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陈寅恪的这句话，振聋发聩。知道敦煌的中国人，几乎无人不晓。它代表了敦煌学的一段痛史。敦煌是中国的，但敦煌学却不在中国，作为中国人，有谁不扼腕叹息？
在荣新江看来，对于陈寅恪这句话的理解，仅仅停留于此，远远不够。荣新江说，这是个误读，因为——陈寅恪的原话，前面有“或曰”，即“有人说”，而陈寅恪紧接着就说，北平图书馆里还有很多好东西，值得我们花工夫好好研究。所以，荣新江认为，我们现在总是只注意这句话的第一层意思，而忽视了陈寅恪所主张的，要化悲愤为力量、专心研究的用意。
我想，这也是荣新江的学术理念。我们确实还留着一些好东西，我们确实还有很多东西遗失在海外，那么，就努力把它们找回来，把“敦煌”找回来，把“敦煌学”找回来。
在中国当代的西域与敦煌学研究领域，荣新江无疑是执牛耳者，以《丝绸之路与东西方文明》《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等著作蜚声海内外。但是，正如荣新江自述所言，这些著作只有学术的内容，而很少有人意识到在著作背后的学术工作者所走过的路、所拥有的心情。这部新作《满世界寻找敦煌》与以往著作之很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其中描述的，不只是学术知识的输出，更包括了“人”的踪迹，是以他自身为代表的一代“敦煌人”的一份实践报告，一份深情告白。
《满世界寻找敦煌》记录了荣新江1984年迄今在世界各地寻访文物、拜访学者，然后整理、甄别资料做研究的过程。这本书原先是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系列讲演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所以，成书之后，文笔质朴，内容扎实，列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学术通俗读物”。
1984年9月至1985年7月，荣新江不过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交换生，正在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就读硕士研究生，但那时他就萌生了在欧洲各国考察敦煌写本的想法，这是一个起点。伦敦、巴黎、不莱梅、柏林、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东京、京都、吐鲁番、普林斯顿、圣彼得堡……40年来，在荣新江走过的每一处，他都尝试叩响敦煌学的门扉，他的学术成就也随着他的旅程一路喷发。
在英国图书馆里，荣新江找到了编号S.11446号《东宫诸府职员令》残片，这是研究唐律制度的重要材料。在巴黎，荣新江一头钻进了当年伯希和拿走的文物里，《南海寄归内法传》《文选》《珠英学士集》《书仪镜》……只有亲眼看到原件，才能避免国内只有摹件所造成的讹误。在瑞典，Hedin24号文书是他最想看的，荣新江由此推敲出贞元十四年（798）唐朝统治塔里木盆地时期的某些情形。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的吐鲁番文书，瑞典马达汉收集的2000多件吐鲁番文献资料，俄藏敦煌文件……还有，那些只在敦煌洞窟里发现的独一份的文物：告身正本、咸通九年的《金刚经》《楞迦师资记》等北派禅宗文献、李季兰写给反贼朱泚的颂诗……它们都是历史的证据。
这些残章片牍、零散星布的文书，所指向的，是昔日华光溢彩的历史文化。访问的过程，并不停留于观摩，只要有机会，荣新江就参与到实践工作中。比如，1985年与1991年，他先后两次在英国图书馆做敦煌残卷编目工作，参加了经帙的揭裱和文书碎片的对比。
“寻找敦煌”也包括对学者的寻找，书中有很多与当代国际学人的交流和探讨，体现了学者之间既有争论又有共处的学术氛围，还有很多相互协作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另外，荣新江还尝试探讨文物回归的问题，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除了敦煌文物，荣新江也在寻访和田、吐鲁番、库车、焉耆等西域地区遗失海外的文物，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古西域文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寻路敦煌，这一路，长达40年，遍布全世界，寻获了丰富的敦煌学文物信息，它们在提醒我们失去的珍贵，而为此更要奋发图强。同时，这是一部学人学术养成史，也是中国敦煌学和丝路研究跻身世界学林的侧写。诚恳、真挚、朴实，值得品读，值得致敬。
作者:林颐 编辑:徐征 校对:刘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