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在新加坡：他乡似故乡，润物细无声，更上一层楼

《探宝觅踪·寻找文化出海的广东样本》第三期，探宝团走访新加坡等国，记录一个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异国样本。

秋分收获时

毕业典礼开始，还有不到半小时。

中医博士、中医硕士、中医学士、中医高级文凭、中医助理、中医药基础、中医药膳师、保健推拿师......登记名册一字排开，老师们正装候场；“喜见杏林添新苗”，身后花篮满布。

这并非中国某所中医院校毕业典礼的现场，而是赤道北上的南洋之地——新加坡。

2024年9月22日下午1点半，繁华的新加坡职总大厦（National Trade Union Congress）七层，百位来自新加坡中医学院的毕业生正赶赴这里。他们即将迎来人生的重要时刻。

新加坡，一个华人占比约75%的国家。作为东南亚经济、科技发展的重要核心之一，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及部分欧亚裔共同组成了一个多种族共处社会。多数华人先祖，为中国广东、福建、海南等地移民，由于中医与华人关系密切，近年中医药在新加坡社会发展迅速。

2000年11月14日，《中医注册法令》在新加坡国会得以通过，确立了新加坡中医师、针灸师注册制度——这意味着中医正式登上新加坡的医学舞台，成为新加坡卫生保健事业的组成部分。如今，当地政府认可的新加坡中医药相关学术机构有14家，学历教育机构有3家，而新加坡中医学院是其中历史最久的一所。

林益川穿好了博士服，他频频望向礼堂门口，在等待父亲。

作为一个做了10年公务员的新加坡人，他决定辞职，继承父亲的中医研究，2013年他去读了中医。学士，硕士，博士。作为全场唯一一个博士毕业生，他和其他大多数同学一样，同时拥有两所母校——他们由广州中医药大学与新加坡中医学院合作共建培养。从2006年开始，两校联合开设中医学士学位课程，后续又拓展到硕士、博士学位课程，至今已走过18个年头，招收和培养了超过1000名学生。目前，新加坡五分之一的中医执业者是两校联合培养的毕业生。

广州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陈文锋，特地从广州赶到新加坡。

为的是见证这一重要时刻，百位学生顺利毕业——多年以来，这是中国与新加坡，两所中医院校跨越千里的“约定俗成”。截至目前，两校联合联办课程，已成为中新两国间教育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中医药教育项目。今年，恰逢广州中医药大学建校100周年，让这一场跨越千里的约定再多一层特殊意义。“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新加坡尤为重要。让中医药文化走向新加坡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们对此充满信心。中医药出海，还要走得更广、更远。”陈文锋说。

“如果有机会，我们也想去广东，看看那里的中医院。”55岁的新加坡人YongLee和身边一群药膳专业同学们，把花束举过头顶，合影留念——鲜花、白发，互为衬托显出明艳。

易生（音），55岁；丽丽（音），55岁；林家明（音），59岁；黄秀玲（音），67岁；张孝廉（音），65岁；丽华（音），48岁。“我们当中有新加坡人，也有印尼人。这个年纪读书，不为别的，就是喜欢。”

隔壁坐席的女孩望着他们笑。

2000年出生的匡盛辰澄，全场最小的毕业生。身边的母亲是江苏常州孟河镇人，吴中名医甲天下，孟河名医冠吴中。“我们常常觉得是祖宗佑福，有这个中医药的根脉，传到了她身上。”母亲义务收了30多个学中医的徒弟，又把女儿送进新加坡中医学院的校门。“让孩子在新加坡行医，我们确实是有大愿。希望咱们的中医药，能发扬光大。不传承，就是失传。”

礼堂另一侧，印尼人庄慧娜，正挽着父母慢步走进来。她用了8年时间拿下硕士学位，小心翼翼地平衡着成人教育要面临的挑战——不仅是知识的挑战，还有时间与精力的分配，工作与家庭的平衡。“看着她这些年，实在辛苦，我为她高兴！”丈夫站定，为庄慧娜戴上一顶学位帽，小心整理碎发。

新加坡中医学院2024年毕业典礼现场，学生们合影留念。

今日是秋分，恰是一年的收获时刻。几十年后，有人再次穿上了学位袍；白发老者和00后女孩，一起等待上台，领取毕业证；华语、英语、马来语，潮汕话、客家话、广东话、四川话、江苏话......在这个四方礼堂，那些语不相通、言不相及的瞬间，沉默也报以微笑。

这些时刻，都为着同一个目的而汇于一处。

林益川终于等来了父亲。78岁的父亲一把搂住儿子的肩膀，“有一句话，我一直让儿子记住，中医必须要有含金量，要是纯金的。”一家人站在台前，合影拥抱。

“毕业典礼正式开始！”

“祝福你们！”

 润物细无声

30度的秋日，中华百草园（Chung Hwa Herbal Garden）晨光斑驳。

终年高温，终年多雨，园子里的植被生长恣意。苏铁、赤胫散、鱼腥草、晚香玉......每一株都系有一张名片，昭示着它们的功能性意义——蔓荆子，疏散风热、清利头目；玉簪花，消肿，润肺；叶下珠，平肝清热，利水解毒。

这里是新加坡中医学院（Singapore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坐落于大巴窑（Toa Payoh），新加坡最早的公共居民区之一。1953年创校至今71年。

10点45分，楼上303课室开始上课。一个30人的班级，有人头发花白，有人脸庞稚嫩。老师用中文授课，今天讲的是新加坡的医药行规。

同学问：中医病历，也需要翻译成英语吗？

老师答：在新加坡，中文也是官方语言。

白小伟做下笔记，荧光笔画得五颜六色。2020年入学，今年她已经读到第5年。以前做财务，后来因为家里人的身体缘故开始接触中医，未来，当然是想找个中医相关的工作。邻桌的同学偲陽不这么想，她从事易经研究，来学中医，就是想看看如何更好服务客户。

戴铭路过教室门口。作为一个从中国广西前来任教的院长，他一直惊讶于这里的学生，年龄差异之大，行业差异之大，求学目的差异之大。

“我们学校的学历教育是针对成人的。所以从20多岁到60多岁的学生都有。这里除了学历班、高级文凭班，还有一到两年制的短期班，也有很多当地人读。”戴铭觉得，成年人的记忆力虽不如孩子，但胜在阅历充足，悟性更好。

“也正是因为面向成人教育，所以你会在这里遇见各行各业的人。有的人是想及时‘转换赛道’，有的人并没有什么实际目的，纯粹为了了解中医。我们一些兼职老师，年纪大了‘财务自由’，干工作的目的不为报酬，就是喜欢。”戴铭觉得，这反而更有利于中医在新加坡社会的推广。

新加坡中医学院授课现场，老师讲授的是新加坡医药行规。

回办公室的路上，戴铭总是会路过一面院长照片墙，细数一下，自己是这所学校的第16任院长。有人在这儿干了12年，而今年是戴铭异国任教的第一年。过了明年一月，就整整一年了。

1980年开始在广西学中医，44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跟中医打交道。人生的下半场，戴铭决定从中国远赴新加坡任教。他常想，这可能也是中医人的精神。很多人八九十岁还在出诊，只要身体允许，就可以一直做。

如今，他带着900多个在校学生，41个全职的教职工，在昨日毕业典礼上，他送走一批，很快又要迎来下一批。在国内分管了很多年的国际教育，戴铭来了新加坡还是感到意外。“这么多人愿意学中医，他们的学习热情、年纪跨度，确实是出乎我的意料。”

发现很多新加坡学生只会讲中文，不会写，戴铭和老师们就把各自的PPT打印下来送给学生练习。发现还有同学不会中文的，他们就开英文班，一个一个字慢慢教。再后来，发现原先不大会写中文的学生们，毕业时竟然也能写出一笔好字了。“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我们在这里教中医知识、中医理论、实际上，也在传播更广义的中华文化。”

跟中医药打了一辈子叫交道，如果用一种中药来形容自己，戴铭倒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如果要选，他觉得自己更像甘草——没有明显的凉，也没有明显的热，但能调和百药。

润物细无声。 

他乡似故乡

陈迪坐上电梯，着急往图书馆里走。

昨天才领到了毕业证，今天就急着回学校复习。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半前到，下午5点钟走，第二天继续。对于和陈迪一样的毕业生而言，新加坡中医从业最重要的一场考试在即。

2000年，新加坡《中医师注册法令》在国会通过，标志着新加坡中医师从此有了法定的执业地位。次年，新加坡卫生部成立中医管理委员会，新加坡中医注册资格考试自此开始。

“这就是最重要的考试了！首先，你要有毕业证，那算是拿到了入场券。然后就是这个从业资格。”8月刚结束的理论考试是10门课，一科不过就要从头再来，而这只是第一阶段。即将开始的10月，毕业生们将进行第二阶段的综合性临床考试。

能不能成为真正的中医师，在此一役。

作为在学院图书馆工作的老师，余文涛陪着无数当地的中医学子，在这里，全新加坡最大的中医药图书馆，度过从校园走向社会的过程。

在新加坡中医学院工作十年，图书馆超过10万册的馆藏，其中珍贵的部分，余文涛如数家珍。“很多上了年纪的中医师，十箱十箱地捐给我们。在新加坡，华语不是最主流的，但他们不想把中医医案变成废纸。”医案诚然是越老越好。中医师们送过来，余文涛和同事就帮他们留着，攒成了一份“特别的教材”。

“老前辈们手写的教材是最难得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引进中国教材，也没有油印技术，所以他们就自己手写。第一批教材，全都是这样手写的。”余文涛翻开其中一些，不仅有中医学内容，还涉及急救医学、化验学、营养学、传染病学。“这几块西医知识，当时的老师们觉得一定要引进，因此就有了中西医结合的教材。”

新加坡中医学院的第一批教材，由老师们手绘完成。

新加坡常年高温多雨、气候炎热，英国殖民时期大量华人劳工，常常因受热、受累、受袭或水土不服而去世，当地疟疾、霍乱流行，医疗缺口大。来自家乡的中医药救治方法，成了广大华人劳工迫切的需求。

西医药未传入之前，在新加坡，中医药早已随着南下的粤籍华人传入。1842年，广东大埔人罗燮增创办的“万发药行”正式成立。1867年，新加坡俗称“七家头”的广帮七大商号创立了施医赠药的同济医社（后更名“同济医院”），成为中医药正式传入新加坡的标志。此后，由华人，特别是岭南地区华人创立的医社、中医院、慈善机构，在新加坡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新加坡中医专门学校（新加坡中医学院的前身），由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创办。1952 年，殖民地政府收紧移民政策，公会认为法令将使得中国南来的中医师大幅减少，而本地原有的中医师逐渐年迈，因此培养本地接班人迫在眉睫。

1953年1月11日下午2点，在新加坡丝丝街（cecil street），新加坡中医专门学校开幕典礼正式举行。

43名学生里，有60多岁的老年人，也有刚满18岁的年轻人。有已退休的华文老师、汽车司机、三轮车夫、商人、小贩等，也有来自中医世家或中药铺的子弟。

会场鲜花高悬，正中挂着炎帝神农像，两旁列一副对联——

“医道放光明，公真首韧。”

“师资垂统系，会社同归。”

南下华人，自此集聚，因为中医而有了异国的连结。如今的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在1946年10月成立之初，尚叫做“新加坡中国医学会”，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学会的标志，用的都是一幅中国地图。“他们骨子里一直对中国是有留恋的。”余文涛说。

一家学会，一所学校，一间医院，庇护了一代南下华人的颠沛流离。他乡似故乡。

1959年新加坡中医专门学校（新加坡中医学院的前身）高、初级毕业典礼。

时间过去70载，如今对于陈迪这些年轻的毕业生而言，在这所校园的日子有着更具体的意义——有同学每天早上4:30起床读书，有同学一边跑步一边背穴位，有同学一边开车一边听知识点录音。“大家共同热爱一件事是很幸福的，我觉得这就是成人教育、主动学习的美好。”她自小想当医生，兜兜转转，在30多岁的时候学了中医。

“老师说，中医的确有糟粕，但不要急着去批判它，等你们学成了真正的中医师，自然会分辨，何为糟粕，何为精华。”

陈迪在等待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医师的时刻。

更上一层楼

楼上学院，楼下医院。一楼是中华医院（Singapore Chung Hwa Medicalinstitution），新加坡老牌中医医院。下午2点半，科室的叫号已经开始，新加坡中医师赵卫权按下叫号按钮，年轻的患者走进他的诊室。

“医生，我总有发热烦躁的感觉，夜里很难入睡。”

赵卫权让患者伸出手来，一边把脉，一边问诊。四个学生站在身后做着笔记。

“手心很热，你喝冷水对吧？但其实喝冷水在新加坡是不好的。”

“可以看一下你的舌头吗？”

“平时是几点入睡？”

“喝不喝酒？抽不抽烟？”

“是不是有耳鸣？”

“你再想清楚一点，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会不会是因为上火？有什么诱因？”

赵卫权让病人躺下来，开始准备针灸。学生备好不同粗细大小的排针、管针，赵卫权在患者后背找好位置，扎下九针，让患者休息。

“同学们，病人有什么过敏症？有没有什么家族病史？”

“尿酸高的话，有哪几味药可以降尿酸？土茯苓，半夏，‌萆薢？”

“一次扎针多久？方子怎么开出？要避免吃哪些东西？”

从问患者，到问学生，完整地看诊一位病人，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平时也都是这样。只有我问清楚一切的状况，才能找到针灸对应的痛症，同时也能调理他的身体。”做了11年中医工作的赵卫权，此前是一个土木工程师。“我的病人主要是脾胃病，痛症等。对西医来讲，痛症就是吃止痛药，没有别的办法，但是我们可以治疗。”

中华医院的中医师赵卫权（右二）带着学生们看诊。

副主任医师范旭阳，有同样的感受。“中华医院的妇科病人基本在我这里看诊。感冒、咳嗽，看中医是优势。失眠、脾胃系统疾病，也都会找到我们。”早年从南京来到新加坡行医，她的患者曾以年纪大的华人为主，如今她发觉多了不少年轻人。“尤其是妇科等等的中医的优势病种，愿意选择中医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本来以为只会有很多华人，结果这些年来了很多马来人、印度人，韩国人，日本人。甚至还有中东人。”同为新加坡中医学院毕业，决定自己开私人诊所的中医师陈俊佑，对一位中东病人印象深刻。

那是一位焦急的中东父亲，带着孩子走进诊所，陈俊佑发现是小朋友的脖子动不了。“应该是打闹造成的。”陈俊佑采用中医正骨疗法，很快，小朋友的脖子就恢复正常了。“他们觉得好神奇！原本只是在网上随便找到我的，后来这些中东人就经常来了。”

让陈俊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80多岁的患者。“阿姨的肩膀有些问题。西医觉得她年纪太大不能动手术，女儿也很不开心，于是就找到了我，说X光拍了几次也没用。后来，通过我的治疗，阿姨的肩膀可以动了。在这里，西医是主流，但中医有自己的优势。”

中医师陈俊佑（右）在诊所做小儿推拿治疗。

在国外读西医，回新加坡读中医，35岁的王临鹤，如今顺利拿到了新加坡中医学院的毕业证。“我的本科和硕士，是西医学专业，在英国和爱尔兰学习。”

5年前，身为西医的王临鹤，日复一日在医院忙碌。

“为什么一个西医，突然要学中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里有一句话：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医学领域，每时每刻在不同的国家都有着上千上万个实验室，正在进行着不同的临床试验，这意味着人类还有着数不胜数的疾病，尚未发明出药物的治疗手段。”

“这些束手无足措的时刻，是我学习中医的出发点。” 他决定去探索一个全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当我完整学完中医和西医之后，才发现两者的分别并不大，甚至相同点多过不同。”他也开始逐渐理解父亲——新加坡第一个中医博士，一位行医近40年的中医师。

“对我而言，中医还有很多我们至今尚未了解的领域，而往往就是这些未知的因素，很多时候却能达到意想不到的疗效。毕业后，我希望能利用中西医的知识达到一个新领域，加快某些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救治以往救不了的病人。”

“是的，为了你的病人读书，而不是为了考试。”王临鹤装好毕业证，离开了学院的大楼。

楼下是巨大的雨树，树冠广展，荫蔽一片。赤道以北，南洋之地，一间又一间中医馆，漂洋过海，在漫长的岁月里悄然扎根。

新加坡，从当初唯一的中医师公会，到现今14家中医药学术团体；从最初的“中医专门学校”，发展到现在 3 家中医学历教育机构、多专业与国内中医院校联合办学等多种中医教育模式并存；从学历教育，到继续教育，注册中医师超过三千人，形成了全面的、复合的中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在长远的未来，他们为新加坡中医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供给。

更上一层楼。

2024年10月，陈迪最终顺利通过新加坡中医注册资格考试。

新加坡又多了一名真正的中医师。

新加坡中医学院楼下，雨树成林。

采写：南都记者 董晓妍

编导：危艺 黄怡婷

摄影：黄怡婷 董晓妍

参考材料：

《粤籍华人在中医药传播中的贡献与作用———以东南亚为例》

《新加坡中医药的传入与中医教学的本土化变迁》

《新加坡中医教育发展概况》

《探讨中医药在新加坡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

《新加坡中医师工会75周年纪念特刊》

《新加坡中医学院70周年纪念特刊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