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蜀才”曾道：黄侃推为“甹侠”的传奇人生||江荞

江 荞

近代国学大师黄侃的日记中，记录了与他交往的二三十位巴蜀学人的身影，曾道即是其中记载的第一人。

曾道，字通一，清光绪六年（1880）生于四川省金堂县姚渡乡（今属成都市青白江区）。他早年毕业于成都高等学堂，随后留学日本，于东京早稻田大学毕业，期间师事章太炎，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返国后，参与于右任在川陕鄂边境的反清活动。入民国，随四川军政府之副都督张培爵，任督军署参议官，不久转任四川濬川源银行北京分号经理。之后从事反袁活动，抗战前回川，专任监察工作至逝世。

一、留学日本，师事章太炎，加入同盟会

关于曾道留学日本的具体时间等情况，未见于目前的各种记载。笔者最近通过两种未刊日记的手稿本，寻获到一些信息。一种是《觉庵日记》，另一种是《李植日记》。觉庵其人不详，但与曾道都是金堂人，曾经与“打倒孔家店第一人”的新繁人吴虞（1872—1949），一度同在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就读。李植字培甫（1885—1975），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章太炎弟子、同盟会会员，抗战前曾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

据觉庵在日记里记载，乙巳（清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廿三日，即1905年11月19日，正在成都做赴日留学准备的觉庵，收到曾道从日本寄来的信件，托他帮忙为一个叫曾少原的人，介绍能教授英语的老师或者学校。这位曾少原也是金堂人，觉庵并不认识，笔者推测或许应是曾道的某位族人。由此说明曾道至迟在1905年，即已在日本开始留学生活。

次年（丙午）四月十六日，即1906年5月9日，觉庵从成都启程赴日本，于闰四月三十日，即6月21日抵达东京。但直到丁未正月六日，即1907年2月18日，觉庵到东京的8个月以后，才终于与曾道见面。可见他们彼此的留学生活，日常时间非常紧张。觉庵在日记里留下了曾道的居址：丰多摩郡户塚村下户塚六百五十五番第二、三崎馆。丰多摩郡，在东京的新宿范围，新宿与曾道就读的早稻田大学相隔距离，仅相当于今天地铁的两个站点。

李植在1942年2月2日的日记中，回顾了30多年前，他与曾道等5人，在东京连续用了两个通宵的时间，将章太炎文本系统最复杂的《检论》论文六七十篇手稿，合力全部抄写以后付印，并自叹“今则无此勇敢，目力亦不逮矣！”

又据李植1946年1月2日记，民国初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龙泉寺时，为前来探望的曾道写过一件横幅，说自己平生“交游蜀才为多”。章太炎在此的“蜀才”赞许，表示出他对曾道等川籍弟子的看重和称赏。

二、黄侃受困，曾道援手

黄侃（季刚）是辛亥反清武昌首义领导者之一，入民国后却弃问政治，不谋仕禄，潜心学术，扶老携幼旅居上海，但“穷困特甚，举家赁居阁楼，几无容席地”，“时或饘粥弗继，尤殚精于故籍，只于《说文》《尔雅》《广韵》三书，循回往复，无虑数十百遍”。章太炎在1913年12月30日致汤国梨的信中也说：“近闻季刚贫极至于典衣，知其穷困而不能救此子……”

而此时出手“救此子”的，正是时任濬川源银行北京分号经理的曾道，《黄侃日记》中对此有记载。

1913年7月10日，黄侃从上海启行离沪，13日晚抵达北京。抵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往见曾道：“1913年7月14日，晨浴后访通一于小蒋家胡同濬川源。”

此后接连几天的15日、17日、18日、20日、21日、23日、25日，均是“还访通一”“午赴通一处……仍至通一处”“访通一不值”“晨谐旭初至通一处……夜访通一，未晤”“早访通一”“还过通一”。直至26日下午离京，中午犹“赴通一处，饭后趁车”，回返上海。

黄侃这次在京时间不到13天，就有8天对曾道（通一）的往访，其原因，固系两人有同留学日本、章门弟子的旧谊，但更因黄侃此时面临经济压力，非常需要获得老友帮助。经过一番运作，黄侃到京10天后的7月25日，曾道协助黄侃“代兑九百元”的事情落实，黄侃才次日（26日）离开北京，30日返抵上海。

黄侃返上海两天后的8月1日：“至濬川源验票”；8月3日：“领濬川源款，仍存彼处，有折”；8月13日：“晚在濬川源取钱二百元”；8月21日：“晚至濬川源取币二百元”；8月27日：“晚出取钱濬川源五百元”。不足一个月，这笔“代兑”的900元，便已全部取出。假手曾道的一场“霖雨”，使黄侃的“旱情”暂时缓解。

但仅仅过了3个月，黄侃的生活复陷困境，11月13日：“覆通一书告匮”；11月30日：“出送康心孚，问借二十元”。曾道接到黄侃“告匮”求援的信后，应当也是经过一番筹措，因而迟至12月8日，黄侃始“得通一书並见寄卅元”。故人雪里送炭，令黄侃感慨不已，当晚即“覆通一书，词甚凄苦”。

三、秘反袁世凯，险葬张培爵

1914年秋，黄侃入京任北京大学教授，曾道、黄侃与鲁迅等若干著名文人学者，有过一次餐聚，鲁迅对此作有记载。由于忘记曾道字号，旧俗又忌讳“直呼其名”，于是鲁迅在日记中仅写了曾道的姓氏：“1914年9月27日，星期休息。上午得沈尹默、坚士、钱中季、马幼漁、朱逿先函招午饭于瑞记饭庄，正午赴之，又有黄季刚、康性夫、曾不知字，共九人。”

这个时期的曾道，正与康心如及章太炎女婿朱镜宙等，从事着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1915年……康心如……回到上海。2月，他在于右任支持下，与张季鸾、曾通一、朱镜宙等创办了《民信日报》……公开反袁。”而1995年出版的《成都市青白江区志》中，亦称曾道“民国5年，参加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曾道的反袁活动，引起了袁世凯当局的注意，警方在他家门周边布置警察，随时进行巡逻监视，迫使曾道避走东北吉林。对此，后来回到故乡湖北任教于武昌师范大学的黄侃，对曾道的反袁涉险，及曾道的文学旨趣，在日记里作了深情回顾：

1922年4月10日：余有夏敬观刻郑文焯斠清真集一册，上有旭初题字。乙卯（按，即1915年）春，为通一持去……通一虽不为词而喜读词，又喜听余读词，谓楚声清切，不输骞公读离骚也。袁翁方谋帝号，通一有甹侠名，门前常致逻者，不得已遁之吉林。行前一夕，余与康心如宝忠饯之韩潭曲中，竟夕未眠。将发，求一珍物为赠，遂取是书予之……。通一去年曾来一访，余后遂不相见……偶思前事，不禁惘然。

黄侃在这里称曾道为仗义轻财的“甹侠”，包含着一段曾道冒险偷运张培爵遗体的故事。

时间回到1915年2月，辞去袁世凯总统府高级顾问、拒绝出任四川巡按使的原四川军政府副都督张培爵，因支持反袁的“血光团”，被袁的手下密探诱捕。4月17日，就义于北京西郊的宛平军政执法处刑场：

4月17日……京门刑场阴云密布、风卷尘沙，张培爵整饰衣衫后，坐地不跪，从容就义。在京友人曾道、李伯申、潘式斋等在乱葬岗找到张培爵遗体后，辗转南下，将其暂厝于上海宝山里公墓。

曾道等人的义举受到仁人志士的广泛颂扬。30多年以后，四川大学著名教授向楚、庞石帚在悼曾道的挽诗中，仍对曾道犯险运葬张培爵的侠肝义胆，推赞不已。向楚在“收骨尤怜张智韩”句后，特别注明“君昔年北京收敛列五事”（按，列五、智韩，皆为张培爵的字号）；庞石帚的诗句“哭友同脂习”，则以东汉曹操杀孔融，孔融好友脂习不畏牵连，抚尸哭而葬之的典故，宣示曾道的凛凛风骨。

四、受命章太炎，往见黎元洪

1922年夏，受章太炎的信任并派遣，曾道携章太炎致大总统黎元洪的亲笔信札，代表章太炎赴北京，向黎元洪面陈关于西南地区和四川局势的意见。信中，章太炎向黎元洪推荐，曾道是“能知大计，亦熟悉川、湘情状”，可以“随时面询”之人：

大抵西南各省，视湖南为转移，四川尤与湖南密迩……湘不认中央，则黔、滇亦与一致……是故公与西南，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也……炳麟……故属川人曾君通一面谒。其人能知大计，亦熟悉川、湘情状。所有详情，不可笔罄者，请随时面询可也。

由于资料缺乏，曾道往见黎元洪的具体情节，暂时尚未得详。

五、任职监察，重晤黄侃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其后，多年奔走革命、漂泊无定的曾道，亦到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和监察委员⑧，后在于右任任院长的监察院任职。

1928年2月底，黄侃定居南京大石桥，随后任教南京中央大学。由此，两位老友的过从，从十几年前的北京，转换到了南京。沧桑之后，黄侃已是名满天下的大牌教授、天才学者，曾道亦非当年营资理财的小经理、革命南北的浪迹人。于是，他们又得以聚晤纵饮，款叙心曲，朋友圈亦多为政、学两界名流：居正、于右任、刘成禺、谢无量、汪东、胡小石、靳志……南京以主营蜀菜知名的“浣花”“蜀峡”菜馆，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场所。

这段时期，黄侃有一首《赠通一》的七言律诗，可视为他们这段生活的掠影：

《赠通一》。世情谁肯怜衰歇？人事何堪见乱离！高馆昏灯征雁度，岩城皎月夜乌啼。江南花好秋应晚，蓟北途多客易谜。闻道荆高遗迹在，邀君日日醉如泥。

曾道与黄侃最后的一次见面，是在黄侃南京九华村的新居量守庐。曾道此来，是向黄侃辞行还蜀，因为他远在四川金堂乡居的夫人病逝。黄侃当天的日记，语调也颇为低沉：

1935年6月17日：通一来，言其夫人陈氏没。通一卅年不归，为录顾炎武“独坐寒窗望藁帖”一诗以代挽歌。谈及时事，相对扼腕，饭后乃去。

两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次量守庐的“相对扼腕”，4个月后是阴阳相隔。10月8日，黄侃以急病突逝，而“卅年不归”的曾道，已经回到四川，唯有寄联遥挽：

海外记游踪，同学几人，千顷清波怀叔度；江关动诗思，招魂何处，九歌芳草哭灵均。

六、怀念糟糠之妻，交往巴蜀学人

曾道回川，思念亡妻，以诗哀悼寄怀。蜀中名儒林山腴（思进）、向楚（先侨）读后，分别以《曾通一以悼亡诗属题》和《题曾通一悼亡诗卷》为题，各以两首七言绝句相挽。透过其中“岁岁深闺远寄衣，卅年鸳杼怅停机”“奉母持家三十春”的诗句，以及李植1946年5月27日的日记，知曾道离家在外的30年间，其妻陈氏一直在老家默默为他侍奉老母、织布缝衣，依靠戚属，过着艰苦清贫的生活。

任过四川省省长的诗人、书法家杨庶堪（沧白，1881—1942），晚年僻居重庆，抗战中为赴渝公务的曾道写过一帧五言律诗扇面，上款署“通一老兄吟正”，由此知两人之间早有交往。该诗在近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杨庶堪集》中，没有入载，特抄录于下：

客久悭乡梦，禅荒愧古椎。微吟闲抱膝，百念欲成灰。晚计从张蠡，新知有范雷。何当谢尘缚，罗筏听经来。《客久》。通一老兄吟正。杨庶堪。

当时居住在重庆的，还有曾道的另一位老友，以“诗史”闻名当世的刘成禺（禺生，1875—1952）。1944年秋，刘成禺做七十大寿，曾道特请著名学者庞石帚代笔，作了一首长诗，自己带到重庆前往祝贺。

1942年，曾道履监察之职来到康定，与黄侃弟子、时任西康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的曾缄（圣言、慎言。1892—1968）晤逢。两人把酒话旧，坐对夕阳，中心话题是已经去世7年的黄侃。追怀往事，感慨万端的曾道，写下一首赠给曾缄的五言律诗，这也是笔者所见到的曾道的唯一一首诗：

《赠圣言》。弱冠蜚文采，声名二十年。相逢荒戍外，把酒夕阳边。佛法传西土，诗情共远天。因君忆叔度（自注：指黄季刚先生），感旧一潸然。

曾缄也同样回赠了曾道一首五言律诗：

《次韵奉酬曾通一》。家通一先生监察川康过炉城，有诗见赠，次韵奉酬，兼送其出巡宁远各属。丧乱怜师友，飘流感岁年。牦牛犹作客，骢马忽临边。东望愁烽火，西来识漏天。子渊持节地，怀古定苍然。

边荒远地，山路崎岖，出巡工具，牦牛骢马。对于60多岁的曾道而言，如果没有一种境界和精神的支撑，是很不容易坚持的。

抗战胜利后，1946年，滞留于川的清华大学教授吴宓，在成都于右任的家中，与新受任为川康监察使的曾道，有过一次交集，事见吴宓当天的日记中：

1946年3月22日：今日上午……步至横四道街60（号）宅，谒于公右任……旋罗文谟等来，陈树蕃、曾道（通一）亦来……正午，同乘汽车至华兴上街得胜园山西馆，于公邀宴。

七、廉洁尽职，官民同尊

曾道回川的10多年间，其人其行甚受家乡人的钦赞。据《成都市青白江区志》记载，抗战中，山西太谷私立铭贤学校，内迁到金堂县姚渡乡的曾家老寨续办，获得曾道的帮助很多。抗战胜利后学校迁返，曾道乃出面接管，坚力续办，他同时还多方筹措资金，用以扶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据李植1946年5月27日日记，曾道当年在南京时，曾经履职上书纠劾海军司令陈绍宽，李植评为“已难能可贵矣”。受任为川康监察使后，曾道往来出行，用的却是他自己掏钱所雇的一辆人力包车。对祖辈仅遗的家乡9亩丘陵旱地，他全部交予族人耕种，租金尽免，唯求他们负责维持祭祖看坟即可。曾道作风亷洁，对下属的要求也极严。

1949年，曾道因7年前（1942）从西康返经富林（今雅安市汉源县富林镇）途中，受车震遭致的脑疾而去世，于右任、张群、刘文辉、邓锡侯均亲往吊唁。鉴于曾道家无积蓄，刘文辉乃另赠红漆棺木一具、黄金一两，方始得以完葬。而于右任则亲书挽辞，予曾道以极高的评价：

通一老弟，永垂不朽！中山之志，余杭之学，一生不逊，是为先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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