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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国父孙中山的一生，大家想到的可能都是历史课本里的临时大总统、二次革命、护法战争等等。从清朝末年开始，无数海外志士都在不约而同的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孙中山只是其中之一，在这些群体中，他的身价不是最高的，革命事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可是他为什么会成为革命第一人，成为革命党群体公认的权威？这还要从1896年，他险些被当成精神病遣送回国的伦敦蒙难记说起。
◇ 图为兴中会成员合影
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开启了自己的革命生涯。一年后，他回到中国，筹备自己人生第一次的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很快，起义宣告失败，孙中山的好友陆皓东牺牲，孙中山被两广总督谭仲麟缉捕，他从广州逃到香港，然后经过日本美国最后落脚英国伦敦。在路上，孙中山自以为很安全，曾公开照了一张照片，而这张相片也将引发后来的故事。
◇ 图为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的孙中山（中）、陈少白（左）、郑士良（右）。
原来，此时清朝也正在通缉抓捕这位“造反头子”，却苦于没有照片，不能按图索骥抓人。得亏孙中山自己露出马脚，照片的复印件落入清政府密探手中，让清廷在全世界的外交人员有机会伺机抓捕这个大反贼。
◇ 图为清政府缉拿钦犯孙中山出具的悬赏领款密件
1896年10月1号，孙中山乘坐轮船抵达英国，到英国后整日无所事事在大街上闲逛，还多次去拜会自己学医时的英国老师康德黎。康德黎见到孙中山很高兴，好意提醒：“满清公使馆与我家同在一个街区，你来往时要小心！”但孙中山却并不在意，因为按照英国法律，清政府的人无权在英国抓捕他。
结果清政府不按套路出牌，果然出事了，10月11号上午，孙中山从旅店出来，打算找老师康德黎一起去教堂做祷告，正在路上突然被两个人拦下搭讪，就在闲谈中孙中山毫无戒备，被两个人半拉半推拽进一间屋子里锁上房门。这里就是清朝驻英国使馆，清政府聘用的使馆参赞，英国人马格里跟孙中山说，这里是中国领土，你将会收到中国法律的惩罚，言罢离去，只剩下孙中山呆立在原地。
将孙中山绑架后运回国，这是清朝驻英公使馆一直在密谋的一件事。现在人抓到了，该怎么处理众人意见不统一，一开始有人决定在公使馆里秘密处决，马格里首先站出来反对，这么做违反国际法，一旦做了将给自己惹大麻烦，到时候英国政府有权利将清朝外交官驱逐出境。驻英公使龚照瑗也不想因为这么个反贼惹得沸沸扬扬，于是准备B计划，将孙中山押上船运回国，不过这种秘密抓捕的人，肯定也得秘密上船，买票登船验护照肯定是行不通。龚照瑗让马格里租一艘船，专程把人送回去，这么做虽然也不合规，但马格里毕竟身份是清政府的外交官，要是不听上级指挥自己就该被辞退，饭碗就没了。只得硬着头皮去找轮船公司，跟轮船公司说需要运的这个人是精神病，脑子有问题，自己一个人从广东跑出来的，现在得把他送回去。
◇ 图为孙中山伦敦被诱捕关押
轮船公司那边一再想问这个人本人有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为啥要用这么见不得人的方式托运，而马格里一概强调孙中山是“精神病人“无法正常用语言沟通，目前只能接受隔离治理，就这样这家轮船公司只好同意送孙中山回国。
另一边被当成精神病的孙中山，则是一刻不停的想办法自救，他先是求公使馆里的英国人，让他们帮忙带书信出去，但一连几天都毫无回音，孙中山意识到这些书信可能被公使馆的人没收了。紧接着他又写了求救纸条，和硬币包在一起扔出窗外，他这个窗外不是大马路，而是院子里，扔出去的那几张纸条都被工作人员捡走了，于是他们又把窗户钉死。当孙中山看见窗户也被封上，知道自己彻底崴了泥了，自己最后求生的机会就在负责送饭的两个英国工作人员身上。
◇ 图为囚禁孙中山的清政府驻英公使館
这一天，英国工作人员按照惯例给孙中山送饭，孙中山眼珠一转，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认真的对他说：“我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想谋求改革中国，而中国皇帝仇恨基督教，所以要把我抓起来杀了。我这种情况，英国人都会同情的。”他打算利用英国人对耶稣的虔诚信仰，请求工作人员，不要让天父的兄弟被异教徒所杀害。虽然公使馆的工作人员早就提前告知，这位关押的人犯是个精神病，说了什么都不要听，但是这次这个工作人员出于本能，还是按照孙中山的请求，把他的求救口信带出去，交给了康德黎博士。
◇ 图为康德黎
那边自从孙中山无故失踪后，他的老师康德黎就在到处打探孙中山的消息，当他接到孙中山被关在大清公使馆的消息后不敢有任何耽搁，立刻去警察局报警，但是警察光听他们的一面之词，也没有任何物证，贸然去搜大清公使馆，这个责任谁都担待不起，于是做完笔录后就把案子放在一边不予理睬。
康德黎一看警察不行，真出问题在拎出来两个临时工顶包，不解决任何问题，看来找警察不如找记者，随后他向《泰晤士报》求救，但这家报纸请示英国外交部，英国的官僚作风也很严重，那种人浮于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格深入人心，除了和某些重量级选手相比外，英国官僚主义也算是名列前茅了。所以外交部经过商量决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予刊登孙被拘捕的消息。
◇ 图为最早披露孙中山伦敦蒙难消息的英国《环球报》
最后，康德黎的上访被守候在法院的《环球报》记者听到了，《环球报》是个小报社，正愁没什么大新闻，因此选什么事儿登报不用那么瞻前顾后，在当晚就刊登了孙中山被清公使馆诱捕的消息。结果立刻就上了热搜，引发英国各界强烈反应。公众舆论一致同情孙中山，谴责公使馆的卑劣行径，英国朝野也对此极表关注。强大的社会舆论，迫使英国政府向清公使馆提出交涉，10月22号，英国外交次官传唤了马格里，要马格里放人。马格里赶紧报告龚照瑗，当天晚上，龚照瑗就收到英国外交部一封言辞激烈的外交通知。
第二天，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向清公使馆发出照会，要求公使馆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立即释放孙中山，否则就将大清驻英所有外交官全部驱逐出境，当天下午，龚照瑗决定释放孙中山，由龚照瑗的侄子龚心湛将孙中山从密室中请出来，公使馆门外挤满了看热闹的民众，那一刻，孙文变成了对抗旧势力，引导新文明的“大英雄”。
在媒体的帮助下，孙中山从一个反贼逃犯，一跃变成海外华人群体中最大的革命旗帜。那位亲手放出孙中山的龚心湛也值得介绍，他在北洋时代曾担任过北洋政府总理，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去世，龚心湛以北洋执政府内务总长的身份，代表段祺瑞执政府到孙中山灵柩前行礼吊唁，所以后人又说龚心湛和孙中山是“生死之交“。还有通缉孙中山的两广总督谭仲麟，他儿子是国民党元老谭延闿，这些民国时代的大人物，到头来都是旧相识。
孙中山的这次伦敦之旅，让他在鬼门关前走一遭，也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革命的道路。因为伦敦警察，泰晤士报记者的不作为，让近代中国险些少了一名国父，多了一位精神病患者；也多亏了环球报记者及时登报，在没让上述的可能变成现实，当十几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之际，估计那位记者自己也没想到，自己的一篇报道能引发这么大的蝴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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