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没有自来水，济南人靠泉吃水，很多是到有井水、泉水的地方挑水。南关一带的百姓大都到南门护城河下的泉子里去打水，或者到舜井去挑水。没有力量挑的，只好买水吃。于是便有了这样一种职业——卖水的。
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老头，矮矮的瘦瘦的，留着山羊胡子，那时已经是须发皆白，几乎每天都到我家旁边的舜井来打水。他的水车是用一只汽油桶制成的，水桶上方开着一个四方锥形水口。放水的水口则是在桶的后下方焊一段铁管子，用木塞堵住，打满水后，把一块四方木板盖在水口上，防止水溢出来。拉水车用的是一头小毛驴，那头驴个头小得可怜，仿佛是从小人国里牵来的，但是长得十分俊气，长长的耳朵，白白的细腿儿，黑黑的眼睛，直直的鼻梁。其实这毛驴已经很老了，拉起车来非常吃力。好几次在南圩子门外看见老人肩上套着绳子与那毛驴一起艰难地爬坡。毛驴鼻子里“呼哧呼哧”地直冒白汽，细细的腿儿直打颤，老人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水桶里的水不时地溢出来，滴在这漫漫的人生路上。
20世纪60年代后期，济南市普遍安装了自来水，卖水的就再也看不到了。我参加工作后，有一次从马道口街走，在一群墙根下晒太阳的老人之中认出了那卖水的老头。经询问，老人姓张，其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
曾看到女画家弭金冬记叙季羡林的一段话：“那时济南城没有自来水，吃水都要自己去泉边打，没有劳动力的就买水吃，送水的拉着个大木桶沿街叫卖，送水上门。舅舅在家几乎没有时间与外人交往。每天送水的人来了，舅舅无论多忙总是连忙起身，看着送水的把水倒进缸里，连声称谢，然后一直送到大门外。”说不定季公当年也曾吃过这张老汉的水。
有了水便要喝茶，我再说说济南的茶馆。济南的茶馆不同于老舍笔下的北京茶馆，它不卖茶而卖白开水。济南的茶馆就是半间门头，一个大炉子，七八个炉口，每个炉口上都烧着壶，水开了就把壶提一边去，压着半边火，让开水保持着沸腾，人们可以随时灌水。叫它茶馆实在名不副实，但别的名字也不合适，比如叫它“白开水馆”还真不行。
城南一带几乎每一条街上都有茶馆。我所知道的宽厚所街东头、洪字廒街西头都有一个茶馆，那时的茶馆也兴“水票”，提前买下个月的水票，用时交上一张，十分方便。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茶馆便歇业了。因为那时的煤炭开始凭票供应，茶馆老板弄不来那么多煤票。
济南真正喝茶的地方叫“茶社”，新中国成立前，济南著名的茶社不下于二三十家，如广瑜茶社、望鹤茶社和著名的晨光茶社。茶社不光是品茗之处，还是娱乐休闲之所，也因此成为济南被誉为“曲山艺海”的由来，南腔北调，在此汇聚。济南的茶馆不同于成都人的“摆龙门阵”，老济南人进茶馆是为听评书和大鼓书而来的，一边品茶一边听鼓弦抑扬之音，品人生之悲欢。鼓弦儿一响或惊堂木“啪”地一拍，胜却多少文人学士的说教。“指点万里外，话说千年久；忠奸善恶案，悲欢离合酒；三教九流全，神仙龙虎狗。”这句话是对济南“曲山艺海”的概括。
据记载，宋元以来，济南已为词曲胜地，明代济南戏曲家李开先创立了“富文堂词会”，专门编创俚词俗曲。他有一座“藏书楼”，珍藏了历代市井艳词俗曲，被誉为“词山曲海”。济南被称“曲山艺海”，便是由此而来。清末民初，济南茶馆更是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自20世纪初开埠以来，南词北曲荟萃，高手名家云集，与北京、天津并称为中国北方的三大曲艺发源地。众多茶社、茶馆，多集中于城西繁华热闹的商埠区，如新市场、大观园、劝业场等处。当时，唱“荷叶吊板”的苟春盛、唱“木板大鼓”的黄春元、说山东快书“武老二”的杨凤山、著名五音戏艺人邓洪山（艺名“鲜樱桃”）、评书艺人傅泰臣、山东琴书艺人邓九如等，都齐集于此；北京、天津等地的名角如著名相声艺人李德锡、黄金堂、常宝堃（小蘑菇）以及他的老师张寿臣等也纷纷来济南“跑码头”。1943年后，大观园“晨光茶社”的相声异军突起，蜚声海内，汇集了京、津、济三地相声精英，火爆济南。新中国成立初期达到鼎盛，名震大江南北，茶客往往需排长队购票。其空前盛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20世纪30年代还是大鼓书最为走红的时代。京韵大鼓“小彩舞”骆玉笙是大观园共和厅茶园的“台柱”；大鼓“皇后”鹿巧玲在萃卖场茶园独占鳌头；唱梨花大鼓的谢大玉，是大明湖鹊华居和趵突泉望鹤亭茶社的“台柱子”。
改革开放之后，一度消失的茶馆逐渐恢复起来，我记得舜井商业街与过去的舜庙街交会处，有一个茶馆叫“天然居茶馆”，门口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客上天然居”；下联是“居然天上客”，对得非常巧妙。不过，随着城市生活的变迁，传统意义上的济南“茶馆”已经不见了。（来源：济南时报 文：武存中）
编辑：张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