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经典之一，泽溉百世，流芳千古。自孔子以来，对《诗经》的研读与阐释历久不衰，两千多年积累下来的成果，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诗经》不可或缺的宝贵材料。然而，由于时代久远、文化隔膜，阐释者的立场方法各有不同，不同时代、不同学派对《诗经》的理解也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一方面说明《诗经》这部作品伟大，阐释空间无比丰富，有历久弥新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总会从自身的认知条件出发，在总结前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生发新的认识。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认识《诗经》，走进《诗经》呢？在此，让我们先从《诗经》这部经典的性质说起。
具有多重功能的文化经典
在今天看来，《诗经》是“诗”，也是“歌”，是典型的文学作品，它共有三百零五篇，是经过周人选编而成的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诗集。但是我们要问一下，它与后人选编的《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以及后代无数的诗歌选本一样吗？显然大不一样。
《诗经》并不是一般的抒情写志之作，它同时还承担着宗教祭祀、礼仪燕飨、美刺讽谏、社会交往、记述历史、文化教育等多重功能。实际上，抒情写志仅仅是它众多功能中的一种。因此，从它生成的那天起，周人就没有把它当成纯粹的诗歌艺术作品来看待。从《左传》《国语》中记载的各诸侯国卿士大夫的“赋诗言志”、讽谏议政，到《周礼》《仪礼》《礼记》中记载的太师教六诗、燕飨演歌舞；从新近出土的《孔子诗论》，到孟子、荀子等诸子的诗评诗论，我们可以看到《诗经》在春秋以前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之大，看到它在当时人们心中所处的地位之高。所以，我们不能把《诗经》等同于后世一般的诗歌总集或者诗歌选本，它是经过周人仔细选择编撰而成的一部具有多种功能的文化经典。
自战国时代起，它就被尊称为“经”，而且高居当时的“六经”之首。到了汉代以后，它的经学地位进一步巩固，它的丰富内容也得到了历代经学家的充分阐释，它以“经”的尊崇，影响了中国文化两千五百多年。
走进《诗经》的三大要义
站在21世纪的今天，面对历代《诗经》学研究的丰富成果，我们又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观念来认识《诗经》？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走进《诗经》？怎样才能重新认识它的伟大呢？
要走进《诗经》，我认为第一要义是了解周代文化。《诗经》是在周代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我们不仅应该关注每一首诗产生的具体文化背景，还应该关注《诗经》这部作品创作和编辑的整体文化环境。没有对周代社会历史变迁、政治文化制度建立、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等作为认识的基础，我们就无法了解《诗经》的生成、《诗经》在当时的地位和它所承担的诸多社会功能，无法了解它的内容何以如此丰富，认识不到这部作品何以伟大，也无法给它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
走进《诗经》的第二要义，是认识《诗经》的艺术特质。《诗经》虽然具有丰富的内容，在周代社会和后世历史文化的传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它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通过特殊的艺术形式得以实现的。《诗经》和后代诗体形式的最大不同，是它的乐歌特征。这来自中国早期诗乐一体的传统，同样也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一部分。由此入手，我们才会发现，《诗经》曲调的组合方式、与演唱相关联的章法结构、形式多样的演唱方法、以套语为特色的传唱技巧等，都与后代诗歌存在着鲜明的差异。《诗经》所用的诗体，它的韵律节奏、语词艺术、根源于象形字的诗性表达等，处处显示出其在艺术上的独特之处。
走进《诗经》的第三要义，是对《诗经》文本做细读和赏析。我们学习和研读《诗经》，最终要落实到《诗经》文本。它那丰富的内容、优美的形式、独特的艺术魅力，只有通过具体作品的研读，从文本的鉴赏中才能切实体会到。但是由于历史遥远，后人对于周代文化陌生，历来对《诗经》的文本解读存在着许多文化隔阂。我们对《诗经》的所有研究，都是为了更好地解读文本。
纳入周文化中进行研读
基于以上思考，笔者尝试建立一个新的《诗经》阐释模式：把握《诗经》的艺术本质，将其纳入周文化中进行研读和认识。具体来说，本书共设十五讲，分为四个部分。前三讲是第一部分，首先对《诗经》产生的周文化背景进行简单介绍，让读者认识到《诗经》和周文化的紧密关系。周的兴起与殷帝国的衰落，周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周人的哲学、政治思想与实践理性，以及礼乐文化的形成，这些都是《诗经》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对《诗经》的作者、作年、编辑以及“风”“雅”“颂”的分类等《诗经》学上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这是我们走进《诗经》的起始。第四到第十讲是第二部分，该部分结合周代的历史文化，按照内容题材对《诗经》中的作品进行分类讲析。第十一到第十四讲是第三部分，是对《诗经》艺术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诗经》所体现的文化精神，《诗经》的艺术表达方式、乐歌特征、语言艺术，无不带有鲜明的周文化特色。立足于周代文化，同样是我们破解《诗经》艺术形式奥秘的最佳途径。最后一讲，即第四部分为全书总结，《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将中国诗歌由原始时代的自发歌唱变成了有明确的主体动机的艺术创作；将中国诗歌由原始时代的集体歌唱变成了个体的抒情表达，从此出现了有鲜明个性的个体诗人；通过对《诗经》众多篇目的艺术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诗人早在《诗经》时代就掌握了高超的艺术手法，开始了对艺术美的主动追求，并且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正是这三点，标志着《诗经》成为中国上古诗歌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成为中国诗歌艺术真正走向文明之始。也只有站在这个起始点上，我们才能认识《诗经》对中国后世文学和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它奠定了以“言志”和“抒情”为特色的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文化传统；它确立了以“风雅”和“比兴”为标准的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的艺术原则；它以四言为主而兼有其他长度的诗句，以鲜明的节奏韵律特征，奠定了中国诗歌的语言形式基础。
《诗经》从它编成的那天起，就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学习的范本，生活的教科书。它不仅培养了中国后世文学，而且培养和教育了后代人民。文学的传统就是民族的传统，《诗经》也因此而具有永恒的意义。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乐府学会会长）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赵敏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