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世森 晁华
在山峦含黛层林尽染的闽西群山南麓，有一处庄重古朴的清代砖木结构建筑。远远望去，“古田会议永放光芒”8个大字熠熠生辉，格外引人注目。1929年前那个大雪纷飞的寒冬季节，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这里胜利召开。在历史的转瞬之间，它见证了一个神奇而伟大的转折。历史的钟声萦绕耳畔，先辈的伟绩历久弥新。打开尘封的记忆，追寻95年前那段难忘的岁月，在传承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荣光中倾听那个永恒的故事。
风起于青萍之末：红四军在建军原则问题上产生争论
1929年1月，为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毛泽东、朱德等率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下井冈山，开始在赣南、闽西地区寻机外线作战，并乘势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大柏地大捷后，红四军乘胜挥师宁都。后又在长汀门户长岭寨打响了入闽第一仗，解放了长汀县城。红军在闽西发动当地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革命呈现出“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良好势头。
红四军虽然英勇善战，百折不挠，但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普遍存在，农民出身的红军士兵身上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比较严重。由于征战中伤亡较大，中下级军官及各级政治工作人员“损失太多”、“十分缺乏”，导致一些人对党代表制度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在长期紧张、艰苦的环境中转战，党内和军内存在的不同主张和意见分歧始终未能得到解决。
远在上海的党中央一直密切关注着这支当时全国红军中队伍最大、战斗力最强、建设得最好的“朱毛红军”，不断通过福建、江西、广东省委向他们发指示，并派出一批又一批的军事政治人才。但由于赤白区域间的严重封锁和交通险阻，加之红军一直在流动作战，通信联络十分困难，中央对红四军的情况很难得到及时而具体的了解。而从各种渠道汇集的消息来看，红四军又确处在极其危急的处境之中。
1929年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红四军问题。会议对红四军的行动方针展开讨论，多数与会者认为红四军应“将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去”，避免被敌人所“消灭”；担心朱德、毛泽东两同志“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决定让他们“离开部队来中央”。会后，由周恩来起草了中央致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二月来信”。
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受中央军事部委派，携带“二月来信”赴江西寻找红四军。几经辗转，当他赶至瑞金时已是4月3日。此时，红四军接连取得大捷，又在吉安东固地区同赣西特委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胜利会合。这气氛与充满忧虑语调的中央“二月来信”显得格格不入。中央的指示信在广大官兵中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悲观的内容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为日后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滋生混杂及红四军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其时，由于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扩大，军队和地方的工作陡然增多，前委颇觉“兼顾不（过）来，遂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部（即军委）”。于是，成立了红四军临时军委。由于刘安恭留过学，又有着“中央代表”的特殊身份，到了红四军以后很快便被委以要职，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并接替了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职务。
但刘安恭自视甚高，对苏联军事体制和用兵之道推崇备至，对毛泽东的建军治军和作战原则却不屑一顾，很想照搬苏联红军的那一套规程对这支农民武装进行训练和整顿。
在担任军委书记后不久，刘安恭就在一次主持军委会议时提出：“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同时还强调说苏联红军正是这样做的，并提出恢复正式军委的主张。这个决定实际上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在当时的条件下，非常不利于革命斗争的开展，自然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满。
5月底，毛泽东在永定湖雷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就党内军内的思想分歧进行了讨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各方展开了激烈的议论，争执不下，甚至一度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但始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6月8日，红四军又在上杭白砂再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继续就军委问题进行讨论。毛泽东认为：“今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明显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现在军党部要不要的问题”。他据此提出了四点意见：“第一，前委、军委存在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第二，根本分歧在前委、军委；第三，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归支部，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有相当的自由，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根本动摇，成了根本上的问题——个人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组织纪律性斗争的问题；第四，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际的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完全做不起来。”
朱德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第一，“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这种口号“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第二，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他是“极端拥护的”，但是红四军在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第三，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自由要受到纪律的限制，只有“赞成执行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数党员对党的训练和信仰奋斗有所依归”。
刘安恭在会上慷慨陈词，坚持要设立正式军委，说这是完成中央指示，并进而攻击“前委专权”，指责毛泽东“不执行中央指示”、“自创原则顶中央”等。诚如陈毅向中央汇报所说：“这次会议，刘安恭等完全攻击毛，毛则好些，从政治上来说明一切问题；刘是军委书记，大会表决赞成刘意见的没几票。”
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在会议召开的当天夜里，请时任秘书长的江华转交给毛泽东一封信。他以支持毛泽东的姿态，在信中对党内的这次争论直抒己见，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经过讨论，与会人员仍然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毛泽东愤然提出辞职，说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斠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这次会议共有41人参加，在举手表决时以36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撤销临时军委的决定，并否决了成立正式军委的提议。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职，他所任的军政治部主任一职也由前委委员李任予接替，随后改由陈毅担任。这个结果引起了刘安恭的极大不满，他散布了许多挑拨离间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说红四军领导人中存在“反对中央派”和“拥护中央派”两派，这样，就在红四军党内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白砂会议后，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并没有能够消除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反而使争论更加公开化和激烈化。面对这样的局面，前委研究决定，把争论问题发下去讨论，并“特指定毛泽东、朱德、刘安恭三位同志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
6月14日，毛泽东以给林彪回信的形式，以7000多字的篇幅全面阐述了这场争论的历史渊源、争论的主要问题、他的主要观点及态度。实际上，他是将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作用问题放到了最根本的位置。
在毛泽东给林彪回信的第二天，朱德也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两封信连同林彪的信和毛泽东在白砂会议上的书面意见及刘安恭的意见同时刊登在6月中旬出版的前委机关刊物《前委通信》第三期上，并号召“同志们努力来争论吧！”朱毛的这两封长信由于各自观点的不同，更由于是两位最高领导人不同的意见，用这种方式展现在全军党员面前，其引起的反响是不同寻常的。
面对这种情况，陈毅感到特别为难和担忧，他说：“矛盾公开了，实际上就是你们朱毛两人的矛盾。”陈毅采取的方法是“各打五十大板”，以期阻止红军内部的分裂，加强团结。但毛泽东对这种调和的“陈毅主义”非常不满，他主张对错误思想展开坚决的斗争，“一定不肯调和敷衍模棱两可，是非不分”。亲历者萧克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从湖雷会议开始，大会小会进行讨论，有时甚至争论起来……到了新泉看到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朱德分别写给林彪的信，各纵队、支委党委讨论得更加热烈了，甚至连朱、毛的去留问题都提出来了。”
红四军七大：毛泽东前委书记一职落选
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三次攻占龙岩后，歼灭了城内守敌陈国辉大部，为部队休整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于是，前委决定乘机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重点是有关党内争论的问题。
22日，红四军“七大”在龙岩县城公园右侧小路下的公民小学（红四军政治部驻地）召开。会议由时任政治部主任陈毅主持，各支队干部和士兵代表四五十人参加了会议。前委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民主空气很是浓厚，会场气氛十分热烈。代表们对毛泽东、朱德提出了很多意见，刘安恭甚至指名道姓地对毛泽东进行了批评，态度十分偏激。
陈毅向大会作了前委工作报告，毛泽东、朱德等相继发了言。陈毅在报告中强调，要解决党内争论，加强红四军中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要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反对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提出要“提高党员政治水平线”，“改进支部生活”，“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等等。同时，他对毛泽东、朱德都作了批评。批评朱德“有旧军官思想，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刘安恭的宗派活动姑息”，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方式”，并且十分为难地说：“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不好办。我是进出之间为难，两大之间为小，我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就是怕你们分裂，希望你们两方团结起来。”当时年仅28岁的陈毅在面对如此重大的矛盾分歧时，陷入了两难境地。
大会只开了一天，对红四军长期存在的争论作了一次展开，部分地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并不彻底。陈毅自己也认为，大会通过的《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只是一个折中的决议案，“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了”，即便写到决议上的内容，也还有待于中央的指示和批准。
红四军“七大”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空条件下召开的一次特殊会议。由于时间紧，准备不充分，对党内分歧和矛盾的复杂等认识不足，加之解决分歧和争论的条件还不成熟，会议缺乏正确的政治方向，因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党内分歧。时任红四军秘书长的江华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在这次会上，与会代表们未经中央许可改选了前委，使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
之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前委的领导岗位，带着谭震林、江华等赴闽西上杭蛟洋，指导闽西特委工作。而新被推选为前委书记的陈毅，则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陈毅将红四军的情况以及党内发生的分歧与争论，向周恩来、李立三等党中央负责人作了客观的报告。中央专门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委员会，进一步全面深入地总结红四军创造的经验，讨论研究和解决他们所争论的问题。在反复研究讨论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由陈毅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中央“九月来信”。来信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充分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正确做法，并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了结论，明确要求朱毛团结合作，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9月下旬，朱德在上杭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旨在稳定干部战士情绪，整顿部队。但由于毛泽东在蛟洋患病未能出席会议，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未归，前委领导不健全。大会准备不足，事先没有拿出意见，而是放手让代表讨论，结果“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此后，红四军因执行中央指示和福建省委要求冒进东江遭遇失败，前委领导又只朱德一人，应付不开，部队思想更加混乱，士气不振，逃跑现象日益严重，红四军建设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陈毅离开上海后，立即马不停蹄地赶赴闽西。刚一落脚，当即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往蛟洋给毛泽东，并附上自己的一封亲笔信，促请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
看了中央“九月来信”和陈毅的亲笔信后，毛泽东一扫往日内心深处的阴霾，在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的陪同下，心情舒畅地从上杭蛟洋苏家坡极速动身赶回长汀。
11月28日，他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气氛融洽而热烈，这是自“七大”以后半年多来第一次团结民主的会议。针对红四军党内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问题，“这次会议除发出扩大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闽西政权的建议外，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检查了红军的一般情况，决定了红军的整顿和训练问题，议论了十二月的工作，准备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新泉整训：古田会议的预备会议
为避开同由赣入闽向长汀袭来的赣敌金汉鼎的攻击锋芒，毛泽东同朱德、陈毅率红军主力撤离长汀开往连城新泉，转向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腹地，与第四纵队会合，开展训练整顿。
这是红四军第三次进驻新泉。在这一年的5、6月间，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先后两次进抵新泉休整，传播红色思想，组建红色武装，建立红色政权。
红四军部队以纵队为单位，分散驻扎在东南、西、北三个自然村和附近的乡村。前委、军委机关设在新泉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张育才的“望云草室”。在这座古色古香、格式典雅的平房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预备会，研究决定将在这里进行为期10天的大规模军事、政治整训，即著名的“新泉整训”。政治整训由毛泽东和陈毅主持，军事整训由朱德主持。
政治整训旨在明确红军的性质、任务，引导官兵自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纠正旧军阀作风。整训一开始，毛泽东便举行士兵、农民等各种调查会，召开大队、支队以上干部联席会议，深入连队、农村进行调查，多方听取红军战士和农民群众的意见建议，摸清部队官兵思想问题及其根源。贺子珍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毛泽东很忙。他既要为大会准备文件，又要深入部队调查了解情况，倾听战士们的意见。十二月的闽西，雪花纷飞，他迎着风雪，奔走于红四军的驻地之间，从一个红军纵队到另一个红军纵队，召开战士座谈会。他还分批会见红军的各级指挥员，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诚恳地同他们交谈，启发他们的觉悟。不仅这样，毛泽东还走访了一些村庄，征求农民对红军的意见，听取他们的批评。”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领导开展思想教育运动，在分别做好党员干部、普通士兵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发动部队内部展开讨论，以统一认识、提高觉悟。
十余天的军内和农村调查，毛泽东收集到了极为丰富的材料，为起草红四军“九大”决议案提供了生动而又鲜活的素材。当夜幕降临，他就借着幽暗的煤油灯光，细心地整理、分析和归纳从调查中得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他时而凝眸聚思，时而挥笔疾书。“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8个决议案，2万余字，一个我党我军建设的伟大纲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就在“望云草室”简陋的小屋子里孕育诞生。
陈毅在协助毛泽东开展政治整训的同时，负责编写了十余万字的整训材料，内容包括“什么是共产主义”、“红军的性质任务”、“怎样批评同志”、“被批评者应注意哪些问题”，等等。这些材料既让部队整训有章可循，也为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军事整训也是热火朝天。在宽阔的新泉背头山上，朱德亲自带兵出操，针对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和一些干部抱有“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的错误认识，要求全军部队严格执行各项军事训练。针对“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等问题，朱德主持制定红军的条例、条令等法规，组织编写并亲自讲授《新游击战术》等课程，就战斗中如何散开、前进等深入浅出地讲解、示范。同时，还通过上军事课对地方武装进行了培训，培养了一大批地方武装干部，为以后地方开展革命工作，建立和巩固地方政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新泉整训”是继“三湾改编”之后又一次新型民主整军运动，不仅使红四军官兵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锤炼了打仗本领，也使地方苏区干部和武装得到了一次很好的洗礼和历练，同时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正当整训运动紧张进行的时候，国民党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准备对闽西苏区进行第二次三省“会剿”。担任“会剿”总指挥的金汉鼎率部由赣入闽，从长汀扑过来，向连城新泉方向逐步推进。强敌压境，毛泽东、朱德、陈毅果断研究决定：红四军除留下一部分在新泉警戒长汀来犯之敌外，其余移师上杭县古田镇，继续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为召开党代会作准备。
古田会议：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光辉里程碑
红四军到达古田以后，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继续为召开“九大”进行准备。白天，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党代表联席会议继续进行调查研究，晚上则在前委机关驻地“松荫堂”整理调查得来的材料。通过大量的调查和座谈，他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种种表现、产生的根源以及纠正的办法，有了全面透彻的理解和把握，《古田会议决议》草案也得到不断修改和完善。
◆古田会议会址。
1929年12月28日，一个雪花飞舞的日子。在古田镇溪背村廖氏宗祠厅堂里，呈现一番热气腾腾的景象。大会主席台上方悬挂着鲜红的党旗和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会场里张贴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盲动主义！”“反对冒险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等标语。包括各级党代表和一些班、排长及战士在内的120多位代表坐满了大厅，人们的脸上洋溢着过节般的喜气。
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召开了。会议由大会秘书长陈毅主持。会上，毛泽东代表前委作了关于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政治报告，并发表了多次讲话。朱德作了军事报告，从建军之初一直讲到了现在。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相关指示精神，还专门作了关于废止肉刑和枪毙逃兵的报告。
与会代表们热烈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信精神和会议的各个报告，共同总结了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并改选了前委委员。选举出新的红四军前委，其中正式委员由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等11人组成，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等3人为候补委员。在这些委员当中，除了大家熟知的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谭震林、熊寿祺等人外，李任予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后出任纵队党代表、军政治部主任，1932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牺牲；黄益善时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于1935年在福建长汀牺牲；伍中豪时任红四军第三纵队司令员，曾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红军早期优秀的高级指挥员，1930年10月在江西安福英勇牺牲；宋裕和时任红四军军需负责人，1934年参加长征，全国解放后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等职；田桂祥和李长寿都是士兵代表；杨岳彬时任红四军前委宣传科科长，1934年叛变投敌，建国后被人民政府处决。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时任红四军代理军委书记的熊寿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此曾作过一段生动的记载：九次大会，“纠正极端民主化的领导倾向，一切问题要集体领导，因此九次大会的各种提案都是在大会前由前委召集支队以上的书记、宣传、组织开会起草，前委审查以后提交大会。大会选举，也事先准备意见。提出要‘政治观念正确，各种积极，有斗争历史’三个条件的人才当选，反对从前那中国分割式的以各纵队为条件的办法，并提出名单，供献大会。这样一来，九次大会便有精神了，只开了两天，决定了很多的工作路线。从此会后，自前委直到支部各级指导机关的指导路线就改变过来了。”
古田会议是一个坚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召开的团结胜利的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史上的光辉里程碑。据时任二纵队四支队十二大队党代表的赖传珠后来回忆说：“这个会议，总结了毛泽东同志的一整套建军经验，奠定了中国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线，使其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得以肃清一切旧军队的影响，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古田会议以后，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等的直接领导下，由古田转向赣南，打破国民党军的重重围阻，终致敌人喧嚣一时的“会剿”黯然收场。1930年1月下旬，毛泽东与朱德各自率领的部队在江西广昌东韶会师。在古田会议光芒的照耀下，朱毛红军的历史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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