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写“人口的大多数”

曹征路，（1949年9月30日—2021年12月28日），江苏阜宁人。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著有短篇小说集《开端》《山鬼》；中篇小说集《只要你还在走》《我的第二个父亲》《英特纳雄那儿》（《那儿》）《霓虹》等；长篇小说《反贪指南》《非典型黑马》；长篇报告文学《伏魔记》；理论专著《新时期小说艺术流变》；编剧电影《风儿轻轻吹》《我心也浪漫》，电视剧《坠落的树叶》《组织部又来了年轻人》等十余部，凡三百万言。小说《那儿》获首届北京文学·小说月报奖，获广东省第七届鲁迅文学艺术奖；小说《天堂》获2003—2006《小说选刊》奖；电视剧剧本《坠落的树叶》获1985年江苏省优秀剧作奖。

总策划|何兰生

总监制|王一民

监制|冯克

张凤云

统筹|张凤云

撰文|叶青

编辑|巩淑云

美编|刘 念

出品|农民日报社

“父亲总是说，自己是长在河流拐弯处的一棵树，如此而已。”

——曹宇昕

2021年12月28日18时，曹征路因病不治猝然离世，只留下关于“那儿”的遥远回响，令人叹惋。曹征路自称“文坛异数”，今人回看其文字，大约会惊讶于他的“敢写”，而他认为不过是“忠实地把我经历的历史变迁记录下来”。

曹征路1949年9月出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真正的“同龄人”，生长于红旗下，他曾下乡插过队、当过兵、做过工人、当过干部，其后做过文学编辑、作家与大学老师，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事件，而其创作横跨了四十余年，继承了共和国的人民文学传统，又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书写社会转型变迁中的人民生活。曹征路的文学创作以“新左翼文学”为代表，坚持知识分子严肃的社会关怀，为人们打开了新的有效探访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视角。

1967年，曹征路还在念高中二年级，此时高考政策已经发生变化，他困惑于高中毕业后的人生去向，对未来感到迷惘。他所在城市的领导来到学校座谈，他的一句“课堂从来都不在学校里”启发了曹征路，并促使之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历史从来不是上层人物的风云故事，“真正的历史逻辑就在人口的大多数中”。可以说，这是曹征路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的起点。

1968年10月，曹征路响应国家号召从城市来到农村插队。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看到中国贫穷的山区，看到中国的“人口的大多数”。

虽然是插队“落户”，但初来乍到的曹征路也感受到知青与农民的绝对差异，农民觉得知青是“上面”派来的人，日常相处既热情又谨慎。到了年终分红的时节，尽管知青们也都参与了劳动，但因为他们实际上又要分收成中的一块蛋糕，要养家糊口的农民与知青的关系又处于微妙的紧张之中。曹征路第一次具体地理解了什么是农村的“大事”，通过农村日常生活中的政治经济学，体会到农村的实际生活远不是一些宏大的理论框架与种种抽象的价值所能概括的。

曹征路感受到农村物质的匮乏，连赊一条鱼吃都需要来回120公里的辛劳，而为了弥补柴禾的不足，也需要开展“惊心动魄”地偷割苇草的能源争夺。从一个小小生产队分粮食、分柴草的法则中，曹征路学习到了有关人类“平等”与“正义”的具体知识，“这是仪式，也是日常生活。和贫困有关，更和人类最原始最朴素的愿望有关。而粮食的分配就不能绝对平均，这和需要有关，也和主义有关。”

尽管到了第二年，曹征路就参军入伍了，但短短一年时间，让曹征路见识了中国农村的真实生活，理解了农民们的朴素需要与情感，形塑了他日后文学中的人民视角与悲悯情怀。

对于部分伤痕文学中关于农民生活的丑化描写与其叙事中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悲情姿态，曹征路直斥其逻辑脱离了真实的时代与生活。曹征路直言，“如果不到农村亲身体验，怎么能理解农民？如果不理解农民，怎么能理解革命？我们这些城里人读书人，凭什么就认为自己比他们高一等？凭什么受到优待还认为是受罪？”

在曹征路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社会主义实践，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开荒与建设，并不是可以简简单单否定掉的。“那个时代的农村，大部分收入并不是以交易方式实现，更没有货币化。是实物分配、劳动互换和亲情互助支撑着农村社会，进而支撑了我们这个贫弱国家逐步工业化。”

切身的农村劳动经验，让曹征路得以同新时期以来的各种“话语”产生一个批判性的距离，也让曹征路借助他的文学实践，将普通人的具体生活，同更大的社会变革的结构性问题联系起来，去思考中国社会现实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

基于农村生活经验，曹征路深刻认识到，经济问题是农村生活的基础问题。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社会，发端于农民“过日子”的朴素的经济诉求，金钱是造成农村冲突与治理难题的最重要的原因。

在《战友田大嘴的好官生涯》中，曹征路写出了在农村基层当一个好官的困难。田大嘴退伍之后放弃去政协这个更好的职位，选择回到家乡当一个乡长，真诚地想解决农民生活中的问题，想做一个好官。但他完全不懂官场的“游戏规则”，“当官的办法有很多种，想当好官的窍门也有的是”，而他“有板凳不坐偏坐树桩子”，不受领导、同事的喜欢，既没升官发财，也没解决农民的困难，在外人看来，或许是一个十足的失败者。

在小说中，主人公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推行义务教育是好事，但是农村教师的工资由谁来出？在“分灶吃饭”的背景下，这一大块财政支出被当作皮球踢来踢去，“农村义务教育表面上是国家办，实际上还是让农民拿钱”，这让想当好官的田大嘴两头不讨好，既无法回应农民的经济困境，又在上级领导那边讨嫌。

由此可见，农村基层每一种合理的目的与诉求，背后透露出的是农民的艰难与情感，以及制度推行过程中的重重曲折与阻力。而教育经费并不是一个小问题，它折射出的是农村曾经遭遇过的系统性难题。“我插队的那个乡，70年代在编的公社干部不过一二十人，可是现在这个乡的财政要负担2000多人”，财政的压力最终还是会转嫁到农民身上。中国的社会变革既由国家政府主导，又有着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当时农民积累少，还要继续承担摊派的费用。

但是，面对结构性的“财税问题”，田大嘴也只能在临死前，采用极其传统的向领导“告御状”的方式，最后燃烧一次自己的生命，以召唤关注和未来可能的解决。在小说中，曹征路运用了这种极大的偶然性来揭露农村的系统性问题。这也正是“大嘴”的象征性，它并不只是一种当官的“吞吃”百姓的权力，小说最后“我”回忆起田大嘴的话：“嘴大君子，手大小人，嘴大的劳心，手大的劳力，看我当了官儿不整死你们！”而小说的震撼来自于田大嘴形象的反转，他的“大嘴”勾连着一种农村“饥饿”与“匮乏”的历史，联系着他对农民生活的真切关注，最终代替农民“讲”出了被长久视而不见的重大问题。

曹征路十分关注在改革与农村现代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农村社会从价值观念到治理秩序的具体变迁。农村的地理与伦理空间一度被城市化进程挤压，“经济人”的金钱逻辑深入农村生活方方面面，影响了每一个人的心理与行动，改变了既有的农村伦理与秩序。改革的发展使农村社会产生了分化，诞生了不同的利益主体，农民群体更为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种更有效的农村新秩序就非常迫切且困难。在小说《豆选事件》中，乡干部、村干部们运用手中的权力，成为一方“村霸”。村长方国栋、副乡长方国梁等人实际上是改革时代的“能人”，具有强大的调动经济资源的能力，而方继武的反抗却最终失败，因为金钱已经成为农村世界的主导性力量，分化了村民，动摇了村民民主权利实施的基础。“豆选”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典范创造，其背后的政治与伦理实质被改变。最后“国梁调走了”“年书记调走了”，国栋全家“搬到城里发财去了”，方继武“到城里打工去了”，“只剩下一个继仁子走不掉，老老实实在家当村长”，农村变得空心化了。

1992年，曹征路来到深圳开办《闯世界》杂志，1993年底到深圳大学任教，自此几乎见证了整个深圳特区经济奇迹的发生，也看到了这个奇迹背后无数默默无闻的基层劳动者的付出与痛苦。《闯世界》是一本面向打工者的文化综合类刊物。其时，市场经济汹涌的大潮，让大量贫困的农村人口不断涌进城市现代化建设的热流中，“为共同目标为改革开放为人生转折”，闯闯深圳这个大世界，期待能够改变自身的命运。这批人，实际上大多是从农民变成了工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实现自己成为体面的城市人的理想。

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支柱，却在社会层面“不可见”。曹征路便将目光投向了这一大批“不可见”的群体，书写他们的故事，他也因此以“新左翼作家”称名，让更多人关注到了基层劳动者的生存处境。

在办杂志的过程中，以及从众多网络作者的书写中，曹征路了解到了“柳叶叶”“唐源”等人的经历，便把他们写进了《问苍茫》的故事中。

在这部小说里，曹征路将人物的命运浮沉与深圳社会转型的总体问题联系起来，透析社会巨变中工人阶层的整体变化，用系统性的劳资关系问题串起所有人物的命运，深入分析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及其连带的新时代劳动者的社会身份、生活方式、人生目标、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等层面的变化。

这部小说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各阶层人物进行了细致刻画，“老老实实把人物写活”。但是，它其实已经超出了一个打工者的故事，它展示出对中国社会进行总体性思考的宏大视野，书写新的时代所催生的农民跨地域迁徙，从土地依附者变成流动性的人力资源的过程，以及他们由金钱所催生的梦想，他们朝向城市化生活方式转变，也面临自身文化意识的冲突等问题。深圳特区作为改革开放与全面市场化实践的前沿阵地，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催生了一系列问题，来自农村的打工妹克服艰难终于来到城市，但并不都能实现梦想，“他们来去匆匆，供养着这座城市长大，然后黯然离去”，他们是市场经济体制创生时期的“无名英雄”，奉献自己见证了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发展完善的过程。

但是，他们的命运只能如此吗？曹征路不能忍受仅仅当一个“看客”，于是他向这段汹涌而过的历史追“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一问源起于困惑，“柳叶叶”“唐源”们这些在工人中成长起来的新人，他们未来的出路怎样，曹征路也无法回答。这是“时代的困惑，知识的困惑，文学的困惑”，在势不可挡的时代大潮面前，一个小人物能做什么？曹征路选择用文学去见证，去铭记，去探寻，去“把这种困惑丝丝缕缕地还原，清清楚楚地呈现，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谁主沉浮”的背后，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曹征路看来，一个“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参加博弈的‘市场’，注定不可持续”，短短几十年间诞生的经济奇迹不单纯是一个GDP的数据，“中国特色”的背后连接着20世纪中国的革命历史，不该被遗忘。现实只有不被割裂于历史，我们才能“不忘初心”。

曹征路的作品中渗透着人道主义情怀，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与分析，展示出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自觉介入现实的努力。他通过观察，发现在社会变迁中，农民和工人的声音渐弱，他们为社会所作贡献的衡量机制需要重新确认，“农民和工人没钱召开‘高峰论坛’”，曹征路无法视而不见，于是就决定写点文字。他希望文学“不再以权势者和英雄明星的成功与否而悲欢，它把审美建立在小人物的苦难经历和奋斗历史上，肯定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存在价值，赞美他们为尊严和自由而付出的所有努力”。

另一方面，曹征路又有感于文学面临着变成“纯粹的技巧把式”的危险，随着“纯文学”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文学逐渐地专业化，以形式探索为动力的中国当代文学逐渐失去了表达中国现实的能力。而且，改革开放后的短短几十年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急速巨变，似乎远远超过了小说的想象力与表现能力，文学被时代甩在了后头。

虽然曹征路身在学院的专业化体制之内，但他抵制着知识分子的科层化，“期待现实重新‘主义’”。在眼花缭乱的形式技巧面前，现实主义曾经被人们认为过于陈旧了，不够“现代化”。但随着现实主义落潮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远离了文学。

曹征路并不认为现实主义已死，因为“文学是人类认识把握世界的另一种方式”，重新激活文学认识与介入现实的作用，是中国文学的必然选择。时代席卷了所有人，有大量的历史、现实“素材”没有进入“表现”的领域中，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精神与写实技法依旧具有可能性。

所以，他提出，首先必须再次高扬文学精神，摆脱形式游戏的趣味，重新要求“作家对时代的关注，对道德的承担，对理想的追求”，而恢复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其关键是现实主义如何跟上中国的社会发展而自我更新，作家又如何从现实主义出发去有效把握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关照时代大潮下的个体。文学必须以“真实”的态度去挑战这个难题。

曹征路依旧期待着文学价值的实现。而对“真实”的历史与现实的追“问”，帮助曹征路对抗着关于中国革命与改革历史的虚无主义叙述，揭示真相，为自己的人生及写作赢得了“自由”。他直言：“我的所有的作品似乎只写了一个主题——找到自觉的人生。”而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我心情如常，没有多少改变。对于死亡，我没有恐惧，相反还有点向往。人生的任务我已经做到这个样子了，对得起良心，所以没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