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肖：我不是谢耳朵

本周末，让我们来看一位物理学家的人生故事，就是《生活大爆炸》里的谢尔顿，等一下，我们说的是他在现实中的原型———美国物理学家谢尔登·格拉肖。

《生活大爆炸》里的谢尔顿喜欢物理，工作中有笑料，有乐趣，还有一群朋友。现实中的格拉肖生活里也有欢笑，也有友情，只是真实的人生除了喜剧，还有另一层不那么明亮的色彩。或许只有在电视剧里，所有人物能在大结局之前有个完美结局。那些未解决的种种困境，属于我们每天生活的真实世界。

希望这个故事能让你想起自己生活中的点滴，想起快乐，也接纳那些不完美的缝隙。

周末愉快！

文｜查非

物理学家谢尔登·格拉肖（Sheldon Glashow）每次到中国访问，提问环节总有一个相同的问题——你是「谢耳朵」吗？

格拉肖最大的物理学贡献在基本粒子和量子场论，所以他花了一点时间才搞明白，这些年轻学生们老问他的The Big Bang Theory，并不是指宇宙学模型，而是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他也因此知道这部剧的主角「谢耳朵」叫做Sheldon Cooper，据说Sheldon来自于他的名字，Cooper来自他的高中校友、另一位诺奖得主利昂·库珀（Leon Cooper）。

起初他会耐心解释这些背景，后来他累了。最近一次发生在2024年末的北京，他再次听到《生活大爆炸》的问题后，触电般地狠狠摇头，「No！我才不看什么愚蠢的电视剧，我做的是物理研究！（I don’t watch silly programs on television! I do physics!）」

事实上，格拉肖拥有一个远比剧本更精彩的人生。他拥有松弛自然的镜头感，天生就是喜剧主角，你一定会在人群中第一时间注意到他——在座无虚席的研讨会现场，坐在第一排的都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其中一位诺奖得主会在听报告时突然提问打断，另一位诺奖得主则习惯于跟台上频频点头互动，而坐在中间仰着头呼呼大睡的那个人，就是格拉肖。

轮到他上台演讲，只有他一个人的PPT里没有图表，也没有数据，他把拐杖放在讲台上，按照年份把自己的经历讲一遍，就是他的所有分享内容。他讲话永远有意料不到的后半句：他会在介绍同时代物理学家的时候，详述哪些人吃饭挑食；人们请他讲自己在波士顿大学工作的经历，他讲的是自己如何在一系列重磅讲座中全程睡着了。

还有一次发生在美国物理学会的访谈上，他讲述了科普的艰难，他和同行们专门到不同地方的学校给学生们组织活动，讲起如何让孩子们对物理感兴趣，以及为此他尝试过的种种努力。讲到最后，他说， 「这真是一趟了不起的旅行，我在那座城市找到了全世界最好的男装店。」

只要听他一直讲下去，你会觉得物理学是一门充满了笑料的学科，一个物理学家的生活几乎等同于一部没有剧本的情景喜剧。这个结论大部分时候成立，只是他的真实人生里并不都是乐趣，尽管幽默是他骨子里的特点，但他有过更严肃的时刻，一些他偶尔才会讲的、跟喜剧相悖的物理人生。

另一面的人生从小时候就开始了。上学时的格拉肖是一个喜欢假装正经的孩子。他小时候很胖，从六岁就开始戴眼镜，不擅长任何运动，在人群里很不起眼。物理给了他一种大人感。他从科幻小说里学到的物理知识，让他能在同学面前绘声绘色地讲解原子弹的原理。一个不会打棒球的小胖子也可以成为校园明星，这让他很得意。

也正是物理，带来了新的友谊。在布朗克斯理科中学读书的时候，他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其中有两个关系最要好的死党，杰拉尔德·费恩伯格（Gerald Feinberg）和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三个人经常一起坐地铁放学回家，也会凑在一起去第四大道上的二手书店，淘那些印着「量子力学」字眼的书。他们一起读科幻小说，一起给喜欢的科幻作家写信，还组建了一个科幻俱乐部，办了一本校园科学杂志，费恩伯格担任主编，温伯格和格拉肖负责写稿，他们还给自己的刊物做宣传，邀请知名作家给他们供稿。

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最喜欢像大人那样讨论物理。吃午饭的时候，费恩伯格喜欢讨论量子力学问题，虽然内容限于他当天学到的知识，而格拉肖的午餐更忙，因为中学数学只学到立体几何，他在餐厅里找了一位懂微积分的同学，边吃饭边跟他学习微积分。温伯格、费恩伯格和格拉肖回家的路线相似，放学路上就是三个男孩的物理幻想时间。这是格拉肖直到80多岁依然能够绘声绘色复述的回忆场景——在地铁里，他跟小伙伴炫耀，「我今天学了微积分！」温伯格马上回了一句，「那有什么，我学了测不准原理！」费恩伯格出来说，「那么，为什么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超越光速？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吧！」

那是人生最纯粹的一段时间。三个中学生想象自己是真正的物理学家，讨论着宇宙中最深邃的问题。

这份快乐一直延续着，直到时间一步步地把他们变成了真正的大人。考大学那一年，费恩伯格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温伯格和格拉肖都被哈佛拒绝了。因为两个人选择的学校一样，温伯格的爸爸开车带着他俩一起去看他们的备选学校——他们先去看了普林斯顿大学，当时的普林斯顿校园里只有男生，吃饭时要像英国的大学那样穿着正装，两个人一看就放弃了；第二站是康奈尔大学，「我们俩都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去过农场，看到学校在山上，还能看到牛啊猪啊和小鸡，我们觉得有趣极了」；就这样，第三站的MIT以「平淡无奇的城里学校」迅速落败，他们决定去康奈尔大学。

他们一起开始了大学生活，一起上课，一起听讲座。温伯格住在大学兄弟会的宿舍，格拉肖和几个同学合租在校园外。那时候他们开始有各自的生活，不过还是会常常聚在一起。碰上物理学讲座，俩人像中学的时候一样结伴去听，听完互相嘀咕，「我一个字也没听懂」，他们还会写信给留在纽约的费恩伯格，跟他分享各自的新发现。

就是在长大的日子里，格拉肖开始立志成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他喜欢研究理论，但另一个原因是，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成为实验物理学家。在康奈尔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在实验室打碎了所有他碰过的试管，导师很快给了他一个及格成绩，然后要求他再也不要进入实验室。他被同学们列为一种新的物理现象——物理学家泡利只要待在房间里，什么实验都进行不下去，这是物理学中出名的「泡利效应」，鉴于格拉肖造成的损失有限，他暂时被称为「小一号的泡利效应」。

格拉肖图源视觉中国

后来，格拉肖进入哈佛大学继续攻读，而温伯格去了普林斯顿大学。他们开始在物理学中深造，兴趣和天赋让他们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只是渐渐地他们都开始发现，物理的深处，里面并不总是物理。

格拉肖的导师是朱利安·施温格（Julian Schwinger），量子电动力学的创始人之一。入学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导师将在11年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也不知道那一年与他共同获奖的还有费曼和朝永振一郎，但格拉肖那时候就知道，这些名字是跟导师对话时的禁词。「他们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他们也是竞争对手，所以你不能在施温格在房间里的时候使用费曼图，但这件事真的让我为难了好一阵子，因为我觉得费曼图就是描述粒子之间相互作用最合适的工具，我真的想不出来第二种描述方式。」他在跟美国中学生对谈的时候说。

另一个现实领悟是，作为职业的物理并不总是一份好工作。他看到身边的人陆陆续续转行，尤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计算机和金融行业成为更有吸引力的选择。他的大学舍友投身金融行业，很快成为开着玛莎拉蒂来接他吃饭的亿万富翁。格拉肖培养的博士生在交往了计算机系女朋友后，回来告诉他，他不想继续研究物理了，他要去研究计算机。后来格拉肖在北京见到了这位学生，那时候他已经获得了图灵奖，欢迎仪式上他的名字比格拉肖更为人熟知——姚期智。

格拉肖一辈子都在研究理论物理，但是，找工作、换工作、升职、加薪、谋求业界声名——这些也是物理人生的一部分。他博士毕业后想去莫斯科，结果收到了苏联大使馆的签证拒签信。他后来先去了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员，又去了斯坦福大学当助理教授，工作几个月后他发现当时的斯坦福大学不允许助理教授转终身教职，格拉肖跑去找负责人确认，他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我可以得到终身教职吗？」

「老实说，不行。」

「那么我干到年底就走。」

格拉肖很快转去了伯克利大学，在那里获得了终身教职，之后回到哈佛大学，担任教授。他和同事聊天的时候会互相打趣，「只有失败的物理学家才能成为大富翁。」

就在等苏联签证的时间里，格拉肖在哥本哈根的玻尔研究所工作了两年，正是在那段失意的时间里，他发现了SU(2)×U(1)结构，在1960年9月完成了题为「弱相互作用的部分对称性」（Partial Symmetries of Weak Interactions）的论文，次年2月发表在欧洲物理学会主办的《核物理学》（Nuclear Physics）期刊上。

这篇论文成为他最终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主要依据。格拉肖的想法在十几年后才在实验中得到证实是正确的，当时能够理解这一想法的只有他、他的导师施温格，以及他的博士后导师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盖尔曼在1960年的罗切斯特会议上将格拉肖的文章做了公开报告，但反响冷淡。

与此同时，他的老同学也在做相关研究。1967年11月20日，温伯格题为「轻子模型」（A Model of Leptons）的论文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它标志着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的电弱统一理论的正式诞生。在接受《CERN信报》（CERN Courier）采访时，温伯格回忆了他的发现过程，当时他们一家人从伯克利搬到了剑桥，妻子正在哈佛大学攻读法律学位，所以温伯格要负责照顾4岁的女儿，送她去幼儿园，陪她出去玩，关于电弱统一的很多思考都是坐在公园长椅上看女儿玩耍时完成的。

随着越来越多人加入讨论，更多人推动了研究进展，电弱统一理论逐渐凸显出它的价值。它成为了那段时间争夺诺贝尔奖最热门的话题，也正在这个时候，故事开始变得现实。

评选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过程中，凭借这项研究获得最多提名的候选人既不是格拉肖，也不是温伯格，而是巴基斯坦物理学家阿卜杜勒·萨拉姆（Abdus Salam）。这在很长时间内是一个争议问题，萨拉姆并没有就此工作发表过任何期刊论文，他的报告方式是在1968年的诺贝尔研讨会上做的学术报告，这个时间也明显晚于格拉肖和温伯格的研究工作。他的学生诺曼·多姆贝（Norman Dombey）曾公开发文批评自己的导师，指责萨拉姆用各种手段跟诺奖评委拉关系，借助人脉向评委兜售「萨拉姆模型」，还利用自己掌控的资源招待包括狄拉克在内的大师级物理学家，从而获得更多重量级提名。据说格拉肖一开始连提名候选人的机会也没有，当年的评委会几乎要确定授予温伯格和萨拉姆两个人，最后是在另外两位大师级物理学家强烈要求下，格拉肖才在最后时间跻身名单。

这些是他小时候未曾想到的「大人的物理」。在接受历史学家大卫·齐泽勒(David Zierler)专访时，格拉肖说起自己的诺贝尔奖经历，讲起的并不是愉快的回忆：

「到了1970年代的后面几年，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成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但与此同时，我发现我的老朋友史蒂文·温伯格正在竭尽全力为他自己和萨拉姆争取同一个奖项。特别是在一次东京的会议上，他在讲述弱相互作用理论的历史时，刻意没有提到我的名字。这让我非常生气，也直接终结了我们的友谊。1979年夏天，我应邀参加斯德哥尔摩的一场会议，讨论物理学的最新进展。会议之前，我把我的讲稿寄给了史蒂文，他对我的演讲表达了强烈反对，因为里面探讨了一些可能替代温伯格-萨拉姆理论的观点，实际上，我的演讲是开放性的，我是在探讨他们的——更准确说应该是我们的——理论是否正确」，「他认为这会威胁到他为自己和萨拉姆争取诺贝尔奖」，「我们的争论非常激烈，最后我只能挂断了电话」。

1979年，格拉肖、温伯格和萨拉姆三个人共同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典礼上，他们依次接过了诺贝尔奖奖章。在此之前，电弱统一理论一直被广泛称为「温伯格-萨拉姆理论」，在那之后，才改称为「格拉肖-萨拉姆-温伯格理论」。

此后许多年，他们变成了陌生人。格拉肖的学生后来写文章回忆，当时他知道格拉肖和温伯格应该是高中同学，他们在哈佛大学的办公室就在隔壁，但是从来没有人见过他们俩说话。

三年后，温伯格离开哈佛大学，和家人一起到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工作。格拉肖在哈佛大学工作到2009年，之后转去了波士顿大学，直至退休。此后他们的人生只有两次交集，一次是格拉肖去奥斯汀做演讲，另一次是格拉肖想约温伯格写文章，讨论疫情后的物理学发展受阻，但温伯格没有写。

只有在电视剧里，一切冲突才能在剧终之前得到完美解决。真实的生活里更多是说不出口的苦涩，不会愈合的伤疤，和漫长而徒劳的等待。

1992年，费恩伯格因癌症去世，享年58岁。他是格拉肖一生的朋友，高中毕业后的费恩伯格一直留在哥伦比亚大学，他成为李政道的研究生，随后留校成为本校教授，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小时候他们老喜欢比赛谁学得多，后来他们比赛谁发明了更多新词。接受美国中学生采访时，格拉肖还会饶有兴致地介绍，费恩伯格发明了一个新词Tackyon，一种速度超过光速的假想粒子；格拉肖发明了更多新词，其中一个是Metaquestion，一种不能用现有规则解释、没人知道规则是什么的问题。只是，温伯格缺席了这样的对话。

访谈中齐泽勒问他，诺贝尔奖背后的故事，对你来说是个人伤害更大，还是职业伤害更大？

格拉肖的回答是：「其实我和史蒂文作为朋友的亲密，早在很久之前就淡化了。我们在高中时十分亲近，之后也持续了很多年，后来开始慢慢变淡。只是他在那次东京会议上的报告，彻底终结了我们的友谊，在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不再有任何交流的可能。」

2021年7月23日，温伯格去世，享年88岁。格拉肖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了这位他的科学上的伙伴。文章是这样开头的，「在我们88年的生命里，我和史蒂文认识了74年。」他讲了他们在中学一起组建的科幻俱乐部，一起做的课堂作业，一起去康奈尔大学，一起合作的最后一篇论文，一起拿诺贝尔奖。他们的故事只讲到诺奖颁奖礼之后的官方活动就戛然而止。讣文最后，格拉肖这样写道——

「自那以后，我和史蒂文几乎不再说话。我们的友谊绵长而富有成果，但它不可能继续下去，为此我感到遗憾。无论如何，我们的生命早已如此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他的死亡不仅仅是科学界的巨大创伤，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样。」

整个职业生涯里，格拉肖写过一本教材，叫做《从炼金术到夸克：给文科生的物理学》（From Alchemy to Quarks: The Study of Physics As a Liberal Art）。这是一本写给外行看的物理学教科书。格拉肖说自己上中学的时候，物理教材特别枯燥（dull），他一直记着那本教材的作者叫做查尔斯·达尔（Charles Dull），当时他常对着这个名字感叹物理的晦涩，「Dull先生的书还真是Dull」。后来他到哈佛教书的时候，正好赶上哈佛大学的教授们纷纷自己写教材，推动教育改革，他也投身其中，把自己的幽默天赋倾注在这本书里，一边讲故事一边讲物理。他在编撰这本教材的时候特意强调，希望这是一本给「会算数的诗人看的物理学」。

到了真正上课的时候，他才渐渐领悟到现实的真相——阻碍年轻人学习自然科学的并不是枯燥的教材，坐在台下的很多学生既不了解自然科学，也对它不感兴趣，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在乎。把文章写得再精彩，多半也是徒劳。

只要活得足够久，同一种沮丧就会反反复复出现。他的孩子们在当地最好的教育系统读书，但他发现学校教平面几何的方法有问题，没人教孩子用圆规画等边三角形，以至于他的孩子放学后跑来问，「爸爸，你有三把直尺吗？我需要画一个等边三角形。」格拉肖一度积极参与当地教育改革项目，也会协助审核教育标准，想要改变这种教育状况。但这和他所经历的物理生涯一样，里面掺杂着不同利益、不同立场，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立场争论，很难协调，也很难改变。过了几年，家里年纪更小的孩子上学回来，还是照样问他，「爸爸，你有三把直尺吗？我需要画一个等边三角形。」

格拉肖放弃了继续写教材，也不再参与教育改革。只在说起这些事的时候，他失去了自己的喜剧天赋，「这一切真的挺让人沮丧的。」

这才是真实的物理和人生，没有英雄结局，也没有团圆与和解。真实的人生不像任何一部电视剧，更像是一部悲喜剧，里面藏着所有人只会讲一半的困局。

他最近一次来北京，活动现场专门有一位工作人员负责拦住那些找他签名的人，挨个劝退他们，「不要打扰谢耳朵」。他依然被问到了《生活大爆炸》的问题，但在那之前，他先讲了一遍自己的故事，然后反过来向这些观众提问：

「我发明了一个词，leucippity。这个词意味着那些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会得到证实的预言，就像等了十几年才被实验证实的电弱统一理论，等了50年才被发现的希格斯粒子，还有等了100年的引力波。这个词还没有收录进牛津英语词典。不过，我已经有一个词在牛津英语词典里了。」讲话中途，他突然向台下的观众提问，「你们能猜出来是什么吗？」

等了好一会儿，台下无人响应。「Charm！」他大声喊道，「我为它提供了一种新释义，粲夸克（charm quark）！」

说这句话的格拉肖已经92岁了。他的人生足够丰富，里面包含了发现、乐趣、友情、奋斗，也有孤独、背叛、伤痕和遗憾。现实早已为他准备了一出最独特的剧目，他根本不需要去看电视剧。这就是至今依然不喜欢看电视、一辈子活在现实和物理中的谢尔登·格拉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