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济州航空客机事故造成重大伤亡。

据央视新闻报道，韩国一架济州航空客机在务安机场着陆时发生严重事故，韩国方面已确认造成179人死亡。该客机型号为波音737-800，出厂日期为2009年8月，机龄达到15年。

当天，济州航空7C2216航班在着陆过程中偏离跑道，撞上了机场围墙，随即起火。

此次事故给韩国航空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也引发了全球对航空安全的再次关注。

我们在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的同时，其实更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查明事故原因，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航空安全，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波音出现的事故太多了，这一事件再次将波音公司的安全记录置于公众视野的焦点之下。近年来，波音飞机发生的重大事故频发，引发了全球对波音飞机安全性能的广泛质疑。

从早前的波音737 MAX系列飞机因设计缺陷导致的多起空难，到如今济州航空波音737-800在韩国的严重事故，波音飞机的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议题。

这些事故不仅给遇难者家庭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也给全球航空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巨无霸跌落神坛，美国司法部起诉波音

今年六七月份的时候，美国司法部已计划对波音公司提起刑事诉讼，指控其在两起致命坠机事件中存在欺诈行为，并要求波音选择认罪或面临审判。

如果波音公司选择对欺诈指控认罪，美国司法部将不会对其进行刑事审判。

这两起事故分别发生在2018年和2019年，涉及狮航和埃塞俄比亚航空的波音737 Max 8飞机，共造成346人丧生。

根据拟定的认罪协议，波音公司将面临2.436亿美元的罚款，并需额外支付2.436亿美元作为2021年延期起诉协议的一部分。

此外，波音公司还必须在接下来的三年内设立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以审计其安全和合规做法。

但代表事故受害者家属的律师保罗·卡塞尔对此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这项提议是“甜心认罪协议”。

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这项协议并未以任何形式承认波音公司的罪行导致了346人的死亡。受害者家属将坚决反对这一认罪协议。”

早在2021年，波音公司就承认在涉及坠机事件的模糊飞行控制系统问题上欺骗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并同意支付超过25亿美元以达成与美国司法部的协议。

在这两起事故中，错误的传感器读数导致737 Max 8飞机发生俯冲。根据协议，如果波音公司遵守规定，相关指控将在三年后撤销，这一期限原定于今年7月到期。

今年5月，联邦检察官指控波音公司违反了协议条款，称其未能采取足够的合规措施。然而，波音公司在6月对此表示异议，坚称自己并未违反协议。现在，波音公司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决定，即是否接受认罪协议以避免刑事审判。

波音公司屡屡出现安全问题，连续遭到美国当局、航空公司、客户、立法者和监管机构的调查和严厉谴责，而如今，波音公司被指控犯有刑事罪，并可能达成认罪协议。对波音公司这样的大公司提起刑事指控的情况很少见，这将严重打击该公司本已岌岌可危的财务状况 ，并进一步损害其受损的声誉。

但这不是近两年才使得波音公司这个巨无霸持续下滑甚至跌落神坛的事例了。其发展历史早已预见了它们今天的下场。

现在我们可以尝试从其发展历史中，去看看它们是如何以贪婪的嘴脸毁掉自己的。

波音的崛起：是美国工业精神的缩影！

在1955年8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波音公司的试飞员Alvin 'Tex' Johnston驾驶着Dash-80，也就是波音707的原型机，参加了在西雅图附近华盛顿湖举行的年度水上飞机比赛。

这场比赛吸引了众多观众，其中不乏航空业的佼佼者。然而，Tex的飞行表演并非仅仅是为了展示飞机的飞行能力，他以一种近乎疯狂的方式驾驶着三引擎飞机，试图给在场的每一位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在这次飞行中，Tex进行了一次惊险的双桶翻滚，令观众和地面上的波音首席执行官比尔·艾伦都大为震惊。

他们担心这架新制造的飞机可能失控并坠毁。然而，这次飞行不仅是对飞机性能的检验，更是波音公司一次大胆的尝试和冒险精神的体现。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波音公司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作为一家以军用飞机制造为主的公司，波音在商用航空领域尚未取得显著成就。随着二战和朝鲜战争的结束，国防合同逐渐枯竭，波音公司急需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在这个关键时刻，比尔·艾伦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投入1600万美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打造一架喷气式运输原型机。

这个项目的风险极高，因为没有任何客户承诺购买这架飞机，而且市场前景也不明朗。然而，波音公司仍然决定孤注一掷，这一决定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经过几年的努力和不确定性，波音公司成功制造出了这架飞机，它就是波音707。这架飞机不仅缩小了世界，还开启了辉煌的喷气时代。

短短几年后，波音公司又开始了另一场冒险，即建造六层楼高、225英尺长的波音747。

在波音707首次飞行的1957年，不到十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曾经坐过飞机。到了1990年，乘坐过飞机的美国成年人比拥有汽车的人数还多。这一转变充分展示了波音公司在航空领域的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

波音公司前期得以快速成功，并积累庞大的原始资本，不仅仅在于其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更在于其企业文化和价值观。

几十年来，波音公司一直保持着低调、以工程师为主导的企业文化，强调创新和工艺的重要性。在这里，高层管理人员和基层工人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和沟通，共同为公司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的变化，波音公司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追求规模和利润的过程中，一些原本重要的原则和理念逐渐被忽视或淡化。

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公司的经营决策和发展方向，也影响了公司的品牌形象和公众形象。

波音公司的崛起和衰落是美国工业精神的一个缩影。

在崛起过程中，波音公司展现出了美国企业特有的冒险精神、创新精神和务实精神；而在衰落过程中，则暴露出了美国企业面临的一些普遍问题和挑战，如追求短期利益、忽视社会责任和企业文化等。

很少有公司能如此紧密地反映出这个国家自身的发展轨迹，走上崛起和衰落的曲线。

波音的衰落：是工程传奇到金融策略的牺牲品！

波音公司的辉煌始于其工程师们的创新精神和对卓越的追求。

只是这一传奇般的历程在1997年遭遇了转折点，当时波音决定与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合并。这一合并不仅引发了企业文化上的冲突，更标志着波音从工程驱动转向财务导向的起点。

合并后的波音与麦克唐纳道格拉斯的企业文化发生了激烈碰撞。麦克唐纳道格拉斯以其削减成本和追求财务业绩的文化著称，这与波音传统的工程师文化和追求技术卓越的精神大相径庭。

随着时间的推移，麦克唐纳道格拉斯的管理层逐渐接管了波音，其企业文化也在波音内部生根发芽。这一变化导致了波音从追求技术创新和产品质量，转向追求财务利润和股东价值最大化。

随着新一代领导人的崛起，波音的优先事项和词汇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公司开始更加注重“提升价值链”和“股东价值最大化”，而非制造伟大的飞机。

这种转变导致了一系列决策，包括外包和削减成本，这些决策虽然在短期内提高了财务表现，但长期来看却严重损害了产品质量。

这种变革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波音787项目遭遇了惊人的成本超支、延误和生产问题，最终因电池起火而暂时停飞。

737 MAX系列更是遭遇了致命的坠机事故，这些事故不仅让波音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更损害了其品牌形象和公众信任。

波音与麦克唐纳道格拉斯的合并可以被视为一个不幸的转折点，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当时美国企业界更广泛的趋势。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经历了从工业到金融、从生产到消费的转变。随着新兴工业国家的崛起，美国制造业开始面临压力，企业开始寻求通过金融手段来最大化股东价值。

这种转变的思想基础来自于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学派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司的唯一责任是最大限度地提高股东回报。这一理论得到了广泛认可，并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决策过程。

随着华尔街分析师的地位上升，工厂经理和工程师的地位相对下降。企业开始追求更高的净资产回报率（RONA），这导致了资源分配战略从价值创造转向价值提取。波音就是这一趋势的牺牲品之一，其从工程传奇逐渐沦为金融策略的牺牲品。

波音的贪婪：以财务报表增长为驱动力！

在当今的商业环境中，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提高资产利用效率以创造更多利润是实现企业目标的关键途径。但另一种增加资产净值的方法，却常常被忽视：那便是通过减少资产和降低成本来（大致）维持或提高利润。

这也是波音及许多其他公司选择外包策略的原因——从资产负债表中移除资产，以追求更高的财务回报。

波音公司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飞机制造的供应链极其复杂，使得维持高标准的质量变得极为困难。这种复杂性使得波音在追求财务目标的同时，难以保证产品质量和工程卓越性。

波音公司对这一财务导向的接受是全面而深刻的。

其数字令人震惊，过去十年中，波音通过股息和回购的形式将高达92%的现金流返还给股东。

自1998年以来，该公司已花费了惊人的635亿美元用于股票回购，这相当于按当前成本计算的大约四个宽体飞机项目和五六个窄体飞机项目的投入。

但华尔街压根就不关心飞机的制造或者质量，它更关注的是股息、行情涨跌。

在一次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波音的首席执行官戴维·卡尔霍恩在谈及新飞机计划和恢复股息政策时发出了相互矛盾的信号。

这引起了市场分析师的注意，他们普遍认为新飞机的商业案例在当前环境下难以证明其盈利能力。这实际上是对股息的明确偏好——即当下的利润胜过公司的未来投资。

考虑到20世纪70年代及其后几十年间，美国经济中各种力量相互影响、错综复杂且往往相互矛盾，这种财务导向的体系出现并不令人意外。

尽管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在下降，但其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和金融化程度却在不断提高。这种趋势将美国经济推向了华尔街的怀抱，其中制造业基础的衰退与金融业的崛起形成了鲜明对比。

更为难以理解的是，以哈里·斯通西弗为代表的这一代企业领导人似乎完全接受了这种经济转型。

在2004年接受《芝加哥论坛报》采访时，斯通西弗直言不讳地表示：“当人们说我改变了波音公司的文化时，那只是我的本意，让它像一家企业一样运作，而不是像一家大型的工程公司。”

这种直言不讳地公开表达财务目标的行为，不仅反映了斯通西弗本人的性格，也折射出当时美国社会和经济的一种普遍心态。

波音是一个“违背社会责任”的失败企业，也是美国过去、现在的经济发展缩影，它揭示了美国企业界在追求财务利润的同时，如何逐渐忽视了产品质量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这种转变不仅影响了波音自身的命运，也对整个美国制造业乃至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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