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重点
01美国自诩构建了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但现实中的贫富分化、族群冲突等问题使其成为祸乱之源。
02美国社会存在严重的阶级矛盾，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阶级固化日益严重。
03然而，美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霸权护持，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人利益之上。
04由于族群冲突，美国社会陷入分裂，不同阶级出身的人性格、教育、生活方式迥然不同。
05事实上，美国精英在对外政策上的立场摇摆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只是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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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谋求的“自由国际秩序”中只有自己的自由却没有他人的自由，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很大程度上成了祸乱之源
文 | 胡海娜 孔元
美国自诩构建了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并宣称要通过在全世界推广这种制度模式来实现普遍的和平与繁荣，是一种经不起理论推敲和事实检验的虚假叙事。在理论上，它将人假定为经过法律定义的公民，却忽视了人和人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差异。在实践中，美国制度模式不仅没有实现它声称的目标，反而给美国制造了巨大的贫富分化、激烈的族群冲突，给世界造成了无尽的冲突、动乱和灾难。
“乡下人的悲歌”惊醒“美国梦”
1931年，詹姆斯·亚当斯在《美国史诗》一书中首次提出“美国梦”，称任何人只要勤劳肯干，就能在美国过上平等富裕美好的生活。很多人认为“美国梦”是美国精神的象征，但事实证明，它不过是缓解美国阶级矛盾的一个口号和噱头而已。美国自始至终都未改变其阶级社会的本质，美国政治制度也不过是为资本家利益代言的“寡头政治”。
美国自建国以来就是一个建立在“有产者”利益之上的国家。19世纪，美国完成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型，传统地主阶级转变为实业资本家，其他人则沦为为资本家服务的劳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世界陷入激烈的劳资冲突，美国则凭借远离欧洲冲突的优势大发战争财，暂时缓和了劳资矛盾，并借此在二战期间实现了经济起飞。冷战结束后，美国资本家开始推行全球化，只在本土保留金融、服务和技术产业，生产业务则外包给资源价格和人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此过程中，美国成为金融大鳄和技术资本家的创富乐园，但大批中产阶级因“去工业化”沦为无产者，原本已缓和的劳资冲突重新泛起，成为持续困扰美国社会的一大难题。
社会层面，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阶级固化日益严重，阶级矛盾已成为美国社会的核心矛盾。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24年10月发布的报告表明，1989年至2022年间，美国收入不平等现象持续扩大。2022年，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拥有所有财富的60%，高于1989年的56%，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拥有所有财富的27%，高于1989年的23%。根据数据公司Statista的最新统计，2024年上半年美国总财富的近三分之二由收入最高的10%的人拥有，相比之下，收入最低的50%的人仅拥有总财富的2.5%。
经济层面，特权阶级掌握甚至垄断了大部分资源，享受着精英教育、税收优惠，并通过影子政治、金融政治和信息产业打造了一个“无形的阶级帝国”，以此来确保精英群体利益的延续。而工人阶级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随着科技的发展，他们已无法胜任高收入工作，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且工作极其不稳定，物质生活难以保障。就像《乡下人的悲歌》一书中所描绘的那样，美国底层白人受教育程度低，缺乏自我意识，浑浑噩噩生活在闭塞落后的村庄里，靠着毒品消解苦难，从而陷入日益贫困且难以改善的境况。美国政治学者马克·里拉最近感叹道，美国社会正涌现出巨大的鸿沟，不同阶级出身的人性格、教育、生活方式迥然不同，完全无法沟通，美国已经沦为“现代种姓制度”国家。
政治层面，美国政党是资本利益的代言人，美国已沦为少数权贵控制的“寡头政体”。传统上，美国共和党代表大资本家利益，民主党代表劳工阶级利益。但二战后，美国政党急剧转型，民主党为了获得城市中产阶级的选票，逐渐抛弃了劳工阶级，从代表劳工阶级的“人民党”转变为代表职业阶层的“精英党”。这些职业阶层大部分是为大资本家服务的“职业经理人”，他们通过职业技能和专业知识为资本家的掠夺行为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庇护，并借此获得在权力机构中的位置。由此可见，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民基础尽管有差异，但在核心利益上是一致的，都是维护大资本家的利益，他们对涉及社会再分配的阶级议题避而不谈。劳工阶级在政治领域失语，则使其陷入贫困与边缘地位难以自拔。
文化层面，美国精英炮制出虚假的“身份政治”叙事，来掩盖愈演愈烈的阶级冲突。“身份政治”虽然追求反压迫，但它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压迫不是经济压迫，而是社会歧视；它追求的不是经济状况的改善，而是对社会地位的承认。在实践中，“身份政治”迎合的主要是生活富足的黑人、女性、性少数群体的需求，不是要解决温饱问题，而是要解决“维护面子”的问题。因此，“身份政治”看起来体现了美国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事实上却充当了美国阶级矛盾的挡箭牌。
美国纽约的无家可归者（2023年12月23日摄） 郭克摄 / 本刊
“山巅之城”难掩族群冲突
在美国官方的叙事中，自1787年制定世界上第一部基于自由主义理念的宪法之后，“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体制便已实现，在1865年废除奴隶制之后，“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的“山巅之城”便在这片“应许之地”建立了起来。这套政治说辞的背后，是对其历史上的奴隶制问题和种族矛盾缄口不言，美国至今都未真正实现不同族群之间的平等。
法律层面，美国对黑人的歧视政策从建国之初一直持续到1964年《民权法案》颁布。美国建国时，黑人和印第安人被排除在《独立宣言》之外，被称为带有劣根性的野蛮人。美国“自由精神”的拓展史，就是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史。“主权在民”的宪法精神，更是直接将黑人视为白人奴隶主的财产，他们连做人的资格都未被赋予，更遑论经济和政治权利。
即使《民权法案》宣布黑人获得了公民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中的部分群体仍不被允许参与投票，他们在社会领域遭遇的歧视也从未停止过。皮尤研究中心今年6月的民调显示，75%的黑人成年人表示遭遇过种族歧视，这些经历让他们觉得自己很难在美国的体制下获得成功的机会。美国政府今年7月发布的报告指出，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仍然存在显著的种族差异，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在住房、就业、申请贷款等方面仍然遭遇显性或隐性的歧视。
现实中，白人警官对黑人暴力执法导致死亡的案例数不胜数。根据“警察暴力追踪”组织的统计，2023年，警察杀害了至少1248人，其中黑人占到总射杀人数的27%。该组织指出，在美国，黑人是最有可能被警察杀害的群体，黑人被杀害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三倍，95%的美国大城市警察杀害黑人的比率高于杀害白人的比率。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案例当属2020年发生的弗洛伊德事件，引发了轰动一时的“黑命贵”运动。
白人民族主义运动也不甘示弱，通过各种活动抗议多元族群对其生存空间的侵蚀。在特朗普将“传统白人的美国”纳入竞选方案时，种族冲突便由社会领域进入政治领域。民主党则通过支持“多元族裔群体的美国”与其展开竞争。
族群冲突还延伸到文化领域，沦为党派政治的玩物。民主党提出“批判性种族理论”，认为美国的种族主义镶嵌于社会制度和法律之中，并非个人偏见的产物，不能将种族主义简单归结为歧视问题，而应将其视为一种结构性问题。2019年8月，《纽约时报》发起了旨在重塑美国历史的“1619项目”，该项目认为美国真正成立的时间是1619年，即美洲大陆迎来第一批非洲奴隶的时间，并强调黑人对美国建国的重大贡献。保守派则致力于宣传白人至上主义，维护建立在白左精英共识基础之上的美国历史与文化。
无论是“批判性种族理论”还是白人民族主义运动，都在不同程度上撕裂了美国社会。围绕种族议题的权力斗争，也导致美国加速滑向部落主义——在各自的族群中寻找归属感，由此导致“自由”“平等”的共同体理念逐渐破产。
“自由灯塔”之下的霸权护持
美国精英对于国际事务的阐释，同样存在各种自我美化的虚假叙事。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将美国描述为“自我矛盾的超级大国”，称美国建国时的文化中蕴含着一种“政治洁癖”，认为整个世界充满罪恶，美国奉行“孤立主义”立场不愿介入国际事务；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是不得已才介入战争，并在二战结束后参与欧洲秩序重建，担当起维护自由世界的重任。在外交政策领域，美国精英的立场摇摆于所谓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给人一种美国精英对于自己国家的外交政策充满分歧的感觉。事实上，美国的对外政策只有一种立场，就是霸权护持，而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无非是霸权护持的不同手段而已。
政治经济学教授保罗·乌里奥在《谁是世界的威胁？——从历史的终结到帝国的终结》一书中指出，“被上帝选中的子民”是美国开国元勋们共有的信仰，它是美国例外主义和干涉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自由国际主义”是其在当代的主要体现，它将美国描述为全球秩序的“向善之力”，认为整个世界将在美国的加持下变得和平、稳定和繁荣。事实上，美国谋求的“自由国际秩序”中只有自己的自由却没有他人的自由，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很大程度上成了祸乱之源。美国自诩为国际事务的“带头大哥”，喜欢充当“世界警察”，但这一“使命”完全建立在狭隘的宗派主义和文明等级论之上。美国将世界人为划分为文明世界、半文明世界、野蛮世界，充满着颐指气使的说教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自负。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认为大国冲突不再是时代主题，便通过“反恐战争”彰显自己存在的意义。为此美国政府不顾主要盟友反对，在中东挑起多场地区冲突，其结果是不但没有解决当地的安全问题，反而激化了族群矛盾，导致中东地区陷入无穷无尽的教派冲突，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
冠冕堂皇的说辞掩盖不了美军的罪恶。根据美国《纽约客》杂志报道团队的统计，美军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至少犯下了781起战争罪行，涉及1800多名战争受害者。但在这781起案件中，至少有65%的起诉被驳回，大量虐囚、强奸、杀害平民事件未被追究。进入司法程序的151起案件中，涉及对572名嫌疑人的刑事追诉，但只有127人被判有罪。即使如此，这些人也从未被判处长期监禁，多数情况下，其违法行为交由军事指挥官处理——通过加班、降职、训斥等手段使其避开了正式的刑事处罚。
近年来，随着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世界呈现出向多极秩序转型的新局面，美国精英因此陷入集体焦虑。为了树立假想敌转移国内阶级矛盾和族群矛盾，2016年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后，明确将“大国竞争”定为主要对外战略，全然不顾全世界人民追求和平、稳定、发展的共同心愿。民主党政府则炮制“自由世界”与“专制世界”对抗的虚假叙事，将自己包装成国际道义之源，搞“小圈子”对抗所谓的“修正主义大国”阵营，并要求全世界选边站队。
美国政府声称自己是所谓的“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的维护者，这不过是美国霸权护持的虚假说辞而已。现实世界中，美国政府大搞“双重标准”，符合自己利益时就强调规则的重要性，不符合自己利益时就罔顾规则而言他。挥舞关税大棒、滥用经济制裁、在地区安全事务上拉偏架、粗暴践踏国际法……为了霸权护持，美国政府一次又一次站在了国际社会的对立面。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2024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作者胡海娜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孔元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