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鬼子小说的人性推理和文学纪律——从“瓦城三部曲”到​《买话》

谈谈鬼子小说的人性推理和文学纪律

——从“瓦城三部曲”到《买话》

广西作家廖润柏，笔名鬼子，也如他的笔名一般，在文坛是个神出鬼没般的存在。他的中篇小说《被雨淋湿的河》在2000年荣获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之后他一鼓作气，相继完成了“瓦城三部曲”中的另外两部作品——《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和《瓦城上空的麦田》，这两部作品同样获得了广泛的赞誉。鬼子也由此进入彼时中国当代作家的第一梯队。评论界也立即响应，将他和东西、李冯合称为“广西文坛三剑客”。2007年，鬼子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本长篇小说《一根水做的绳子》。如城镇化进程之前的一首纯情挽歌，也如市场经济改革之前的一个爱情标本，这本小说一出版就受到诸多读者偏爱。然而，就在他的创作之路看上去顺风顺水的时候，他突然偃旗息鼓。直至今年长篇小说《买话》出版，他已静观默察了十八年。

在中国当代，写作突然陷于停顿，甚至从此不再回归的作家并不少见。我至今想起那些甫一亮相即令人惊艳的作家后来放弃了写作，还是忍不住心有遗憾。当然，也都可以理解。文学之外，毕竟还有更大回报的影视创作，还有更安逸自在的生活。而且，写作毕竟是既考验可持续创造力，更考验心劲儿的行当。放弃的理由千千万，坚持的理由却唯一；耐得住寂寞或许容易做到，但要守得住心性，不为评价和反馈——包括市场反馈和评论界的定位——的眉眼高低所影响，却很难。作家是更敏感的人，写作更需要知音，所以，即便是才华一流的作家，要做到坚持多年、质量和产量都高也并不容易。

幸亏，鬼子又回来了，而且，手不生、文不旧、气不弱、意不隔，让人惊喜。重要的是，时隔多年，鬼子仍坚守着自己在此前创作中形成的特点，谨守情感多沉郁而情节务轻盈，故事黑色幽默而底部生活逻辑严谨的创作纪律。他在人性推理的基础上剪裁生活、拿捏人物，进行艺术再造和隐喻变形，努力做到既熟练驾驭又觉悟贯通，让故事自觉和形式自觉发挥到极致，充分体现自己的控制力，不失控、不漫溢，从容不迫、滴水不漏。为此，他在情节单线掘进的路上一骑绝尘，对社会和现实的网状覆盖则变为水面下的冰山。

《买话》的故事内核很简单：“城一代”刘耳还乡。

一般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题材来源：一是乡土，二是革命历史，三是城乡流动。这些题材加上本土现实主义的传统和外来的现代派技法，产生了很多可圈可点的作品。在三种题材中，城乡流动题材最常出现的矛盾冲突就是人被环境拒绝，尤其是城市对人的拒绝。这种拒绝中有出身“原罪”，有阶层鄙视，有规则洗礼，也有情感接纳。从这个角度说，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一批作品，与郁达夫的《沉沦》，与司汤达的《红与黑》都有异曲同工之妙。环境对这些主人公的拒绝冷酷无情，而他们或感伤或激愤的应对办法，则体现了文本气质、时代特征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在这些作品里，环境强大而不可改变，因而人物无论是强人性格还是弱者性格，相比之下都显得被动、弱小，摆在他们面前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改变自己、适应新环境。

后来，随着“现代派”的产生和发展，主体意志突显，小说向内转，环境与人的紧张关系开始变换主体，人开始拒绝环境、抗拒被环境绑架。同时，人越来越意识到环境带给人的荒诞处境，越来越意识到被环境异化是一种更加难堪的悲剧。加缪、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家”，提供了一系列环境与人互动的典型场景，在他们影响下，中国也产生了一批这样的作品。鬼子的中篇小说某种意义上也受其影响。

然而，人被故乡拒绝，在已有的文学作品中却不常见。尽管早有“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传统记录，但背后的底色还是接纳的、温情的和诗意的。在现代文学中，尤其鲁迅的系列作品中，返乡者往往也是启蒙者，故乡是他们的审视对象。而《买话》中的刘耳，离乡多年之后成了外人，叶落归根也需要适应新规则、融入新群体、适应新角色，故乡由此获得了主体性和选择权，这样的“冷酷”设置从未有过。这是作家鬼子的重要发现。

小说的意义不在于写了什么生活，而在于用什么眼光打量这样的生活。小说家的创造性很多时候就体现在视角上。换一个角度看生活，一下就能找到前所未有的视野，人性的观察范围也随之扩大，现实这团乱麻以前未被识别出或者曾被迟钝以对的层面，悉数被发现。寻找观察生活的创新性视角，是鬼子一贯的创作追求。

这一点，我们从他的小说标题都能感觉到。河被雨淋湿，女孩上午打瞌睡，麦田飘到半空中，绳子是水做的，种种意象反差和违背常识，都体现出作家的思考能力和创造力，更体现他写作的新意和现实的新穿透力。

《买话》也是如此。“乡”就在那里，人到老年“还”便是，没想到，“乡”不答应了，于是“故乡”的含义因此改变。这个汉语里如母体般象征包容接纳的词，让人一想起来就情感波动的词，如今变成了和当年的“城市”一样的客观环境的代名词，需要理性面对。这就无情打碎了人的成功感、归属感和依赖感。对“城一代”刘耳来说，这无异于人生梦魇，如他在城市里经历的，手握权力的儿子也把危机带到身边，随时会身败名裂一样。

同时，环境的敌意，尤其是故乡的敌意，往往加重人的身份焦虑，人会因此增加悬浮感，变成城市和故土、陌生环境和熟悉环境的双重弃儿——以刘耳为代表的第一代城市人，曾为了进城拼尽全力。那时候，他们以为这是改变命运的绝壁攀登，没想到，生活只是一场轮回，他们以为的攀登，无非是宿命般地攀缘在一个圆周上而已，时间让他们回到生活起点。在这样的轮回中，《买话》又提供了对比观察城市和乡村的崭新维度。

曾经，城市代表新，乡村代表旧。城市代表新生，乡村代表毁灭。乡村是远祖、是血缘，城市是血液。城市意味着奋斗、寻梦，代表着人生空间的扩大。城市催生各种机遇，制造改变现状的希望，闪烁着逆天改命的生命之光。城市也意味着物质的丰富、生活的便捷，意味着生活更完整。城市，意味着进步、文明，值得所有人奔赴。在那样的年代，鬼子倾情写下《瓦城上空的麦田》。小说里两个父亲为了托举孩子到城市成为城里人，呕心沥血、费尽心机，甚至为此不惜被城市的冷漠反噬，以至于死于非命。

如今，这样的对比悄然发生变化。不只是刘耳这一代，即便年轻一代，也越来越意识到城市允诺的空间越来越小，梦想的一切要么难以实现，要么需要付出惨烈的代价。于是，乡村代表的安于现状反而是情感空间寻求的最佳所在。乡村寻根意味着退守，意味着情感变得更加完整。从曾经的争着离开，到如今的想着回来，都是时代催生的新变化。然而，《买话》冷静地提醒：此时的乡村已是可向往不可抵达，可欣赏不可体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瓦城上空的麦田》和《买话》值得进行更深入的对比研究。

任何文学都是时代的产儿。生活曾经产生一种文学主题，然后生活的发展又否定了这一主题。在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敏锐的作家做了得风气之先的人。比如当年的知青文学，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潮流的；如今的返乡文学，反映城市奋斗受挫的现实的，都值得对比思考。只是，优秀的作品往往会以更大的视野判断一种生活潮流在历史中的价值。一般而言，这种判断会有历史主义和道德主义两种态度。历史主义的冷静清醒容易显得缺乏温情，道德主义的惶急愤怒又容易变成言不及义的药方，不能解决真正的历史疑难。对文学而言，如果失去温情的道德主义，就背离了文学的本意；但如果没有历史主义的清醒，又容易陷入平庸。在这种情绪和态度的冲突中，情感与理智的互搏中，足以验证一个作家是否兼具历史的和美学的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买话》对故乡的书写，冷峻的外表下有涌动的、需要唤醒的温情，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完成了美学建构。鬼子是当之无愧的成熟的作家。

鬼子擅长人性推理，注重逻辑咬合。从情节行进的情况看，他一般是给自己的小说找到核心词，然后整个文本世界围绕核心词旋转。“瓦城三部曲”里，他分别找到了“钱”、“权”和“理”；《一根水做的绳子》里，他找到了“情”。在《买话》里，自然是“话”。“话”是小说的关键词，也是小说的独到之处：“话”，需要买，是意象出奇，也是常识背离。而“话”之所以能被当成商品，一是它具有奇妙的力量，二是它是情感的需要。刘耳向少年扁豆买话，与其说是在买乡亲的评价、买别人眼里的真实，不如说是在买辩白的机会，买陪伴、买回到故乡的入场券，当然也买心安。

仔细想来，话，在表面的交流含义之外，还藏着爱恨、褒贬、善恶，也藏着人情、人心、玄机。若是按照中国人“沉默是金”的逻辑，让人开口说话还真是不容易，话还真是很值钱。尤其是真话、秘不示人的话。同时，话还有让人意想不到的作用，“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话一旦出口，就不受控制地产生能量振动，写《傲慢与偏见》的奥斯汀曾说：话可不是虚的、无形的，它有时候特别实，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人把话说了就等于把事儿做了。

小说中写到刘耳和扁豆的互动，极为精彩。因为“话”，世事洞明的“成功人士”刘耳和懵懂无知的乡村少年扁豆实现了强弱互换。作家让刘耳偏听则暗——刘耳只知道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让扁豆兼听则明——扁豆既知道刘耳自己讲述的往事，也知道爷爷和光棍们讲述的往事，还知道老人家为代表的家乡人对刘耳的评价。因为刘耳面对着这种不透明感，使得情节推进的因果链变得异常重要，也使得他的孤独感、他的隔膜感、他自我认知的偏差感都变得异常显眼。在这样的时刻，刘耳实现了典型化，每个人都能从他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或许，对所有人而言，说出来的话不可靠，听到的话也不可靠，唯有自己内心的感受最具体、最可信、最可靠。然而，人在话语喧哗、众说纷纭的时候是不容易找到内心的，鬼子通过层层递进的结构实现对“话语”的这种发现和解读，也是《买话》这个小说成功的原因之所在，当然也是它先锋性的代表维度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买话》里，鬼子写刘耳的一生，刘耳与故乡的关系，不用他自己的回忆，而用他人的反应，这本身就是一个巧妙的构思。这种间接性充分利用了读者刺探隐秘的好奇心，避免了小说堕入庸常的窠臼，也使得每个情节的出现都成为一种意外发现。由此《买话》有了推理小说的味道，也有了侦探小说般的悬念和诱惑力——七个空蛋壳到底是谁放的？老人家如若地下有知，会不会原谅刘耳？

同时，这样的设置，也让刘耳变成了清醒的糊涂人，明明自己心里有一份往日备忘录的，来自外界的干扰让他不由自主地陷入了道德混乱和自我认识混乱。在自己眼里，他重情重义、身不由己、甘苦自知；但在乡亲们眼里，他背信弃义、负心绝情、见死不救……他作为第一代城市移民的苦痛，作为“凤凰男”在家庭中吞下的歧视，作为官员直系家属必须的自我约束，城市没人听，故乡没人懂。作家仿佛在说：“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也仿佛在阐释哲学家叔本华的话：“人们泛称为命运的事情，通常都是自己做出的蠢事。”

陈嘉映在一本叫做《感知·理知·自我认知》的书中，系统讲述对这些概念的哲学理解。他提出，其中感知是最厚重的，理知是最讲求逻辑的，而语言组织是推理的基础。如果化用这些概念到文学中，评价一部小说是否足够丰厚，应该首先看它感知生活的能力，这种能力一般体现为细节的充盈。小说中的细节最能代表作者的个性与才情，有没有细节常常意味着作者有没有灵魂。

《买话》中充满了细节：刘耳和竹子，关于牛、电筒、信的细节；刘耳和明通，关于鸡蛋、空蛋壳的细节；刘耳和明树，关于猜码、墓的细节；刘耳和老人家，关于糯玉米粥的细节；刘耳和扁豆关于鸭子的细节；刘耳和香女，关于粽子和酸的细节；还有刘耳和小白、刘耳和半桶水等。这些丰盈的细节活色生香，充满了故乡的味道、往日的甜蜜和“民以食为天”的寓意，它们和谐构建成小说饱满的肉身，让它在逻辑骨架的支撑下，在标志性的鬼子式语言的组织下，融汇成句子轻逻辑重、感知和理知兼具的文本，也充分体现出作家的美学志趣和文本理念。

在中国当代，鬼子是修辞意识非常强烈的作家，他迷恋词语本身和词语正确组合产生的美感，迷恋故事推进中的逻辑咬合和节奏张弛，迷恋现实感之上的想象力层级，迷恋人物的现实力量感，迷恋小说的话题引爆力和命运隐喻力，迷恋年龄和阅历给小说带来的新质地。有时候，他甚至只是迷恋不透明生活的朴拙本身。同时，他追求小说的“冰山效应”，为了让人物和故事可信，他进行非常精确的文学盘算，靠语言机锋形成隐秘的推力，从而呈现出双重意义：有意的创造和无意的流露相结合，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相呼应。

小说中有很多潜文本。比如刘耳儿子的成长故事和仕途故事；比如香女在城市里的故事；比如明通的生活；比如老人家先后面对女儿的悲剧和儿子的悲剧，却不知道该以谁为“凶手”的故事；每一个光棍的故事……这些情节，都被作家巧妙地、似露非露、点到即止、欲说还休地流露出来，成为在前景活动的刘耳的背景和景深，也成为小说现实容纳力的象征和表现。

小说以老人家的葬礼结尾，以刘耳和所有人一起出场结尾，自然算是一个明媚阳光的结局，自此，笼罩在刘耳心头的阴霾或许终于被“接纳”吹散，他总算给自己找到了立锥之地。然而，鬼子不满足于此，或者说，如果小说有一个高亢的结尾而没有回味的余味，他是不满足的，于是，他给小说加上最后一章：写静、写鸡蛋和小鸡的幻想，写空空荡荡的院子……葬礼如节庆，终究会过去；刘耳回乡，如石子投入池塘，涟漪也终究会消失，剩下的，依然是悬而未决的生活，是各自承担各自的命运，日复一日……一个来自生活的小说，终于又回归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