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钧》在美国作家勒古恩的小说中占据一个特殊的席位。这部小说弥漫着比她的其他作品更为浓厚的现实感，因为故事发生的地点被完全局限在我们熟知的地球上，科幻的神奇车轮在日常性的轨道上润物无声地擦着火花。在《一无所有》中，勒古恩笔下的星球像是扭曲镜像中的地球，虽然与我们的世界有着相似之处，但只是服务于她政治实验理论的虚幻模型。科幻小说的永恒悖论在于，当我们在描述外星星系的生物时，我们唯一的摹本就是人类自身，我们无法想象出超脱人类自身思维的智能生物，归根结底，外星人只是怪诞的人类，想象的翅膀终究有着飞翔的界限。更加震撼人心的科幻小说也往往是现实主义的孪生，越是想超脱现实绘制某种宏大的科幻地图，越是容易沦为黯然失色的陈词滥调，现实主义却总能使科幻小说重焕生机，反之亦然。因为小说永远是关于人类自身境遇的艺术。
在这部小说中，勒古恩提出了一种被称为“双重记忆”的概念，这令人想到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本书中温斯顿所在的真理部。《天钧》和《一九八四》也有着相似的对照关系，老大哥就是哈伯医生，温斯顿就是乔治·奥尔，裘莉娅就是希瑟。甚至只从主人公的名字就可以很容易地联系到，小说呼应与影射的正是与乔治·奥尔名字只有一字之差的伟大作家乔治·奥威尔。但差别在于，乔治·奥尔在小说中有着真实的移山倒海、改天换地的能力，并不只是简单的涂抹历史的假面。于是，这种双重记忆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身上分化出了两种不同的道路：哈伯医生的狂热和乔治·奥尔的恐慌。
梦想成真的能力相当于一种权力扩大的能力，但这种权力本身并不属于乔治·奥尔，而属于无意间掌控了这项能力的哈伯医生。不妨以《天钧》和去年上映的诺兰导演的《奥本海默》在某种维度上进行对照，梦、乔治·奥尔、哈伯医生三者的关系可以对应为原子弹、奥本海默、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梦的能力相当于原子弹，同样都有着人类难以掌控与想象的夷平现实的可怖威力。乔治·奥尔第一次噩梦成真的时候相当于原子弹第一次在日本的投放，在原子弹投放后，曾经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感到了恐慌，并极力阻挠泰勒继续研发氢弹，但现实是，他的对抗与呼吁不仅杯水车薪，而且自己也被送上了法庭，并被剥夺了接触国家机密的权力。哈伯医生的行为与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异曲同工，当他自己研制成功了以梦重塑现实的机会后，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抛弃了乔治·奥尔，因为乔治·奥尔毕竟是个独立的个体，他无法按部就班准确无误地执行哈伯医生的每一条指令。个体在权力视角中已经不是独立的个体，仅仅是实现他人意志的工具罢了。最后哈伯医生做着失控的梦时，乔治·奥尔仿佛是按下原子弹按钮的英雄，这一戏剧性情节具有一定程度英雄电影的质感。
当然，这也是《天钧》这部小说的虚弱所在，因为它并没有超出现实的监禁。《一九八四》令大部分的反乌托邦小说黯然失色，显然也包括《天钧》——它在某种程度仅仅是警告人们他们已经了然的东西，小说所营造的恐怖感也远远逊色于《一九八四》。《天钧》可能更受到了波兰科幻大师莱姆的影响，因为莱姆小说的特点就是天衣无缝地用科幻的源泉浇灌现实的土壤。首先，勒古恩在智识方面落后于莱姆。莱姆有着惊人的能力，看看《索拉里斯星》或者《其主之声》，莱姆虽然使用一种充溢着专业化术语的阐释，但他尽力贴近普通读者的认知范围，同时也尽力把讲述的语气局限在一种日常化基调中——这一切都建立在牢固的智识基础上。但当勒古恩在小说的后半段用科学的花招去阐释梦想成真的能力时，却显得单薄且毫无可信度。随着阅读的进程，我们会发现失控的不仅仅是梦，这部小说同样面临着失控与偏航。本质上，勒古恩是一位政治小说作家，而非一位科幻小说作家。
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作家是寥寥无几的稀世珍宝。在莱姆最好的小说中，所有的科幻最终间接指向的其实是关于人类自身存在的意义，以及人类自身的局限性。对于莱姆而言，无论科幻小说缔造的超现实多么天花乱坠，小说的表达方式与运作逻辑永远囿困于人类世界的固有思维，所以科学和文学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殊途同归。他们所要完成的，都是身为人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打破人类思维的极限。《天钧》没有对人类自身如此深刻的追寻，实质上小说所传达的是一种朴素的价值观，即使包裹了科幻的外衣。这不是说朴素的价值观没有价值，相反，这些价值观至关重要、需要铭记，但对于小说而言，应有远高于此的追求。对于在小说类型的疆域内可能最需要智识的科幻小说而言，这种追求应该走得比飞船更加辽远。
（作者为书评人）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