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对冲或退出：弱国盟友如何应对新威胁的上升 | 国政学人

庇护国的保护承诺和弱国盟友的战略自主素来是非对称联盟管理的重要研究问题。当出现新的外部威胁时，非对称联盟中的弱国盟友将如何进行战略选择？原先的非对称联盟又将产生怎样的变化？既有研究对于上述问题进行了丰富探讨，但存在各自的不足：首先，威胁制衡理论等国际安全主流理论仅回答了国家如何选择结盟伙伴，但并未探讨小国是否会因国际环境变化而退出现有联盟；其次，涉及联盟管理的相关研究讨论了“被牵连”的风险和加强联盟凝聚力的重要性，但并未分析大国维持联盟的能力是否会存在变化从而影响到联盟承诺，此外，这类研究也未关注到权力转移所带来的国家威胁性的变化；最后，权力转移理论则侧重研究崛起国和守成国权力分配的变化以及爆发战争的因素，而缺少对大国如何管理联盟伙伴的研究。

概言之，上述研究视角均未回答国际关系中的一类普遍现象：当出现新的外部威胁时，弱国盟友将怀疑庇护国是否仍具备保护它们的能力以及是否会继续履行既有的联盟承诺。倘若前者对上述两个问题产生了怀疑，则可能寻找其他方式以加强自我安全。由此，本文提出当非对称联盟面临新的外部威胁时，弱国盟友将会综合考量庇护国的承诺可信度与挑战国的威胁水平，从而在忠诚（维持与庇护国的结盟关系）、对冲（改善与挑战国的外交关系，抑或发展独立核力量）和退出（退出联盟：宣布中立或转向挑战国阵营）进行战略选择，从而基本回答了上述问题。

（一） 理论前提

第一，尽管存在联盟关系，但盟友之间的利益不完全一致，因而联盟本身存在分裂的潜在可能。

第二，基于有限理性假定，由于国家实力的差距，联盟关系对于弱国盟友更为重要，因而弱国具备强烈的动机来关注庇护国的联盟承诺，同时庇护国则存在逃避承诺的动机，这种不确定性也削弱了联盟威慑挑战国的可信度。

第三，非对称联盟中的成员具有威胁认知的层次差异：一是挑战国对于弱国的威胁紧迫程度更高，因而弱国更在意庇护国的保护能力和意愿；二是地理距离，假设弱国在地理上更靠近挑战国，无疑会存在更高的威胁紧迫性，从而更迫切地寻求更强大盟友的保护承诺。

第四，违背联盟承诺对庇护国也有较高的风险：一是失去盟友会降低大国所构建的集体安全防卫能力；二是可能会损失自身的国际声誉；三是将盟友推向敌人，造成“此消彼长”的风险。

第五，庇护国具有阻止弱国盟友获得核力量的动机：一是如果盟友获得独立的核力量，则会减少庇护国对其外交决策的影响力；二是挑战国可能会发起“预防性战争”以阻止弱国获得核力量，从而增加庇护国的“被牵连”风险；三是共同阻止核武器扩散，以降低核战争爆发的风险。

（二）因变量：弱国盟友应对外部新威胁的策略选择

当非对称联盟面临一个新兴威胁时，弱国盟友可能存在以下三种策略选择：

1. 忠诚：维持或加强既有联盟关系：自发地选择留在联盟以对抗挑战国。

2. 对冲：一是外交对冲，采取多种相互矛盾的外交政策来保持自身在大国盟友和挑战国之间的战略灵活性，它既包括采取相关策略以尽量减少被大国盟友抛弃的风险，也要试图改善与挑战国的外交关系。二是内部制衡，提高自身的军事和国防能力，本文主要关注弱国发展独立核力量以提高自身的威慑力。

3. 退出：一是退出联盟并宣布中立，即在外部威胁减少或消除的情况下，退出既有的联盟关系，其风险在于国际法的保护具有不确定性，即仍可能面临挑战国的安全威胁；二是背叛庇护国并与挑战国结盟，其风险在于既可能受到来自庇护国的惩罚，也可能会受到挑战国的“摆布”，例如被迫签订更为苛刻的条款协议。

   
   

图一：弱国盟友应对外部新威胁的策略选择光谱

（三）自变量：挑战国的威胁水平与庇护国的承诺可信度

1、对挑战国威胁水平的评估

（1）挑战国的总体实力：包括人口规模、工业基础、技术进步以及其军事机构的规模和复杂度。现实主义认为实力优势代表权力优势，从而意味着更高的威胁水平。

（2）地理位置邻近度：在地理上越接近挑战国，则意味着能感知到更高的威胁水平。

（3）挑战国的进攻力量：挑战国的常规军事力量越强、军事行动越没有地理障碍，则被认为威胁水平越高。

（4）挑战国的进攻意图：挑战国的进攻意图越强，则意味着威胁水平越高。例如追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国家可能被视为拥有更强的进攻性、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可能会被视为威胁来源，以及对于领土争端的历史记忆也会影响对进攻意图的判断。

2、庇护国安全和保护承诺的可信度

当挑战国的威胁水平上升并逐渐改变庇护国原有的权力优势时，庇护国履行其联盟承诺和保护弱国盟友的成本和风险将会增加，进而导致联盟管理中常见的盟国“被抛弃”和庇护国“被牵连”的问题。一般认为，庇护国存在两种方式能向盟友保证其承诺的可信度。

（1）庇护国需要保持在整体军事能力上的相对于挑战国的优势，同时也要在执行保护盟友所需的特定军事任务的能力上保持相对优势。

（2）庇护国必须表示愿意为盟友部署军事资产以加强后者的防御能力，最重要的方式是在盟友的领土上部署军队，其他方式还有参与联合战争计划以及在联合演习中实施这些计划。

（四）提出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当非对称联盟面临来自挑战国的新的外部威胁时，将会综合考量挑战国的威胁水平和庇护国的承诺可信度以及二者间的交互作用，从而确定自身的策略选择。总体来看，当非对称联盟中的弱国意识到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威胁时，将会更关注庇护国的保护承诺。即新的外部威胁为弱国改变其原有的战略选择（忠诚）提供了必要不充分的条件。只有当庇护国的承诺不可靠时，弱国才会开始考虑对冲（外交对冲或核对冲）、退出（中立或背叛）。随着弱国对庇护国承诺可信度的怀疑程度深化，则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首先，如果弱国盟友开始发现庇护国不能或不愿意保护它们对抗挑战国的迹象时，就会选择进行对冲。由此，可提出以下三项假设：

1、假如庇护国展示其保护弱国盟友的能力和意愿，弱国盟友可能会保持对联盟的忠诚。

2、假如弱国盟友怀疑庇护国的保护承诺并且其自身缺乏核力量的威慑时，前者可能会采取外交对冲：寻求改善与挑战国的外交关系，并且保持与庇护国的联盟关系。

3、假如弱国盟友怀疑大国的保护承诺且有自身能力追求独立核力量时，可能会采取内部制衡，例如核对冲，即努力发展核武器等军事力量以提高自身的安全威慑。

其次，如果弱国盟友判断庇护国不再拥有足够的军事能力来执行对履行其承诺至关重要的任务，抑或缺乏履行其承诺的意愿，将选择退出联盟。而决定弱国何以选择中立或背叛的关键在于挑战国的威胁水平。由此，可提出以下两项假设：

1、假如弱国盟友怀疑庇护国的保护承诺，并且挑战国严重威胁到弱国的领土主权或者弱国可能成为庇护国与挑战国的主战场时，则可能会选择中立。

2、假如弱国盟友怀疑庇护国的保护承诺，并且认为背叛庇护国后仍能保持领土主权（表明挑战国威胁水平相对较低），则可能选择背叛（加入挑战国阵营）。

总体来看，在以下三个案例中，随着时间推移，非对称联盟中的弱国均愈发怀疑其庇护国盟友是否具备能力和意愿保卫其免受它们认为是威胁的国家（挑战国）的侵犯。案例总结如表1所示。

第一个案例追溯了罗马尼亚自20年代中期以来与法国结盟，却最终在1940年叛逃到纳粹德国的实践。具体而言，罗马尼亚本与法国结盟，随着30年代法国的保护承诺开始削弱，罗马尼亚开始选择外交对冲。当罗马尼亚最终判断法国不会保卫其免受德国和苏联的威胁，而德国却表达其对罗马尼亚并没有领土威胁，并且会保护其免受来自苏联的更紧迫的威胁时，因而罗马尼亚最终从外交对冲转向背叛与法国的联盟，并加入了轴心国阵营。

第二个案例概述了比利时在1936年退出了与法国的结盟而做出保持中立的决定。具体而言，20世纪30年代开始法国的保护承诺可信度愈发降低：随着德国崛起的日益威胁，德法军事实力对比已经扩大，法国却选择保持守势并且未展现保护比利时的决心。尽管比利时退出与法国的联盟可能导致德国进入自身领土甚至被永久占领，但为避免成为法德爆发冲突的主战场，比利时因而选择保持中立。

第三个案例则是作者为了进一步确定弱国盟友发展独立核力量对其战略选择的影响，从而选取了联邦德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试图发展核力量但最终选择放弃的案例。在冷战初期，联邦德国的领导层担心美国延伸威慑承诺的可信度，因而试图加强内部制衡，通过发展核武器实现核对冲战略，然而随着美国对联邦德国确保了更可信的安全和保护承诺，从而促使联邦德国最终放弃对加强自身核威慑力量的追求，即选择忠诚。

表1 案例总结

是什么决定了非对称联盟面临新威胁时弱国盟友的行为选择？本文提出弱国的策略选择将基于对庇护国的承诺可信度和挑战国的威胁可信度的综合考量。首先，当庇护国的保护承诺可信度较高时，弱国将保持对既有联盟关系的忠诚。其次，当弱国开始怀疑庇护国的承诺时，则会选择采取对冲：若弱国具有核选择，则可能选择核对冲以加强内部制衡；反之则采取外交对冲，维持既有联盟关系并改善与挑战国的外交关系。最后，当弱国对庇护国的承诺愈发怀疑时，则愈有可能选择退出联盟，在此情况下若挑战国的威胁水平较高（例如严重威胁到弱国的领土主权或者弱国可能成为庇护国与挑战国的主战场时），则可能会选择中立；若挑战国的威胁水平较低（例如弱国能保持领土主权）则可能选择背叛庇护国。作者后续通过对二战前夕的罗马尼亚和比利时以及冷战时期的西德等三个案例的分析，基本验证了前文的理论假设。从理论意义上看，作者关注到新威胁出现时非对称联盟中的弱国行为选择，所选的两大变量较为合理，分析逻辑基本自洽，是对传统威胁制衡理论的补充，具备一定的创新性。

此外，译者认为本文存在以下三点不足：首先，文章最后探讨了当前美国如何管理联盟体系并提高对盟友的承诺，以对抗所谓的来自中国和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威胁，虽然符合其西方式的政策导向，但这一论断显然是出于西方中心论和错误知觉。其次，作者重点关注的是来自挑战国的威胁，这事实上也忽略了受庇护国自身可能存在的进攻性意识。并且作者对小国的联盟选择的分析可能有所遗漏，例如小国可能存在“议价”的机会主义行为，即在联盟中保持观望态度，若大国盟友加强联盟承诺则留在联盟，若挑战国给出更多“退出承诺”则背叛联盟，由此则反映了作者理论框架的局限性。最后，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已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维系其霸权的联盟体系，其联盟组成和联盟管理均更为复杂，因而作者提出的理论框架是否适用于当前美国的联盟体系仍需要得到更多观察与检验。

asymmetric alliance

非对称联盟

alliance commitment

联盟承诺

diplomatic hedging

外交对冲

threat perception

威胁认知

aggressive intentions

进攻性意图

校对 | 谭皓宇 范昊晖

审核 | 李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