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该如何获得内心的安定与从容？在新近出版的《九诗心：暗夜里的文学启明》（以下简称《九诗心》）中，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晓丹企图在古诗中寻找答案——她以扎实的文献校勘和文史互证，再现中国古代九位诗人心灵与现实冲突的历史现场，以诗性之笔，直抵千年幽微心事，照见共通的生命处境。
于是，我们得以看见人如何在大的时代纷乱中，转化生命的痛苦，获得个体的从容和内心的稳定；也得以看见，对于人生的根本处境，人可以作出怎样的回答。正如著名学者钱理群所言，《九诗心》“从对人的处境的共情出发，抵达了存在的维度，展示了人如何可能在大的变动和纷乱中保持个体生命的稳定，获得一份精神的充裕和从容”。
处境
按照黄晓丹的解释，《九诗心》的“诗心”一词，来源于《文心雕龙》的“文心”，“顾随先生曾想作《诗心篇》。他认为‘诗心’是作诗的第一念。诗的根本不是格律，而是生命精神的注入。人可以不作诗、不懂诗，但不能没有无伪、专一的诗心”。
《九诗心》选择的九位诗人，屈原、李陵、曹丕、陶渊明、杜甫、欧阳修、李清照、文天祥、吴梅村，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身处大变局的时代，在时代动荡的阵痛中求索人生的方向，用文学转化生命的痛苦，完成伟大的创造。“他们投入到不同的时代和生命问题中，以真诚无伪的‘诗心’焕发出各色光彩，组合成绚烂的光谱。”
而所谓“暗夜里的文学启明”，则来自汉娜·阿伦特《暗夜里的文学启明》中的illumination一词，在书的扉页，黄晓丹摘录了汉娜·阿伦特的这一段话：“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为了获得或者传递这种“启明”，在“历史解读的精度”“文本解读的精度”背后，黄晓丹追求的是“认识生命的精度”，她说：“我还是对人的终极问题感兴趣，觉得人在任何具体时代的生活和困惑，都只是这些问题的投影。所以为了做到，我在《九诗心》的写作过程中做了三点尝试：第一，通读每位诗人的全集，提取诗人生命历程中复杂的细节和内在的矛盾，用丰满的生命故事代替靠代表作构建的扁平形象；第二，将文献校勘、文史互证等学术方法服务于‘知人’的目的，还原出诗人心灵与现实冲突的现场；第三，对文本进行细读，解释在文学的坩埚中，生命到底经历了怎样奇异的转化。”
于是我们看到，作者在阅读屈原所有作品和相关史料后，敏锐地抓住“时间的焦虑”，直击屈原感受到的从神话时代无限往复的环形时间向线性历史时间过渡中的生命处境。黄晓丹愿意将屈原理解成“一个站在神话时代和理性时代之间的门槛上的先行者”，“他受到的冲击是神话时代循环的时间观与确定的善恶观一起失效了。世界变成了一个天道不彰的堕落世界。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上，屈原必须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准则。他其实有机会再次回到神话中去，或者用现代人的说法，逃避到精神分裂性的幻想中去。在他那个时代，甚至这都不算精神分裂。但是他抵制了极乐与永恒的诱惑，去认领了生命的短暂、无依、平凡。这个认领看起来是悲剧性的，但正因为这样选择，屈原才蜕变成了理性时代的人类，成为后世那些同样经受平凡生命之苦的士大夫的榜样。……托尔金在《精灵宝钻》中写道:‘伴随着自由天赋所赐下的是，人类在这世界上只存活短暂的片刻……因此人类又被称为世界的客旅，或流浪者。死亡是他们的命运，是伊露维塔所赐的礼物，随着时间不断地流逝，连诸神也会羡慕这个礼物。’《离骚》正写出了人类在认领这份礼物的过程中的艰难和尊严。”
挺住
因为“走到了诗人的生命去”，黄晓丹特别能体会到诗人的历史和生命的处境。读《九诗心》因而常常让人心潮汹涌。
其中尤为令人动容的，是以前很少有人以“诗人”身份对其进行解读的李陵。书中写道，“如果我们把李陵看作李广的穿越版，就会意识到，李陵拥有与李广同样的天赋和理想，时机比李广更好。他出生在汉朝决意剿灭匈奴的时代，获得了与单于对决的机会，结局却比李广更糟。”
在援军不到，死战无望的绝境中，李陵投降匈奴。司马迁记载，李陵投降后娶了胡妇，武帝听闻后杀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孩子。众所周知的是，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说话，而遭遇了宫刑。但班固还要更进一步，替李陵翻案，坐实他的冤屈。《汉书·李陵传》记载：武帝族杀李陵母妻子在前，而李陵娶单于之女在后。特别耐人寻味的是，班固还写道，在李陵生降十多年后，武帝死，昭帝继位，西汉于是派使者拉拢李陵回国。在细致描述李陵的心理后，《九诗心》中又这样写道：“曾经不由辩解地伤害李陵的人们，现在又想以施恩者的角色出现。李陵再一次展现了英雄气概——虽然记得那些伤害对双方都没好处，但他决定不忘却，不与‘世界的恶意’妥协。他用‘丈夫不能再辱’的宣言断绝了退路，永久地自我放逐于大漠。”
“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这是现代人所能理解的逻辑。在文明史中，人们一次次地将各种观念发明出来。把它们当作一种答案，生活就不算白白受苦。可是那些没有找到答案的人呢？他们是靠什么活下来？黄晓丹说，这就是自己后来关注李陵故事的原因，“李陵是藏在文学史背后的。冠名李陵的文学作品很多。完全确定是李陵写的，只有《汉书·苏武传》中一首楚歌体短歌。不过我在《汉书·李陵传》《答苏武书》和苏李诗中读到一种共性的东西：在完全没有答案的情况下，哲学和智性中也没有资源可用时，仅以意志‘扛住’的力量。在或真或假的作品里，李陵从没有司马迁那样豁然开朗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办法，但又完全不肯服输，竟也咬牙度过了一生。……在司马迁和李陵的时代，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道家尚未通过魏晋玄学进入诗的世界。被儒家的价值体系摒弃的人，就被扔到了意义的荒野上。针对人生的痛苦，我们在后世诗歌中看到的常用解决方案，如佛教对爱别离苦的思惟，道家乘物游心的逍遥、生死齐一的豁达都还不存在。撤去了这些方案的保护，汉朝人其实是赤裸裸地被扔在世界面前，只能以肉身对抗。我们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看到的就是这样无神可求、无处可逃的人们。他们却创造出最浑厚有力的艺术。后人爱靠思想求解脱，但仍会被汉诗中挺身承受的力量感动。”
诗心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黄晓丹曾说：“就我自身的教学和研究体验来说，我对诗歌的评价完全是从我的直觉出发的。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要走到这个诗人的生命里去，我要能切切实实地感知到他，我才会去写他。有时候我会达到一个状态，就是当我写到一个诗人的一句诗时，他当天的整个生命场景会在我面前复活起来，我已全然进入到了他的世界中。”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黄晓丹的笔下看到了曹丕“乐极的哀情”、陶渊明“生死的辩证”、杜甫“生活的慰藉”、欧阳修“语言的力量”，看到了李清照“离失的史诗”、文天祥“英雄的省思”、吴梅村“艳诗的自赎”。在“走进诗人的生命里去”的过程中，黄晓丹让我们领略了诗歌作为一种“语言的琥珀”的光彩，更让我们领略了诗歌呈现的“另一种真实”：“当事人的心灵、眼光与当日自然、社会的独特遇合。万殊机械而不息的运转因那人心灵的统摄而产生的独特的意义，由无含义的事件加工成的能被人类文明处理的情节”。
这便是“暗夜里的文学启明”，不仅关乎诗歌，更关乎心灵，关乎生命的领悟。在说到陶渊明时，黄晓丹写道：“陶渊明不靠神仙理想（阮籍）、不凭现世功业（曹操）、不待身后之名（曹丕）。在一个外部世界逐渐塌缩的时代里，渊明退居柴桑，缩小了自己的天地。但同时，他又对这有限的生活和心灵空间进行精细耕作，在没有外在结果可以期待的情况下，依然找到让人生值得的办法。”因此，陶渊明的成就在于，“在对死亡的勇敢直面中，重建了生命，在魏晋时代普遍的‘人生如流’和‘人生如寄’的观念之外，发展出了‘人生如植’的观念。人生如流也好，人生如寄也好，都把人看作在命运和时代的洪流中随波流转的落花败蕊。可是渊明决定为自己的人生赋予更多的主动性，在尸骸遍布的土地上去‘开荒南野际’，去把时代的废墟变成个人精神的家园。……他将一个看似极为收缩的人生变得集中而丰盛。在稀薄的土壤上，一棵孱弱的豆苗终于长成，居然如屈原笔下的橘树一般，苏世独立，文章灿烂。”
而通过对杜甫《江村》等诗歌的解读，黄晓丹发现，当诗人面对眼前的痛苦和绝望无法忍受时，“即以鸟的眼光重看一遍现实，现实遂呈现出可堪欣悦的一面”，这是一种“生活的慰藉”，“倒不在于提供了某种希望，而在于证明了没有希望，但还是有慰藉”。黄晓丹认为，杜甫“独自处理了更大的时代命题：如何面对黄金时代已经永远过去的事实”，由此，这位伟大诗人也带给我们更为深刻的生命启示——“当面临时代变革，需及时去区分哪些属于曾拥有的过去，哪些属于尚能把握的现在，哪些属于不可控的未来。这不但关系到对自我处境及人生任务的清醒认知，也关系到人是否能通过及时的哀悼，将情感从死去的事物上抽出，重新投注于活泼泼的生命万象。人生本是一条通往落花时节的道路，哪怕处于一个下坠的时代，或面临个人的暮年，生命都可能因为意识到时间的凝缩而加倍地焕发光彩。”
记者:钱欢青 编辑:徐征 校对: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