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琪轩｜如何理解大国及其技术特征？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上海市创新政策评估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大国技术竞争、政治经济学与国家安全。
大国（Great Powers）一词，来自欧洲外交史。这一词汇可以追溯到雅典、斯巴达、迦太基、罗马、古代中东帝国以及古代中国。如果说过去五百年里，欧洲国际政治的演进有明显分野，那么我们便可以简略地区分为大国政治与非大国政治历史上大战的主角也往往是大国。在过去五百年的战争中，大国参与的战争大约占到70%，其中有4个大国参与了五分之一的欧洲战争。而大国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仍然扮演重要角色。《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大国及其界定，很多国际关系学者有不同认识。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的标准很简单，他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有资格跻身大国队伍的一项重要标志就是“它是否赢得过一次大战”。如华尔兹就认为：在国际政治的自助体系里，要成为最有能力的行为体需要依靠一国的综合国力。“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其它能力是不能被分割看待、分开计算的。一个国家可能因为仅仅缺乏某项因素，而不能跻身到国际体系的顶层。国家在国际体系的等级决定于以下因素：人口、领土规模、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能力和稳定性等。如果我们将国家划分等级的话，我们不需要看这个国家是否赢得过战争，也不需要考虑它在其它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我们需要做得事情仅仅是：大致地按照这些国家的能力来划分国家的等级。”因此，华尔兹对大国的关注集中于大国的综合竞争力。此外，他更多地强调物质实力。巴里·波森（Barry Posen）以及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对大国也有类似看法。他们认为大国“需要有实质性的工业和军事潜力”。这个看法也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值得注意的是，对大国潜力的估算也很重要。因为二战以后世界经济结构改变，后发展国家经济增长迅速，具备潜力的国家可以用相当快的速度赶超先发展国家。同时，二战后经济实力能够快速转化为其它实力。国家从以往的领土扩张转向自由贸易来积累实力。在这样的结构下，即便是像日本这样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也能跻身大国行列，乃至对世界政治的领导权构成有力挑战。 与上述物质主义看法有区别的是英国学派的研究。英国学派对大国的界定更多具有观念和认知特征。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对大国的界定就是如此。布尔强调国际社会对大国的社会建构。布尔指出：大国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即其他国家认为该国具有一些特殊的权利和责任(special rights and duties)，而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也确凿不移地相信这一说法。比如，这个国家会宣布自己享有一些权利，并根据这些权利，在一些决定性的事务上扮演相应角色，进而影响整个国际体系的和平与安全。它们也接受它们的责任，调整自身政策，以适应它们所负有的管理国际社会的责任。而布赞就指出，印度就是相当有趣的案例。印度的大国来自于自己和国际社会成员对它的认知和界定。我们不难看出，布尔对大国资格的界定强调认知因素。而本书关注的大国权力转移更加关注物质实力的权力转移，对战后的分析尤其关注经济实力的转移。尽管认知因素也很重要，但是本书和其他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假定一致，即假定这些认知因素的变化是基于物质力的。 二战以后，世界政治中开始出现超级大国（superpowers）。“在国际体系中纵横捭阖，超级大国需要具备广泛的能力（broad spectrum capabilities）。超级大国需要一流的军事能力、政治能力以及经济能力作为支撑。”二战以后，美国和苏联成为超级大国。随着苏联解体，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由此终结。作为享有世界政治领导权的美国，尽管其霸主地位有起伏，但是却一直享有超级大国的地位。在国际关系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都曾在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是历史上的“大国”。在一战以前，大家公认的大国有以下九个：奥匈帝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奥斯曼帝国、俄国以及美国。经历了一战，到了1939年，大国队伍剩下七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苏联、美国。而二战后，除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其它次一级的大国有英国、德国、法国和中国。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领导权有所波动，主要是由于其面临其它大国的迅速崛起。事实上，在二战后，美国将苏联的崛起、日本的崛起以及中国的崛起都视为对自身领导地位的挑战。 一般而言，在进入大国队伍之前，小国权力增长过快，是不足以改变世界政治结构的。因此，小国的经济奇迹对领导国而言是不足为虑的，它至多打破区域平衡。如果一个国家想要成为大国，需要依赖于一个关键因素。布赞指出，“把大国同区域性国家区分开来的标志是：大国的所作所为能够迫使其他国家对国际社会现在以及将来的权力分布做出反应，而这些国家对此反应的计算和谋划是建立在国际体系这个层次上的（当然也包括了区域层次的计算）。这表明国际社会的其它主要国家（major powers）把大国当作这样的行为体：它能够在中短期内，有足够明确的经济、军事、政治潜力去获得超级大国地位。”按华尔兹对国际体系的理解，正如完全竞争条件下众多公司作为价格的接受者（price taker）而不是价格的制定者（price maker）一样，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受到一个超出自身控制的国际结构影响，就像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一样。但是国际结构并不同于微观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结构，而类似于寡头竞争结构，各个寡头都可以是价格制定者，而不仅仅是价格接受者。连华尔兹也坦言：“国家，尤其是大国，就像大公司一样，它们既受到环境的限制，又能够通过行动来影响环境。大国不得不对其他行为体的行动做出反应，而后者的行动也会因为前者的反应而随之改变。因此，这就像个寡头市场。”换句话说，大国能成为国际结构的改写者，它们的选择可以重塑世界政治。作为国际结构改写者的大国，其技术进步模式与小国会有很大的不同。 以往的大国政治研究更倾向于研究大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而会忽略包括技术在内的低级政治。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使得学者日益关注国际经济运行背后的政治逻辑，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由此应运而生。国际政治经济学则是探讨国际政治体系或者是国家系统怎样影响国际经济事务与经济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在于研究国家系统与国际市场的互动。在国际关系史上，战争是大国政治的重要篇章。战争是与一国的国际等级相关的活动（a rank related activity）。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在国际等级中的排序越高，它越可能卷入战争。换句话讲，大国之间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大于小国；此外，一个稳定的国际等级秩序会导致和平。从以往经验来看，大国比小国卷入战争可能性高，大国和小国在战争上有显著的不同。二战后的情势变化显示：大国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向。在美苏之间，所持有的核武器已经达到“相互确保摧毁”的程度。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国竞争很大程度上从战场走向备战、走向实验室。因此，战争具有明显的大国特征变成了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大国特征。 在国际政治中，大国是国际结构的塑造者。大国权力变化影响国际结构变化，而小国则是既定国际结构的接受者。大国技术实力是影响大国自身综合实力的重要方面。因此，大国的技术变迁进而会带来国际结构的变迁。由于大国与小国的能力不同，在国际结构的位置不同，大国技术进步与小国技术进步的国际影响很不相同。 首先，世界政治中的技术具有大国垄断供给的特点。由于国家间实力分布的不均，科技创新的提供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国。科技创新仍然具有寡头垄断的特点。由于科技创新具有高耗费、高门槛、高投资、高风险等特点，只有少数公司和国家有能力负担。在1998年，信息技术行业排名前五的公司，包括IBM、朗讯(Lucent)、康柏(Compaq)、日立(Hitachi)和北电(Nortel)，平均研发经费为48亿美元，占其总收入的10%左右。这些公司的总收入总计为2400亿美元，超过奥地利的国民生产总值。仅IBM年收入就达到820亿美元，超过智利和埃及的国民生产总值。同年，中国的研发支出为54亿美元，超过世界银行年度报告列出的46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在2000年，在研发投入上全球排名前十的国家占全球研发份额的84%；同样是这些国家，在1977年到2000年间，占到美国专利申请额的94%。在2003年到2006年间，美国生产的高技术产品占全球高技术产品总额的39%。因此，世界政治中的技术具有垄断供给的特点，重大科技创新的供给集中在大国及其大公司手中。不仅当前如此，在国际关系史上，世界政治中的技术同样具有大国垄断供给的特点。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源于大国技术进步的广度和深度都要显著强于小国。 其次，就广度而言，世界政治中的大国往往选择“大而全”的技术战略。如果我们将世界各国技术战略进行分类，大致而言，国家面临三种不同的技术发展模式。其一，大而全的技术进步模式。即一国在各个方面建立自己的科学技术基础，这个模式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这就是大国技术进步的模式。其二，小而精的技术进步模式，即一国遵循专业分工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聚焦于专业化的方向，一国把注意力集中于有限的几个领域。这是典型的小国技术进步模式。这一模式是以欧洲小国，如瑞典、瑞士、荷兰等为代表的。其三，技术依赖模式，即依赖进口技术，再进行本土的技术改进。二战后，日本曾经有一段时期采纳了这一模式。这三种模式体现了各国在世界政治中的等级结构，不同等级的国家技术进步模式有明显的分野。在技术的产业分布上，大国往往强调技术的全面覆盖性，以降低对它国的技术依赖；而小国则更强调技术的专业分工，更加专注于比较优势的发挥。因此，小国产业与研发的涉足面比大国更加狭窄。小国可以专注于比较优势进而专注于国际分工。大国则受到更多的限制。小国要么主动，要么被国际潮流裹挟着变动。大国则更强调确保自身政治经济的自主性（automony）以保障自身安全。所以，大国的国际分工程度远不如小国高，在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技术领域更是如此。大国会更多地投资与其比较优势相违背的技术领域，以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进而确保国家安全。 再次，就深度而言，世界政治中的大国往往会投入更高强度的研发。衡量技术深度的指标是研发密度，即研发投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如果以这一指标来测量，研发密度和国家的富裕程度并非直接相关，即国家对技术的投入并非会随着经济富裕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与大国相比，小国对技术投入的全面性并不那么强调，富裕小国对技术投入的研发密度也远远落后于大国。人均GDP位居世界前列的北欧小国，在技术投资上的排名远远落后于其经济排名。从国际数据来看，人均收入相当高的加拿大、瑞典、瑞士、挪威、丹麦、芬兰、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它们在技术研发中属于技术研发的中小国家，它们的技术投资远远跟不上其人均收入和国民财富。这是由于它们在国际社会中是小国，对技术投入的压力远不如大国高。而大国对技术的投入则可超前于其经济排名。在迅速崛起时期，苏联在经济绩效并不十分靠前时，展开了大规模的技术投入。因此，我们可以说：并不是经济发展了，一国就会呈现“技术民族主义”的特征或者加强对技术自主性的诉求。世界政治中的大国，尤其是崛起国往往会有这种诉求，而其它富裕的小国则不然。我们可以推断，如果一国的国际地位发生变化，其技术选择也会有相应改变。即便由于结构约束，日本对美国的挑战不如苏联，当日本崛起时，日本的技术进步模式也开始转型。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日本想要跻身政治大国的前列，而要获得这个地位，一个国家必须拥有自己研发的技术。”日本开始着手从下面几个方面予以改变：首先，日本开始扩大基础研究；其次，日本研发领域大规模扩展。在日本政府资助下，日本技术研发分布从以前比较狭窄的领域往更宽广的领域扩展。日本科学和技术开始覆盖到更广阔的领域。再次，崛起时的日本，开始强调技术自主性，而不是单纯的技术进口。日本开始着意于摆脱对领导国美国的技术依赖，以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同时，日本技术研究开始转向，日益重视研发军用技术。本书主要关注大国技术变迁，大国对国际政治的变动比小国更敏感。世界政治中的技术具有大国垄断供给的特点；大国技术投入领域覆盖面更广；大国技术研发密集程度更强。在世界政治的权力转移过程中，世界政治的领导国与崛起国往往呈现明显的“技术民族主义”倾向并加大对“技术自主性”的诉求，而小国则更多倾向于选择“技术国际主义”。大国政治会更加明显地影响大国的技术变迁。概括地讲，与小国相比较，大国的技术呈现为技术供给能力更强、技术涵盖面更广、技术研发力度更大等特征，大国技术对“自主性”的诉求也更显著。 尽管本书只集中关注全球范围内的重大技术变迁以及大国的技术变迁，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后的研究努力也可以关注到区域层次领导权的变迁带来技术的相应变迁。事实上，建国后中国的技术发展在“学习强者”到“自立自强”之间的几度变换就离不开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以及在世界政治中的迅速发展。当然，区域性的领导权争夺和全球性领导权的争夺，在激烈程度、行为模式上会有很大区别。本书接下来将会从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国与崛起国权力分布的改变及其引发的一系列政治后果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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