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重点
01美国霸权面临进退不得的尴尬局面，能力下滑、信誉流失、价值观分裂导致其对外行为缺乏依托。
02冷战后，美国成为“一超”，主要得益于经济发展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但近年来经济霸权衰落。
03此外，美国军事霸权、外交软实力也面临挑战，如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加剧了美国的领导力危机与道德危机。
04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社会撕裂加剧，导致价值观危机引发系统失灵，内部分裂消解共识。
05由于美国霸权的进退不得，美国需要重新成为多极化进程中具有建设性作用的一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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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价值体系面临由内部瓦解的风险并引发其对外行为缺乏依托
能力下滑、信誉流失、价值观分裂，已使美国霸权处于进退不得的尴尬局面。往前进一步，不仅受限于能力不足、影响力衰退等客观因素，也受限于“美国优先”、本土保护等主观意愿；往后退一步，固然可能减少维系霸权的成本，但也可能面临霸权彻底丧失甚至使美国陷入更大混乱的风险
文 | 李峥
2024年，拜登政府迎来了收官之年，但并没有成功修复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国内的民意分裂和思潮变化对其国际行动带来愈发明显的负面影响，让美国难以明确国家前进的方向，难以抉择如何处理与他国及全球治理的关系。这种危机让所谓的美国霸权置身于进退不得的尴尬境地，这一矛盾也将长期困扰美国的新政府。
霸权支柱不再稳固
11月中旬，美国总统拜登出席在秘鲁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在巴西举行的G20峰会。在特朗普胜选的背景下，拜登的此次告别之旅显得更加黯淡。美国已经不再是这两大多边合作平台上最受关注的角色，更缺乏领导两大平台持续推动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愿。近年来，尽管美国依旧在多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但其霸权地位和全球主导作用已显著滑落，三大霸权支柱已不再稳固。
美国之所以在冷战后成为“一超”，主要得益于其经济发展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通过美元的国际化、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美国长期主导着全球经济秩序。冷战后，美国经济实力的优势进一步增强，并带动了西方主要经济体的发展。1995年，G7的全球GDP占比达到了44.9%，是全球科技和产业链的绝对中心。然而，美国的经济霸权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迅速崩塌。
美国经济出现内生性危机，是其经济霸权衰落的主要原因。如今，美国民众对于经济状况十分不满，尤其是无法忍受长期延续难解的通胀。美国民众的实际收入在持续缩水，而大公司、大富豪的财富却在疯狂增长。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出了问题。2008年之后，美国政府陷入凡危机必印钞的危险循环，不断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不仅造成了通胀隐患，更可能让美元信誉在下一次危机中灰飞烟灭。
军事霸权曾经是美元霸权的根基，但如今美军的威慑力已大不如前。美国经济不振，整体国力难以支撑高额军费；受人力成本上升和物价不断上涨等因素影响，美军装备在维护保养和更新换代方面存在时间周期长、升级难度大、工作积压多等诸多困难；美国产业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国防工业基础被严重侵蚀……导致了美军装备研发的进度与计划存在巨大差距、现有装备老化的态势难以改变、武器装备与任务匹配不佳、新技术运用与部队转型升级不协调等诸多问题。
“9·11”事件后，美国先后在阿富汗、伊拉克发起了越战后规模最大的海外军事行动。然而，这些战争几乎没有给美国带来其所期望的结果。中东的动荡在加剧，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重建基本失败，恐怖组织仍然活跃……这些现实导致了美国内外对其军事干预政策的深刻质疑。美国国内反战声音成为主流，战略界开始重新思考美军未来的历史方位。
除了美元和美军，美国霸权的另一支柱就是所谓的外交“软实力”。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试图用外交影响力来平衡经济、军事领域的衰落。然而，近年来，美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双重标准。例如，在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上，美国总是偏袒以色列，这让其在人权问题上的公信力大打折扣；美国对待中东国家、拉美国家的态度也表现出明显的不一致，导致全球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更多怀疑。
领导力危机与道德危机
2024年，国际局势的变化加剧了美国的领导力危机与道德危机，其中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的影响尤为突出。
2024年，尽管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对乌克兰的援助——包括先进武器系统、情报支持和财政支持——持续增强，但乌克兰依然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乌克兰危机进入僵持阶段，让美国回想起越战和阿富汗战争的苦涩教训。美国无法实现其最理想的战略目标，也难以接受最现实的目标，因此陷入了战略彷徨。
这场冲突不仅暴露了美国军事霸权的力所不逮，也暴露了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之间的战略和利益分歧。欧美之间关于如何应对俄罗斯的分歧日益加剧，关于如何平衡对乌支持和欧洲经济安全的矛盾尤为突出。美国的欧洲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法国，逐渐对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领导地位产生了质疑。面对能源危机加剧、经济压力增大，部分欧洲国家开始呼吁寻找与俄罗斯和解的途径。2024年末，德国总理朔尔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话，这是两国领导人近两年来的首次直接交流。
对于俄乌冲突，全球南方大多采取了中立立场，并认为美国的干预加剧了全球冲突，认为美国是通过外交渠道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主要障碍。
巴以冲突扩大化后，美国面临着更加严重的道德危机和领导力危机。2024年，以色列开始更加主动地挑起战端。它对叙利亚、黎巴嫩、也门乃至伊朗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造成了更大的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在相关冲突中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饱受批评，进一步削弱了其在人权问题上的公信力。虽然拜登政府试图“管控以色列”，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然而，美国仍然无法放弃对以色列的“庇护”，包括继续为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阻止对以色列的国际谴责等。这种立场导致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及其他地区的声誉严重受损。
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让其中东政策受到了普遍质疑。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在被边缘化。
在加沙地带中部努赛赖特难民营，一名抱着玩偶的儿童坐在以军袭击后的建筑废墟中（2024年12月7日摄） 新华社 / 法新
价值观危机引发系统失灵
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愈发严重，国内出现了两个分庭抗礼、截然对立的价值观群体，它们彼此难以相互理解与合作，更无法共同为美国的未来找到一条清晰的道路。这种危机导致美国的价值体系面临由内部瓦解的风险并引发其对外行为缺乏依托。
一是内部分裂消解共识。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对立不仅体现在政策差异上，更涉及民众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美国的“蓝州”和“红州”在社会文化领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线和原则，两党支持者之间的分歧在价值观上尤为突出。民主党支持多元文化和对少数群体的保护；共和党信奉国家和法律至上，要求一视同仁，反对以多元化为名破坏美国文化传统。这种价值观差异导致两党几乎对一切内外问题都难以达成共识。
二是选举制度、宪法等价值观根基动摇。自2016年至今，美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民主选举——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广泛质疑。选举资金的使用更加肆无忌惮，选区划分的不公正更加毫无掩饰，多数选民的意愿无法得到声张……这些都导致美国社会愈发不信任选举及选举产生的政府和立法机构。美国民众甚至开始讨论美国宪法和最高法院等根本性政治底座是否仍符合当今时代需要、是否代表美国国家利益、是否能保障美国的安全和发展。价值观根基的动摇让美国社会缺乏政治上的自信和坚定，一旦事态发展与设想不符，民众很容易陷入恐慌情绪，进而抵触政府和政策。
三是种族矛盾外化为国际认知危机。种族问题是美国长期未能解决的社会矛盾之一。2014年弗格森事件发生以来，警察暴力、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问题持续引发抗议活动，成为美国社会挥之不去的阴影，并在2020年的弗洛伊德事件中进一步升级质变。拜登政府2021年上任后承诺加强种族公平改革，但种族关系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困扰着美国社会。无论是占多数的白人群体，还是占少数的拉丁裔、非洲裔、亚裔群体，都感觉在现有制度下面临着族裔身份导致的不公正。近年来，这种“身份政治”危机开始向移民来源国、移民身份、移民代际等领域扩散，衍生出老移民与新移民的矛盾、非法移民与合法移民的矛盾。这些新矛盾令美国社会变得更加分裂，并且正在削弱美国的移民国家属性及与其他国家的天然联系，导致美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大打折扣。
四是干涉主义与“美国优先”难以相容。部分建制派精英认为，美国仍然有必要坚持干涉主义，采取有效手段塑造美国的外部环境，从而保障美国的海外利益。民粹保守势力则认为，从历史经验看，干涉主义在多数领域无效且浪费资源，与美国的本国利益无关，因此美国应当在对外行动中以本国利益尤其是本国民众直接利益为出发点。这两种观点的分歧已经成为美国国内在如何确定霸权走向问题上的根本性矛盾。
近年来，美国政府试图弥合这一分歧、解决矛盾，但结果都事与愿违。
首先，美国提出“选择性干预”“轻脚印”等新型干预方式，试图尽量减少干预的成本和美国作战人员的伤亡风险，但也门等地的案例表明，美国采取这种方式不仅未能实现其预期目标，反而导致地区局势复杂化。
其次，“选择性干预”引发了国际上的消极反应，让美国民粹保守势力感觉既浪费了金钱又丢了脸面。“选择性干预”也制约了美国所能够采取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美国所谓的“轻脚印”干预方式，常常是使用无人化、自动化的先进武器装备，其无差别杀伤造成了诸多人道主义灾难，也让发展中国家普遍质疑美国的目的。
最后，“美国优先”的民粹思想回潮带来的结果更加难料。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优先”尚未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理念，仍受到建制派和传统思想的制约。但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再次胜出后，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认为，“美国优先”是解决美国价值观危机的一剂猛药，也是最终解药。在这些人看来，美国应当退出绝大多数与本国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对外援助和全球治理领域，应该重点扶持国内产业发展。然而，在一些反对该理念的人看来，这无疑是让美国自断双臂，将严重损害美国的海外利益和全球影响力。
美国霸权的两难局面
能力下滑、信誉流失、价值观分裂，已使美国霸权处于进退不得的尴尬局面。往前进一步，不仅受限于能力不足、影响力衰退等客观因素，也受限于“美国优先”、本土保护等主观意愿；往后退一步，固然可能减少维系霸权的成本，但也可能面临霸权彻底丧失甚至使美国陷入更大混乱的风险。
美国霸权的进退不得，也与美国难以适应以多极化为主要特点的全球化密切相关。如今的全球化，在越来越多国家的参与下逐步演变进化，形成了新的形态和运行规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美国的掌控。美国不可能继续利用全球化来控制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无力阻止国际政治的多极化进程。同时，作为战后全球化的主要发起者，美国仍然离不开全球化，也无法割舍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巨大利益。在这种两难局面下，美国还没有找到正确适应多极化、正确处理与新兴市场关系的心态和行为方式，这使得美国眼睁睁地看着旧形态的霸权逐渐式微，又无法建立起具有替代性的霸权新形态。
当下，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气候变化和全球金融治理领域，美国愈发与国际潮流背道而驰。美国无视甚至放任这些问题并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美国需要认识清楚，自己的命运与全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百年变局中，美国唯一正确的心态，就是必须放下傲慢和成见，重新成为多极化进程中具有建设性作用的一极。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