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文洋
近日看了三本与人口买卖有关的书。一本是人称“宝爷”的著名导演郭宝昌逝世一周年时，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自传性遗著《只此一个郭宝昌》；一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的《清末民国人口贩卖与家庭生活》；第三本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的《清代奴婢制度》。
我与宝爷认识30多年，其间多次听到他的好友聊天时脱口而出：他是同仁堂的养子，他妈是同仁堂的“抱狗丫头”。我虽然混到与宝爷、著名作家陈建功一起写电影剧本，还在十字坡宝爷家中的大床上困过几觉，但始终不好意思当面问及他的这段个人家史。
宝爷总结自己家姓氏之复杂，“堪称世界之最”
宝爷书中附录收入著名导演谢飞《忆老同学郭宝昌导演》一文。文中写道：“郭宝昌原名李保常。1940年8月出生于北京一个贫穷的家庭。他两岁时，父亲冻死街头，母亲用几十块银元将他卖掉了。命运的安排使他几经转卖，幸运地被同仁堂乐家乐四老爷从‘抱狗丫头’扶正为二太太的郭榕家收买，郭宝昌跟养母改姓，取名宝昌。他在那个大宅门里生活了26年，见证了同仁堂的兴衰荣辱。”
他究竟被卖了多少钱？转卖了几次？谢飞导演语焉不详，宝爷在书中第一篇《何曾有家》作了回答。
宝爷父亲姓李，亲生母亲姓崔。两岁的时候父亲冻饿死于街头，就是老北京人所谓的“倒卧”吧。他父亲死后，母亲把他以80块钱卖到沙城火车站的站长吴家，他从姓李改为姓吴。
宝爷的亲三姨觉得卖得忒便宜了点儿，借钱将他赎回，又卖与了京城大户同仁堂乐家，卖了个高价200块。他三姨真有“经济头脑”，空手套白狼，转手之间从买卖亲外甥身上挣了120块银元。故事到这里仅仅是开始，或者说是大幕刚刚拉开。
“养父姓乐，养母姓郭，我又随了养母姓郭。”从此李郎变郭郎。既然是乐家养子，理应是“乐郎”，为什么没有姓乐？书中交代是乐家族规所致。乐家族规规定，过继子嗣必须在本族中挑选，不容外姓。郭宝昌养母不愿意过继本族子弟，认为百年之后自己依然后继无人，遗产仍落乐家。所以以为娘家买子为由买了郭宝昌，先寄养在养母郭榕的母亲膝下，称养母为姑妈，称养母的母亲为奶奶。等奶奶去世后，养母把他接到乐家，再以母子相称。很快新中国成立了，族规也废掉了。养母多次提出让郭宝昌改姓乐，由于郭宝昌当时思想进步坚决拒绝了。从书中的草蛇灰线和后来的故事发展看，乐家对这个“抱狗丫头”上位和“抱狗丫头”买的养子，不姓乐而姓郭，一直隐隐有所芥蒂。当然，如果没有芥蒂才见鬼了。
宝爷的亲生母亲不但卖儿，而且卖女。他是1959年夏，在中央戏剧学院考场遇见了童年时的一位邻居，才突然知道自己有亲生母亲。几经周折一直到1969年元旦过后，才在张家口部队干校接到了亲大哥王顺才的来信。与大哥见面后，他知道了母亲把他卖了以后，“没两年又把他13岁的姐姐也卖了，而且是卖到了‘窑子’里。”他姐姐此后改姓陈。妓院的地址在西四报子胡同。
随后，“我母亲自己也被骗到宣化，被人贩子卖到豆腐房张家，于是随去的我的亲哥哥又姓了张。一年后母亲又生了一女，当然也姓张。后来我母亲不堪忍受张家虐待，携子女逃回老家（深州），解放后又改嫁给了（徐水县户木公社孙营大队）生产队的饲养员王家，我哥又改姓王。”卖掉宝爷生母的是天桥“小桃园”戏院的白经理，说是给他妈找个事由，一辆小驴车把他妈和他哥送到张家口。第二天，白经理不见了，拿了钱回北京了。豆腐房张老板说，你们卖给了我，有契约为证。
宝爷自从被卖以后，只见过亲生母亲一面，却再也没有见过亲姐。他写道：“大哥去报子胡同找过我姐，派出所的户籍警说有这么个人。解放初期随一大批妓女从良去了唐山一家纺织厂。哥又托人去唐山找，据说找到了，可姐姐谁都不认。她是伤透了心，她被卖时才13岁呀！”
宝爷是1969年回乡探母的。他说：“在火车上我思绪万千，不知道该怎样面对我的亲生母亲。我很好奇，想知道亲生母亲什么样儿，我非常恨她，怎么可以把亲生女儿卖进窑子呢？生活再难再苦，这种缺德事儿是不能做的！虎毒不食子，这不是连畜生都不如吗？”“在家待了5天，我几乎无法与生母对话。她哭，她诉苦，我都无动于衷。她甚至说要跟我走，我说不可能！我不可能和你生活在一起！这就是我与亲生母亲的唯一一次相会。”“1985年我亲生母亲去世了，我哥哥甚至没有通知我，他知道我根本不会放在心上。从小到大，我的所谓‘家庭’经历过近10次的大变迁，却从来没有过一个完整的家庭。”
宝爷被卖，还有两个插曲。其一，他哥哥告诉他，当年卖孩子卖的是他哥哥。人家看了八字以后说这孩子不行，命苦，就是种地的命，这才把宝爷换了去，说宝爷那八字大富大贵。宝爷打趣他哥哥说，哥呀，当年要是卖了你，那你现在就是导演了。他哥说我没那个命，卖了我也当不了导演。插曲之二是，从1942年起，宝爷的养母每月要向他三姨付5块大洋的“保密费”，解放后则改为5元人民币，为了保守宝爷出身的秘密。“最不可思议的是从1952年到1955年的4年间（我12岁到15岁），这‘保密费’竟是由我亲自送去。我当时并不知这是亲三姨，只知道是街坊邻居的高大妈（三姨丈夫姓高）。”他15岁某日因为送“保密费”，险些撞破真情，从此改为保姆的儿子或养母自己送去。“3年以后‘保密费’突然中止。”等于他三姨除了当时转卖他得了120元大洋，又拿了至少16年“保密费”1000多元。
顺带一提，宝爷曾向养母追问过卖身契，养母说：“你妈死了，留着没用，烧了！”有一次他养母告诉他：“……我贫农出身，我是卖到乐家的。”
宝爷总结自己一家姓氏复杂，“堪称世界之最”。“兄弟姐妹便分姓了陈、王、郭、张（未提首卖沙城姓吴），与我有家缘联系的9个人便有了8个姓。”另外4个姓是李、崔、乐、高。
清政府禁止人口交易的努力，顶多是三心二意
如果说宝爷是从自己一家人经历的“九人八姓”，折射出旧中国社会与家庭人口买卖的境况，那么，《清末民国人口贩卖与家庭生活》一书，作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专著，则从更漫长的历史时期给读者剖析了中国传统社会相当普遍的人口贩卖与家庭生活的复杂关系。
作为一本学术专著，该书写得并不枯燥。几乎每一章都是从一个案件入手，或者全章都是围绕某一个案件故事展开。第一章是讲从1870年到1872年，顺天府宝坻县的乡间秀才陈玉清的女儿被卖了4次。她先后被卖做妻子、小妾、代孕的子宫，最终又以被榨干的女儿这一身份被买回家中。在各种天灾和战争引发的长达十数年的荒年，“连曾经的官宦人家都要卖女儿。拥有良田数亩的青壮年也要卖掉妻子”，秀才卖女在当时社会不足为奇。陈女档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顺天府档案》。
《军阀遗孀与警察厅长》一章，讲述了一个上个世纪20年代早期买卖人口的典型案件。全章不仅较为详尽地告诉人们一个大字不识的铁路检票员如何当上天津警察厅厅长，成为当时天津最有权力的男人之一，还详细交代了杨厅长及其部下巡警队如何缉拿了一大批人贩子，特别是侦破军阀纳将军遗孀及其将军部下组织大规模儿童买卖的曲折案件。这伙人“通过花钱买或者甚至绑架，然后偷偷地送到香港卖掉”。杨厅长手下的探访员从审讯中得到了每一个案犯的供词，以及与具体的交易相关的细节。这一章开头这样写道：“在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也收到了（中华民国）内务部1921年9月发来的电报。杨厅长的秘书仔细地将电报中的4位数字排列誊写成对应的汉字，随后将电报内容念给忙碌的长官听：‘近年来我们的北部省份大规模遭受旱灾，迫使饥民走投无路，只好卖掉孩子。满目苍夷，难以评述。（意译）内务部要求各省政府以及大的自治市‘调查问题的严重程度，准备好记录为抓捕人贩子所做努力的报告。（意译）’”袁世凯、冯国璋、黎元洪和段祺瑞几任中华民国总统及总理都为杨厅长授过奖牌及肩章。对杨厅长严控天津犯罪分子的能力表示首肯。纳将军遗孀贩卖人口大案的侦破，也算是杨厅长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政绩。
《与人贩子交谈》一章，并不是《清末民国人口贩卖与家庭生活》作者任思梅与人贩子直接交谈，基本上是转引自周叔昭女士《北平诱拐的研究》一书。21岁的周叔昭在燕京大学新开设的社会学系读研究生。周叔昭出生前，她的曾祖父周馥为晚清政府起草过禁止买卖人口的法律。周叔昭的研究时间大致在1929年到1932年。她每周一次骑自行车去北京城的最南边京师第一监狱与关押的人贩子交谈。通过人贩子的讲述，周叔昭收集到“渣子行”（职业拐犯自称）各种材料，她写道：“并不存在普通的诱拐或典型的诱拐。我花了4年时间，构思出一套分类法，用以分析这些事件，但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每一个案例都是独特的。”周叔昭在访谈与写作中还做了一个“行话汇编”，也就是“渣子行”的职业术语或曰黑话。比如，零的意即小孩儿，男零的，女零的。一道黑，将子女出售后，亲生父母即与之断绝来往。上跳板，加入本行。熟口，已结过婚或曾下过窑子者。生口，未结过婚，或未下过窑子。底好，被诱人不会反悔。一窼端，拐卖全家妇女儿童。当腿儿，拐一个小孩或老人，所得正偿旅费。开外差，送往外埠……
任思梅认为，在清王朝中晚期，“清政府为禁止人口交易做出的努力，最多只能说是‘三心二意’”。“各地危机四起，清朝统治者故意忽视了人口交易。”她引证了一位学者的观点：清政府纵容人口买卖直接原因就在于朝廷认为贩卖人口是人口死亡的替代方案。1789年，恰在19世纪的危机来临前，乾隆皇帝宣布，严格禁止买卖人口不一定是善举，活不下去的穷人会和孩子一起死于饥寒交迫。因此，仁慈的君主……只能接受买卖人口，因为人口交易既有利于父母，也能惠及子女。
雍正是清王朝最大的“人贩子”之一
人们常说，历史人物有历史的局限性。除此之外，他们还有阶级局限性和其他的局限性。清朝统治者对待买卖人口的态度，当然是他们的局限性所决定的。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认识历史现象应当还原到历史现场。《清代奴婢制度》一书，虽然只有薄薄的189页，三本书中字数最少，但却是对一个制度的解剖，不同于前两本书的一个人的遭遇、一家人的痛史，或一些案件的分析。世界人口买卖的历史如同世界史一样悠久，中国也不例外。我们读史时，直觉是清朝的人口买卖非常盛行，一方面是此一时期，商品经济已经比较过去的历史时代有了一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清王朝留下的各方面历史档案较为丰富，即使是清代的文学作品也大量暴露了有关人口贩卖的情况。
最为典型的应当属《红楼梦》一书里，大观园里共有300多口人，但各级主子只有20多人，其余都是奴婢。每一个男女老少主子都必然有一大批奴婢侍奉着。仅根据书中提供的情节粗略计算，诸如迎春、探春、黛玉这些贵族小姐们，每人起码要役使保姆、大小丫鬟十三四人，宝玉身边的婢女，仅叫得出名字的就17人，另有亲随的仆人、小厮14人。辈分更尊、地位更高的贾母、王夫人等，驱役的奴婢更远于此数。刚建成大观园时，贾府即派人到苏州买来12个小戏子。贾府被抄家后，清点余剩下来属于贾政所有的奴婢仍有“三十余家，共男女二百一十二名”。贾府的奴婢们大部分是买卖而来，或是“家生子”即奴婢与奴婢结婚所生下的“包衣”（包衣者清语谓奴也，见《知寒轩谭荟》）。
根据有需求就有供给的原理，《清代奴婢制度》作者认为，如果以清朝的行政区划18省各府州县的所有各级地方官，加上中央各级的大小贵族官僚和八旗官兵以及豪绅、地主、商人所拥有的奴婢，虽然无法精确统计，但其总数一定是很惊人的。仅从《红楼梦》一书所见，买卖人口在当时是社会上的家常便饭，作者并无谴责，甚至连惊诧也没有。
从古代人口买卖的来源来看，主要来自俘虏和“罪犯”，或者穷苦人家的孩子以及奴婢通婚后的“家生子”。清代有了一个显著变化，有相当一批人是皇帝抄家来的，投放到人口市场买卖。买卖地点在崇文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记载，曹雪芹的舅祖父李煦被抄家后，雍正对李家所有奴婢的处理及变卖有过批示：
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十六日，内务府总管允禄奏
准总督察弼纳来文称：李煦家属及其家仆钱仲璿等男女并男童幼女共二百余名口……除交给李煦外，即仆人二百十七名，均交崇文门监督五十一等变价。……奉旨：大将军年羹尧人少，将送来人着年羹尧拣取，并令年羹尧将拣取人数奏闻。余者交崇文门监督。钦此。
耐人寻味的是，雍正三年，年羹尧被诏令自杀，查抄家产。雍正决定：“以年羹尧在京房屋一所，奴婢二百二十五口，并金银绫绮衣服器皿什物赐珽（议政大臣、左都御史蔡珽）。”由李入年，由年转蔡，奴婢三易其主，都发生在一年之内。
崇文门监督本来是设在北京的一个管理税务的机构，但习惯上，每逢抄没大臣贵戚家产时，皇帝往往将拣取自用或指明赏赐余剩下来的物品和奴婢交给崇文门监督变卖。雍正不一定是清帝买卖奴婢的始作俑者，但他一定是最大的“人贩子”之一，且多次主持过贩卖人口。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从郭宝昌家“九人八姓”到雍正朱批“一年两卖”，充分说明了旧中国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历史尘烟俱往矣，回看血泪相和流。
（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