率水平相应较高。2009年再贷款利率一度触达最低点1.2％，但当年GDP增速仍为9.7%。从我国目前经济情况来看，当GDP增速和通胀率双双走低时，可以实施再贷款零利率，而且从美欧、日本等国家的经验来看，风险可控，完全可行。
胡捷总结认为，仅靠货币政策难以全面提振经济，需要财政政策的配合。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直接刺激需求。财政政策应精准发力，解决居民消费信心不足的问题。具体来看，提振消费信心要解决医疗、教育、住房、养老“四座大山”。当前我国财政部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未来仍有很大的举债空间。
来源 | 《商学院》杂志2024年1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