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日， “跨文化中国学丛书”第一辑新书座谈会在商务印书馆召开。香港中文大学荣誉院士陈方正教授介绍了他的新著《毁灭与新生——现代化比较研究》，本文根据作者发言整理。）
我很高兴能够参加今天这个座谈会，这要感谢中国文化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他们和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的“跨文化中国学丛书”第一辑现在面世了，里面有我的一本集子，请允许我为它做个简单的介绍。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是个热门题目，这本集子所收，就是过去三十年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所谓“现代化”，有许多不同的解释、看法和研究方向，我主要是通过历史来看这问题的。从十六七世纪开始，欧洲许多国家在宗教、政治、军事、学术、思想等各方面都出现了极其剧烈的变化，也就是发生了整体和根本的蜕变，它可以笼统地称为“现代化”。这使得欧洲国家能够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的限制，对邻近的，甚至遥远的传统帝国，产生非常强大的冲击，特别是军事、政治和经济冲击。这些帝国的反应最初都是不成功的，最后它们被迫向欧洲全面学习，也就是改变本身的体制甚至思想。把它们这些反应、学习、改变的过程相互比较，便是所谓“现代化比较研究”，那就是这本集子的副题。
这本集子有三部分。第一辑主要是探讨土耳其和俄罗斯的现代化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无论主政的人采用什么策略，到最后“现代化”都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抛弃甚至打破原有的体制、思想、理念才能够成功，这在土耳其的历史中最为突出，可以说是戏剧性的，但在俄国和中国也同样可以见到。所以这集子就以“毁灭与新生”为书题。
第二辑所讨论的是中国本身的现代化，它的核心就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正如欧洲现代化的核心是启蒙运动。在这里我们提出了一个新观点：五四和启蒙这两个运动不仅外貌相似，而且本质也是相同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运动都是由一个悠久文明中的文化精英，发起了对于本身文明的公开、全面和猛烈的攻击，从而导致这个文明中的主导思想崩溃，也就是失去它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宰制地位。这作为文明根基的主导思想在欧洲是基督教，在中国则是儒家的理念。所以“毁灭与新生”对于西方文明本身也同样有意义。但“精英自我反叛”的现象是否也同样适用于土耳其或者日本的现代化呢？这个微妙问题辑中也有讨论。
至于第三辑，则是从政治、法律、教育、科学、航海等许多不同方面，来探讨西方文明发展的经历，希望能够深化我们对它近代蜕变的认识。倘若问从这许多方向里可以归纳出什么，特别是和中华文明不同的地方来，也许只能够说，是西方的多元性和“无序性”了。例如在法律上，西方学界对于当今法律体系的根源，便有截然相反的两个看法，那其实也就代表了西方法律发展的两条不同的脉络。在教育上，西方大学最初之出现，是由于亚里士多德对神学的冲击，以及罗马教会和世俗政权斗争里需要法律，这是它的开头。可是后来，大学反而成为了欧洲重新接续上西方科学传统的一个起因，也是促成科学重新在西方发展的一个温床。又例如，远洋探险最初仅仅是葡萄牙小邦一个很有限度的目标，后来它无意间发现了好望角，而西班牙阴差阳错又发现了美洲，它就改变了整个欧洲的命运，使得很多国家都纷纷向海外寻求殖民地，从而也改变了全球的格局。
这二十来篇论文并不是依照预定计划写出，只不过是把历年累积下来，和“现代化”有关的工作编在一起，按大致性质分成这三辑而已，希望其中有些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谢谢各位。
毁灭与新生
现代化比较研究
(跨文化中国学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