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乡试、会试采用三场试士的制度，其首场为经义，分为四书文与五经文两类。四书文在明代科举诸文化中处于最为重要的位置，它关涉一个时代的理学思想和意识形态。该书选择四书文的命题作为聚焦点，去考察明代制义在整个科举文化生态中的地位及意义。可以说，四书文命题连结着明代的政治、文化、科举、教育、文章学、文学等方方面面。
同时，该书又以历史为线索，最大限度地掌握明代乡试、会试四书题目的文献数据，在此基础上呈现明代科举四书文命题的历史全貌。
书末附明代乡试、会试四书题目，以资参考。
绪论
第一章 “五经取士”与“四书文取士”
第一节 唐宋以来经义科的演变
第二节 “五经取士”与“五经文取士”
第三节 关于“四书文取士”
第二章 明代乡、会试帘内考官与明代官制结构
第一节 帘内考官的选聘
第二节 考试官的职责
第三节 考官来源与科举的政治权力
第三章 四书文命题与明代政治文化生态
第一节 科场与官场
第二节 命题与公共空间
第三节 四书文命题的政治隐喻性
第四节 命题与政治禁忌
第五节 命题与党争
第四章 明代历科乡、会试四书文命题的数据分析
第一节 明代乡试、会试四书题目存佚情况
第二节 历科命题在四书中的分布
第三节 明代乡、会试历科四书文题型分析
第五章 讲章与制义写作
第一节 经义之试与政事之儒
第二节 讲章的三种类型与经义的认题解题
第六章 四书文命题与制义修辞
第一节 冠冕正大与顺题挨讲
第二节 截题、串题与截做、滚做
第三节 单句题的一滚做与挑剔法
第四节 奇扇题与奇股文
第五节 截搭题与钓渡挽
第七章 命题意向的延伸与变异
第一节 如何观察明代制义流变
第二节 导致命题边界延伸与变异的诸因素
第三节 命题的现实意向与制义大结
第四节 题目的凌驾与异端的解构
结 语
附录·明代乡试、会试四书题总汇
参考文献
后记
本书强调四书文与五经文的不同功能，强调四书文与理学、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生态、传统文章美学、时代文章风尚之间的直接而深刻的关联。在科举与经学、理学、政治意识形态、人才观念、文章审美等的关系网络中，四书文占据了中心枢纽的位置。
而命题，则是其枢纽功能产生作用的原发点。四书文命题是我们考察上述关系的一个绝佳观察点。
本书试图选取“四书文命题”作为聚焦点，呈现一个由制度、政治、思想、学术、文章、文风、士习等构成的文化生态。考官——命题——文风，是本书历史考察的一根横轴。
既然选取四书文命题作为制度研究的入口，那么，首先是明代历科乡试、会试的四书题目文献和程文墨卷文献的搜集。经过几十年来一批机构和学人的努力，大量的明代乡、会试文献的出版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对于本书的写作来说，基本文献包括明代历科乡试、会试的四书题目、历科四书程文、墨卷、历科考试录，还有明代的讲章系列。近八年来本人一直致力于这些文献的搜集、整理，已有《稀见明清科举文献十五种》《日本所藏稀见明清科举文献汇刊》《稀见明清科举文集选刊》的出版。
尽管目前所搜集到的四书题目和四书程墨远非全貌，但充分占有文献是本书立论的基础。本书所使用的文献，有很多是至今未为学界所使用，其中有一些就是我这几年收集所得，本书中一系列个人心得即是通过对这些稀见文献的研读而得出的，如《新镌翰林评选历科四书传世辉珍》《新刻张先生批选四书程墨清商》二书保留了明代四书文的大结，呈现了明代四书文的原貌，本书关于明代制义具有“自摅己见”文体功能的观点即据此而得出，而在方苞的《钦定四书文》（这是学界讨论明代八股文的主要文本依据）中，这些大结已被删除干净。
本书附录部分是本人根据明代历科会试录、乡试录、程墨选集、科举文论集、文人别集中搜集整理出来的，共2418道题目，约占应有的题目总数的二分之一强。期待学界同仁能进一步发现更多的科举文献，以使我们对明代科举制度有更加准确的认识。
宋代以来，很多士人毫不客气地表达了对“举业”“时文”的鄙夷，相对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定位，“举业”“时文”只能处于鄙视链的末端。
明代制义至明末被称为“八股文”，这一俗称多少含有“不敬”之意，明末清初那些饱受举业之苦者，则往往骂之为“八股头”，清代小说，凡是写到科举考试、八股文写作的，基本上都是痛苦经验的描述，其笔调往往是略带辛酸，略带讽刺，略带诅咒，略带自嘲。
举业乃入仕之初阶，故举业被视为“利途”。在几千年来的义利之辨的框架下，举业自然与卑陋鄙俗相关联。经术乃学问之高阶，诗情乃文学之佳境，在经术与诗情的光芒之下，举业显得既卑又陋，卑陋得令有志经术或诗情的举子常怀无地自容之羞愧，常以“弃举子业”宣示自己之弃暗投明、改过自新。
但是，这一类对待举业、时文的态度因缺乏历史的洞见与辩证的思维而显得不堪一驳。嘉靖间俞姓教谕以“岩穴贤士”形“甲科”之陋俗，责唐顺之未能搜罗野之遗贤。
唐顺之辩曰：“夫业无定习，而心有转移，苟真有万物一体之心，则虽从事于举业以进身，未尝不为义途也；若使有独为君子之心，则虽从事于饬躬励行以退处，未尝不为利途也。经义策试之陋，稍有志者莫不深病之矣。虽然，春诵夏弦秋礼冬书，固古之举业也，固未尝去诵与书也。苟无为己之心，则弦诵礼书亦只为干禄之具；苟真有为己之心，则经义策试亦自可正学以言。昔人妨功夺志之辨，此定论也。”
所谓“为己”，即宋儒所说的“为己之学”，也即儒者的自我修养。
陈栎说：“君子为己，不求人知，虽暗然若暗昧，而美实在中，自日著而不可掩，如尚絅而锦美在中，自不容掩于外也。小人为人，惟求人知，虽的然分明表暴于外，而无实以继之，日见其亡失泯没而已。君子小人之分，为己为人之不同耳。”
苟无“为己”之心，即使身处岩穴荒野，则弦诵礼书亦只为干禄之具。苟能克己为己，即使以举业为职业，也可引人一二于义途。
唐顺之的申辩犹是采用经学立场，如果从教育制度的立场看，举业是以科举为目标的教育体制，是入仕之前的知识准备，是入仕为官之前的临时性阶段，戴名世所说的“自少而壮而老，终身钻研于其中”者 ，只是指那些屡败屡战的科场失败者。以举业为终生志业，这并不是科举制度的初衷。
戴名世也寄望于有志君子：“由举业而上之为古文辞，由古文辞而上之至于圣人之大经大法，凡礼乐制度、农桑学校、明刑讲武之属，悉以举业之心思才力，纵横驰骋于其间，而不以四子之书徒为进取之资。”
倘能如此，则举业何鄙陋之有！如果立足于教育制度、选举制度、任官制度去考察明人举业，我们或许会更执着于冷峻的历史意识，而不纠缠于一般化的道德判断。
有人问钱谦益：“时文可传乎？”时文能像诗文一样，有永恒、不朽的价值吗？钱谦益斩钉截铁地回答：“必不传！”他认为时文不具有永恒、不朽的价值。
制义为王安石所首创，但王安石的制义，“今无只字”。刘基《覆瓿集》中所传《春秋义》是留传下来了，但这样的文章，兔园村夫子都能写得出来，庸俗之作，岂能不朽！但是，如果有人问：“时文可废乎？”
钱谦益又回答：“何可废也！”必不传之文又不可废，为什么？因为明代“三百年之举子，精神心术，著见于是。
天启乙丑而后，文妖迭兴，辛有百年之叹，于尺幅中见之。识微之君子，慎思之可也。” 周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
所谓“辛有百年之叹”，也即亡国之叹。钱谦益的意思是，时文为明代三百年举子精神心术的历史记录；天启乙丑而后，文体大坏，而国运随之败亡，正如后来乾隆间四库馆臣所说的“文体戾而士习弥坏，士习坏而国运亦随之矣”。
也即是说，从文的角度看，时文必不传；但从记录三百年士子精神心术、王朝之兴盛衰亡的角度看，时文是一份历史的记录，则时文必不可废。作为历史文献，时文不可废。
当然，不管是“必不传”还是“何可废”，钱谦益都是站在文章、文学的角度来论时文的价值。他既未从理学的角度，也未从制度的层面去评估时文的价值。
1901年废除八股文体，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明、清时期的制义名家已被人淡忘，的确是“必不传”。
但是，在清末废除八股试士制度之前，明代那些制义名篇一直在广泛流传，被叹为神品、奉为圭臬。如果把“传”理解为屈宋文章、李杜诗歌般之永恒，时文自然是必不传。但在应试教育体系里，不管是制义八大家，还是江西四隽，其制义名文都将传之永远。
骚文体，今天已不使用（除极少数爱好者之外），其文除了《离骚》因屈原的人格力量而“可与日月争光”之外，又有多少骚体文流传于今人的吟诵之间？《离骚》煌煌两千余言，除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寥寥几句之外，又有哪几句可以流传于今天的众人之口？
表体文今天已不使用，除了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之外，又有多少表文为今人所熟知？当一种文体不再被使用时，其传与不传便只有文献遗存的意义了。在科举制度仍在延续的时候，称时文必不传，充其量只是一种价值观表达，而不是真实的历史描述。
我们不应该把“可传”与“可废”绝对对立起来。我们应该有历史的观点。如果一种文体能著见三百年举子之精神心术，则必有可传之文。
明代二百多年的科举史上，优秀的制义数不胜数，且不说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旂）、归（有光）、胡（友信）、杨（起元）、汤（显祖）八大家，且不说邹（泗山）、万（国钦）、汤（显祖）、叶（修）“江西四隽”，崇祯间那位因为后来投顺李自成而被唾骂的项煜，其所作制义命意新，出笔锐，用法紧，制局灵，炼字老，以其法来指导当今高考作文，必为利器。其翻案之作（如《仁者先难而后获》题文），不仅灵机独运，别成花色，于理解四书真义，也可谓一助。
王思任说：“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汉之策,晋之玄,唐之诗,宋之学,元之曲,明之小题,皆必传之言也。” 此言洵非溢美。
“不传”与“必传”，并非凭个人志趣可以独断的。本书无意于断言“传”与“不传”，只致力于梳理明代科举的真实面貌，以四书文命题作为聚焦点，勾勒其文化生态中的种种关联，种种面相。
陈维昭（1960-），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中国科举文献整理和数据库建设》首席专家。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研究分会主席团主席，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从事明清科举文献研究、小说戏曲研究。整理出版有《稀见清代科举文集选刊》《日本所藏稀见明清科举文献汇刊》《红学通史》等。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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