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先后获得菲尔兹奖、麦克阿瑟奖、克拉福德奖、沃尔夫数学奖、马塞尔·格罗斯曼奖、邵逸夫奖，积极关心中国数学的教育和研究，为推动中国数学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丘成桐先生和他的卡拉比-丘空间。通讯员 摄
文|丘成桐
杨乐院士是我在国内最要好的朋友。他不幸于去年过世了，他的妻子黄且圆则早他十年离去。她生前所写的一些文章，在她去世后以《大学者》为题结集出版。最近，钟秀斌先生计划将这本有关学者的传记，加上杨乐讨论中国数学史和数学教育的重要文章，汇集成书出版。这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我非常赞成，深感欣慰。虽然公务繁忙，百事缠身，亦抽空为文，抒发一些个人感受。
1979年暑假，我应华罗庚先生的邀请，初次到北京访问。华先生是我久仰的学者，他刚巧出国，故由他的学生陆启铿先生接待。而众所周知陆先生腿不方便，因此，接待的任务便落在杨乐身上。
此前一年，我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伍鸿熙作为美国科学院考察中国近代数学进展的考察团成员，了解到杨乐和张广厚在复变函数值分布领域的杰出工作。承他转告，我才知杨、张大名。当时经过传媒的广泛报道，杨、张的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我在北京时，看见小孩子的课本上写着“向杨乐、张广厚叔叔学习”的口号。1987年秋天，我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当教授，院里的教授都是大师级的人物。我跟Borel教授开玩笑，说在中国知道您名字的人远远不如知道杨乐名字的多，没想到Borel教授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几年之后，杨乐到高等研究院访问我，我没敢在Borel跟前引见他。
杨乐急公好义，相识满天下;兼又心思缜密，处事圆融。根据我个人经验，一切事情经他安排，没有不完满解决的。
1979年我第一次回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人们还不能自由走动。我提出想回家乡蕉岭看看，杨乐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始能成事，又说服了王光寅随行，一路尚算顺利。
1980年，陈省身师在北京召开双微会议，各类人事复杂，端赖杨乐兄居中调停，会议办得十分成功，令人佩服。
杨乐伉俪都具有传统读书人的优点，那就是丹心为国、忠厚待人。我先在北京认识杨夫人黄且圆，但是交谈不多。20世纪80年代她访问康奈尔大学，我刚巧也在。她古道热肠，为一位熟悉的留学生问了我很多问题，那个学生叫励建书。我介绍他去跟我的朋友Roger Howe做研究，励建书毕业后，去了香港科技大学当教授。以后他当上院士，杨兄大概投了赞成票吧。
华罗庚先生去世后，中国数学界群龙无首。杨乐的学问与为人得到大家认可，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和后来的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行政事务逐渐由杨乐处理。我在中国几十年来的工作，都是通过杨乐完成的。
打从1980年起，我每年回国，都由杨乐接待。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得到菲尔兹奖后，胡耀邦总书记接见我，交谈甚欢，超过预定时间差不多一个钟头。会见后，杨乐赶着送我到机场，时间十分紧迫。到达机场时，飞机还有半个钟头就要起飞了。杨乐紧急协调，让我终于赶上了飞机。
我从1979年到1984年都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来访的内地学者络绎不绝，其中钟家庆是最重要的一位。他和莫毅明跟我做复几何，完成了几项重要的工作。杨乐和钟家庆是老朋友，他在访问普渡大学时，还特意飞到普林斯顿来与我会面。当时我家人在加州，我独自一人住在研究院提供的公寓。三人聚餐，杨乐下厨，烧了一道可口的鲤鱼，真没有想到他的厨艺那么出色。
不久传来噩耗，钟家庆在纽约突发心脏病猝死，中国丧失了一位刚露头角的杰出学者。我对钟的期望甚为殷切，他的去世使我很多要在中国做的事情成为空谈，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了。后来杨乐发起成立了一个以钟命名的数学奖，足见他对朋友的赤诚。
我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尤其到哈佛大学以后，每年接待大量中国学生和访问学者，自然碰到了不少问题，杨乐给了我很多帮助，有时甚至不远千里来帮忙。
1992年中国科学院颁发外籍院士，在杨乐的努力下，陈省身先生和我都成为第一届外籍院士。当时杨乐是中国数学会会长。中国数学会在清华大学开会时，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路甬祥特意到会场颁发证书给我。我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数学应该如何现代化，路院长听了之后很激动，请杨乐和我们三个人在数学所筹办新的数学中心。1996年，通过从香港筹得的捐款，终于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晨兴数学中心。中心创立前后，我们总是受到误解，包括反对我们召开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杨乐和我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历久不息!我身在海外，冲击较小;杨乐一夫当关，排除万难，大会最终成功召开。晨兴数学中心亦成功运作，以开放的形式培训中国各地研究尖子。中国好几个数学方向的现代化，皆溯源于晨兴中心，今天回顾，杨乐厥功至伟!
从上述的事例中，可以看到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进退谦让，处事英明，而在紧要关头，却能坚守原则，岿然不动，为国家为民族作育英才，杨乐真可谓国士无双!
1996年中国加入国际数学联盟，杨乐功不可没。我的朋友Lennert Carlson、David Mumford、陈省身先生和我都做了不少工作，杨乐和路院长代表国家，他们的角色非同小可!
杨乐虽然名满天下，但是他很低调，从来不吹嘘自己的工作，也不大和传媒打交道，因此引起很多误解。但是君子坦荡荡，在院士选举时，对于学术上够水平的人，即使在其他方面给他造成很多麻烦，他都会公允评估投赞成票。
进入21世纪，杨乐认为自己年届六十，数学院院长之位理应让贤，我力劝不果。
现在谈谈杨乐夫人黄且圆这本书。黄且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写作，她父亲是一位极有风骨的水利学家。她写父亲的文章，自然是情感洋溢，文采斐然。而她描述陈省身先生和我的文章，却使我欣慰。坦白说，陈先生生前和数学所关系一般，我以为杨乐夫妇对陈先生心里总会有些意见，可是文章丝毫无月旦之意，反而生动自然地写活陈先生爱国爱数学的个性。文章的确好，难怪陈先生生前也很喜爱。
杨乐和我是相知四十五年的老友，心意相通，砥砺扶持，携手共进，很多事情不是三言两语可尽的。以上约略说来，但望读者能一窥亡友的风骨，余愿足矣。
谨以此文献给老友夫妻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