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与特朗普打交道？｜独思录 x 郑永年

特朗普回来了。很多人说，特朗普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但实际上，特朗普是确定的。如果说特朗普的第一任期里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还情有可原，但如今的再次归来则不能说是不确定性了。今天人们所谓的“不确定性”大多来自人们对特朗普的侥幸心理。在第一任期中，特朗普已经充分展示出来了对全球贸易体系的破坏力和对地缘政治格局的颠覆力。没有人会认为，在第二任期里，特朗普的外部影响力会有所减弱；恰恰相反，他已经积累了四年的执政经验，会以更有效的方式实行其政策。对此，人们不应存有任何侥幸心理。

有人说，特朗普是“内政优先”，外部事务不是他的优先考量。的确，特朗普的核心是“内政优先”。但是，这并不意义着，特朗普的“内政优先”没有外在影响。首先，正如他在第一任期时所做的那样，特朗普必须将注意力从外部环境转移到内部才能实现其内部优先政策。之前美国过度扩张，其利益已深深嵌入各个区域，美国总统需要花大力气来关切美国的外部利益。因此，他会收缩美国的国际卷入。也就是说，“退群”和减少对国际秩序的承诺的行为是必然的，因此，美国必然“破坏”现存国际秩序。其次，尽管美国内部出现了那么严重的政治问题，但在经济、技术和军事等领域，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内部的任何变化都会产生巨大的外部效应。

所以，对其他国家而言，不能存有侥幸心理。中国尤其如此。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已经把中国界定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这一点拜登政府没有改变，特朗普第二任期只会强化。对于中国来说，需要先思考一下美国的意图，再评估一下美国这样行动的后果，然后再决定我们如何回应。

特朗普执政之后，“新官上任三把火”，必然会同时在三条线上挑战中国，第一条是科技经贸线；第二条是意识形态线；第三条是军事地缘政治线。如何在这三条线与特朗普打交道是我们很快就会面临的挑战，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最重要的是必须对特朗普及其团队的一些基本面作出一个基本的判断，这里至少包括政策目标、决策模式和政策执行三个层面。首先是政策目标，即特朗普的政策导向，他要用什么样的政策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其次是决策模式，即分散分权的决策模式还是集中集权的决策模式。再次是政策执行，即官僚团队的政策执行行为，官僚团队是忠实执行特朗普的政策还是会“挟持”特朗普的政策。现在这几个方面已经很是明显了。

特朗普的政策目标便是“使美国再次伟大”（MAGA）。这是他第一次参选时就已经确立的目标，第二次参选不仅没有些许变化，反而更加强化了。尽管很多人说这仅仅是特朗普的选举口号，但现在看来这的确是特朗普所追求的。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没有能够实现其目标，壮志未酬。经过四年的执政和四年的思考，应当说特朗普这次对这一政策目标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有更加明确的认识。

这一政策目标决定了特朗普的内政外交的政策取向，这里包括两条原则：第一，就内政外交来说，“内政优先、外交次之”；第二，就外交领域的优先次序来说，“经贸优先、地缘政治次之”。第一条原则表明，美国的外交要为其内政服务；第二条原则表明，地缘政治要为经贸服务。

就决策来说，特朗普的决策模式是高度集权和集中的模式，即公司CEO模式。应当意识到，特朗普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并且是传统产业的企业家。企业的决策模式是高度集权的，一切由CEO说了算。特朗普的个性更是强化了这个特征。特朗普已经把他的企业决策模式带入了白宫。他的第一任期的决策模式便是高度集权集中的。所以不用幻想他的第二任期会改变这一模式，反而会进一步增强。如特朗普所言，在他的第一任期，他遭到了“不忠诚”甚至“背叛”，因此，在第二任期，特朗普必然会强化集权集中的特征。

实际上，马斯克所设想的体制改革会进一步强化决策的集权和集中性质。一方面，大规模的体制改革触动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这需要集权；另一方面，随着官僚机构的缩小和“小政府”的形成，体制本身也必然变得更加集中，决策会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中。这一点连和特朗普那么亲近的马斯克也已经体会到了。当人们指责马斯克在人事任命上“越权”的时候，马斯克说，他只给总统提供建议，而最终的决策由特朗普总统自己来做。

“使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要求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继续其未完成的革命。特朗普第一任期的革命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即来自特朗普经常所说的“深层政府”的阻力。在顶层，特朗普遭遇到了政治上的“不忠诚”甚至背叛，尤其是他身边的官员；在国会山，他遭遇了一个不合作的国会，包括来自共和党的政治人物；在官僚层面，他遭到公务员队伍的抵制；在军方，他的外交尤其是军事政策，也遭到军方强有力的抵制。特朗普极端厌恶这个所谓的“深层政府”，并且已经向“深层政府”宣战。因为“深层政府”意指什么并不是那么清楚，这已经引起了美国精英阶层的忧虑。可以预测，和“深层政府”作战会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反腐败”。

在官僚机构层面，特朗普要确保一个能够忠实执行其政策的有效行政团队。现在，特朗普官僚执政团队是完全基于“政治忠诚”原则之上组成的，这些人并不忠诚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是忠诚于特朗普自己。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多次宣称，他要惩罚那些在他第一任期中和他下台之后那些“背叛”他的人。显然，他再也不会录用那些被他视为是不忠诚者或者不那么可靠的官员。各种分析表明，特朗普任用的都是那些他视为是忠诚于他的人或者能够忠诚于他的官员。

考虑到这次选举之后，美国三权（立法、行政和司法）全面“特朗普化”的取向，美国社会尤其是精英普遍呈现出对特朗普的担忧甚至恐惧。这并非毫无道理。但如果没有权力的集中和一支忠诚于特朗普的团队，特朗普很难实现其“使美国再次伟大”的远大目标，而集权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者们的利益。

尽管特朗普这些方面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其内政，但也必然会影响到美国之后的外交政策。上述“内政优先、外交次之”和“经贸优先、地缘政治次之”的原则已经表现在特朗普的人事任命安排上了。

在外交方面，正如在其第一任期，中国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自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美国就把中国界定为唯一一个有能力和意愿在全球范围内和美国竞争的国家，对中国的这一定义只会强化，不会有任何变化。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特朗普的外交团队在对华政策上分为两派：一是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美国优先派”，主要侧重在科技经贸领域和中国竞争；二是由反共反华派、冷战派和意识形态派组成的“中国优先派”，主要侧重在地缘政治和军事上围堵中国。尽管这两派都是对华的强硬派，但他们政策的优先次序并不完全相同，“美国优先派”虽不利于中国，但它并不意味着“反华”；而“中国优先派”则把目光放在国际层面，即对抗中国。

特朗普属于“美国优先派”。可以预见，特朗普也会对中国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上进行“极限施压”，但这样做将更多是一种谈判手段，使美国在谈判桌上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国优先派”的目标是打垮中国，似乎把中国打垮了，美国就可以再次伟大了。

考虑到特朗普上任后的主要矛盾是内政和经济问题，而非外交，“中国优先派”应当为“美国优先派”服务。但是，要特别小心的是“中国优先派”挟持“美国优先派”的可能性。尽管特朗普精于商业谈判，但他并没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美国优先”政策有可能被“中国优先派”所挟持。这在其第一任期内也发生过，例如当时的对华政策被意识形态熏心的国务卿蓬佩奥所挟持，使得中美关系犹如自由落体般地下滑和恶化。

正如其第一任期所展示的，特朗普会在科技经贸、意识形态、地缘政治三条线对中国发起挑战。因此，想要有效应对，必须在如下四个方面做好充分准备：一是外交方式层面；二是科技经贸领域层面；三是避免在意识形态领域被美国牵着走；四是应付地缘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挑战。

在外交方式上，需要思考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外交方式上需要注意到特朗普独特的外交风格。特朗普具有极强的强人政治个性。他崇尚强人政治，也崇拜强人，愿意和强人政治领袖打交道。在外交领域，他既需要主导外交场合，更需要从外国领导人那里得到“尊重”；他既需要他的官僚为他的强硬立场提供背景，更需要掌握决策的主导权（即他不会主动地把权力下放给官僚层面）。特朗普的个性，需要我们采取更为精细的外交方式。

第二，需要确立对美外交的新思维。特朗普是商人，和传统的政治精英的思维方式不同，特朗普强调的是“交易”。“交易”意味着商业逻辑。因此，需要中国更多从经济的角度而非其他的角度来讨论中美两国关系。特朗普的强硬并不意味着他的立场是不可变的；相反，因为是“交易”，随着“交易”环境的变化，特朗普的立场随时可变。当人们说特朗普的立场变幻无常的时候，更多的是从政治原则的角度来看待他的。

在意识形态领域，拜登政府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围堵，不仅把中美关系定义为“美国民主”与“中国专制”的对抗，更是组织所谓的世界民主峰会来对抗中国。特朗普则不同。特朗普不是意识形态的“信仰者”，充其量是“使用者”。就是说，特朗普可能会利用意识形态对中国施压，但不会如拜登那样花很大的精力来对抗中国，包括召开世界民主峰会等。尽管特朗普政府尤其是官僚层面或许会继续这一过程，但对中国来说，不会是新鲜事了。尤其重要的是，西方民主，尤其是美国本身的民主，现在处于低潮，甚至衰退期，用所谓的“民主自由”意识形态来挑战中国，并不能在国际社会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压力。因此，如果特朗普或者美国其它力量对中国发动意识形态的挑战时，我们需要的是定力，不被其牵着鼻子走即可。

在科技经贸线，特朗普很有可能从拜登的“小院高墙”向“大院高墙”转变。特朗普必然强化“卡脖子”“脱钩”和“关税大棒”等手段，并且会来势汹汹。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用以下应对方法。

第一，冷静观察，避其锋芒，缓行动，不闻鸡起舞。尽管高关税是大趋势，但到底多高特朗普还没有想好。在选举过程中，特朗普多次强调要对中国征收60%的关税，但最近在其社交媒体中，特朗普又称对中国实施10%的额外关税，而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则是25%的关税。从这些信息来说，在关税方面，特朗普必须考虑到美国的利益，而非光是自己的情绪。这是因为，高关税必然再次导致高通胀，对经历了多年高通胀的美国社会，特别是普通老百姓很难再次承受更高的通胀。即使特朗普想通过再工业化来缓解高通胀，但正如过去八年所展示的，美国的企业家没有准备好“再工业化”。实际上，不管谁当总统，要把中低端的产业再转移到美国，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性了。考虑到这些因素，特朗普也是存在调整其政策的可能性的。

第二，中国要向和中国有关联的“利益相关者”释放善意，这包括美国的资本、农业州、科学界、民间和地方等。只要在中国有足够的利可图，美国的资本是不会放弃中国市场的。政治要素是华尔街资本必须考虑的，但如果中国市场的利润足够丰厚，那么冒死也会前来（马克思所说的资本趋利的本性迄今并没有改变）。农业州需要中国采购更多的美国农业产品。科学界已经在开始抵制特朗普有可能再度启动的“中国计划”，因为这样做会使得美国流失大量的中国科学家。美国已经有人发表文章说，如果特朗普再启动“中国计划”，说不定又搞出来一个“钱学森现象”。美国的民间和很多地方政府对中国并没有恶意，也乐意和中国交往。在释放善意方面，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行动了。

第三，官方层面尤其要沉着应对，不可让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主导自己的情绪。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和拜登执政期间，官方层面有时显得不够沉着，过于情绪化，不仅使双方长时间处于对立的状态，还过于迁就民间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如果特朗普就职后，美国再次用民粹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方式“妖魔化”中国，我们就需要冷静应对，既不要让美国方面牵着鼻子走，也不要被自己的情绪牵着鼻子走。

第四，加快开放，尤其是单边开放。开放包括两个方面，即向美国的开放和向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开放。要继续通过“一带一路”“金砖”和“全球南方”等方式向世界其他国家开放。今天，世界各国普遍认为，“特朗普回归”之后，“退群”将不可避免，美国必然再次减少甚至停止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从而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巨大的破坏力量。对中国来说，如果做得好，这会是一个机遇。在美国于非洲的影响力趋于减弱的同时，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一直在上升。东南亚国家在很多年里已经做了一个集体决策，即“不选边站”。拉美国家也在基于现实主义的原则和中国增进交往。即使是美国传统的盟友欧洲也在深刻担忧特朗普对美欧关系的破坏，在推进全球化、气候和维持和平等方面，中国和欧洲产生了更多的共同利益。在向美国开放方面，现在已经是非常困难了，而特朗普就职之后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中国可以采用单边开放的方式，需要把目前的单边开放政策扩展到美国人民和资本，让美国人民和资本来决定是否选择和中国交往，一旦美国人民和资本这样做了，那么美国的“中国优先派”就会被孤立。或者说，中国的单边开放政策会促成美国的自我孤立。

在地缘政治和军事领域，中国也要做好准备。在这一领域，拜登政府一方面和中国竞争甚至对抗，但同时努力设置“护栏”，以避免直接的冲突。特朗普时期，竞争和对抗有可能加剧，“护栏”有可能被冲破。尽管特朗普本人并不想和中国发生直接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冲突，但如果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被极端的“中国优先”政策挟持和取代，那么中美两国就有可能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意识到，特朗普很有可能想通过强化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军事手段，对中国施压，以图争取到科技经贸领域的谈判主导权。如何应对？我们至少可以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军事现代化最为重要。在国际政治领域，实力说话原则并没有任何的改变。实力既是能力，也是意图。一旦拥有了实力，那么即使没有使用实力的意图，也能产生实际效果。中国的哲学是“止戈为武”，即要阻止武力的使用，那么就首先要拥有武力。从实力原则出发，当美国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时候，例如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必须展示自己的实力。只有在实力较量面前，美国才会变得理性，其对华政策才会变得现实。

第二，相互威慑理论依然有效。在美苏冷战期间，美苏之间形成了基于核威慑之上的冷和平，即“冷战”。尽管美苏之间的代理人战争不断，但两大国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今天，除了核武器之外，人工智能倾向于成为中美两国之间互相威慑的手段。实际上，美国国会所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已经向国会提交了《2024年度报告》，建议美国对中国实施“人工智能曼哈顿计划”。基辛格先生生前就提出了，只有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之间才可以认真的进行谈判，因为只有在这个领域，双方可以对对方构成互相毁灭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正在兴起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不可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形成了一个完全以发展为导向的模式。所以到目前为止，在联邦政府层面，并不存在对人工智能领域的系统的监管体系，而只有少数几个总统行政命令。即使是这几个总统行政命令，特朗普也已经宣布将会取消。可以认为，美国进入了一个“无监管”特色的原始资本主义2.0阶段。因此，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需要改变目前过度监管的状况，因为过度监管已经导致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和相关的互联网领域）发展不足的局面。中国至少要实现监管和发展之间的平衡，否则在人工智能领域很难赶上和超越美国，从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第三，在加快国防现代化的同时必须避免国民经济的军事化。美国的冷战派今天所思考的最重要问题是：美国花了将近半个世纪拖垮了苏联，那么今天美国需要用多长的时间、用什么方法来拖垮中国。美国冷战派的战略是明确的，即把在冷战期间对苏联使用的方式再使用一遍。具体来说，是促成中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走”，第一步是国民经济的国家化，第二步是国民经济的军事化。美国非常乐见今天中国所谓的“国进民退”的局面，认为这个趋势会最终促成中国国民经济的国家化。而一旦中国的国民经济国家化进展到一定的程度，美国就会对中国实施军事竞争战略，进而促成中国的国民经济军事化。中国一旦国民经济军事化，那么从长远来看，军事现代化就将不可持续，最终被美国所拖垮。而美国本身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美国不存在国有企业，一旦中美军备竞赛开始，美国政府会把大量的政府资本导入私人企业，通过私人企业之间的竞争，为政府提供军工产品。经验地看，每一次战争或者每一次军备竞赛，都使得美国的科技跨越上一个台阶。围绕着军备竞赛的研发不仅提升了美国的科技水平，更是促成美国的军民融合系统，把诸多军工技术转化成民用。尽管多年以来中国也在提倡军民融合发展，但迄今为止并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因为大量国企的存在，各级政府自然把资本导向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很难具备民营企业那样的效果和竞争能力。近年来，政府也提出了军民融合适用于民营企业的政策意向，但真正落实的案例并不多。这方面需要大力改革。

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只要我们避免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只要我们的理性克服了我们的情绪，我们就会显示出无穷的韧性，在充满挑战的国际环境下，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