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法]阿尔贝特·施韦泽 著，[法]贝尔纳德·肯普夫 、[瑞士]约翰·齐歇尔 编，常 晅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世纪西方人道主义的伟大人物、敬畏生命哲学—伦理学的创立者阿尔贝特·施韦泽，在其得到的许多高度评价中，有一点不太引人注意，就是他作为20世纪西方第一个真正的比较哲学家的特殊地位。这么说的根据在于，就其人类思想史的视野而言，施韦泽涉猎的范围相当广泛，除了基督教神学思想之外，整个西方伦理思想进程、印度思想家的世界观和中国思想史等，都是他深入研究的对象。此外，施韦泽对中国思想的关注和研究，不仅是他构建敬畏生命伦理学之理论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也渗透进了其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例如， 1945年5月，当他在收音机里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时，就走进书房拿起了老子《道德经》第13章读了起来：“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憺为上……杀人众多，以悲哀泣之；战胜则以丧礼处之。”施韦泽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也类似，人们主要知道和认同他是一个“敬畏生命”伦理学的创立者和身体力行者，但对其作为中国思想之深刻研究者的情况并不熟悉。有鉴于此，为比较客观地把握施韦泽的中国思想研究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特别是面对当今世界范围“文明互鉴还是文明冲突”论争的挑战，我们如何从中吸取有益启示，以下从施韦泽中国研究的方式和动机、施韦泽中国研究的文明交往背景、作为中西文明互鉴的先驱与典范的施韦泽三方面，就《中国思想史》谈些读后感想。
虽然施韦泽在学生时代就与中国思想有所接触了，但在其中国研究的论著中，除了散见在《文化哲学》《世界文明中的文化与伦理》等著作中的不少论述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思想史》（2002年作为遗著在德国出版）。至于施韦泽中国思想研究的工作方式和基本动机，与其说是一种德国汉学家的专业学术研究，毋宁说是一个提出了自己特定伦理理念之思想家的思想史探索。正是这种独特的研究方式和动机，使施韦泽在构建自己的伦理思想时，能够充分吸取包括中国思想在内的人类精神生活精华，不仅突破了当时欧洲主流哲学界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垄断地位，而且在中国思想研究本身中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具体说来，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表征的西方文化衰落，施韦泽认为，西方文化的重建必须从世界观的重建开始，即要从论证一种敬畏生命的世界观开始。而为论证这一世界观，鉴于西方思想史的悲剧性过程，他认为有必要吸取东方（印度和中国）思想中的合理因素。这样，施韦泽在吸取印度思想家追求内在文化和消解西方盲目乐观主义、主张不杀生等积极因素的同时，也批判了其缺乏发展文化之强大动力的局限，而对中国思想则做出了更高的评价，认为中国思想实际上已经是一种他要进一步论证的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即敬畏生命的世界观。
由于“敬畏生命”世界观在全世界范围的广泛和深远的积极效应，我们可以确认施韦泽已经实现了其“西方思想与印度人和中国人的远东思想之间真正交锋”的目标。但现在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问题则是，他的这一“交锋”，在人类思想史上，特别是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和文明交往中的意义何在呢？社会形态演进和文明交往交流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但相对于过去主要强调社会形态演进的地位，当前我们则着重探讨文明交流互鉴的世界历史动力功能。在这方面，哲学家朱谦之早就认为，从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的积极影响来看，可以说13世纪至16世纪中国的“四大发明”等科学技术的西传为欧洲文艺复兴之物质基础创造了条件，16世纪以来西传之中国思想文化为17和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创造了思想革命的有利条件。当然，正如耿昇所指出的那样，文化交流永远是双向互惠的，绝不会有永久的“施主”或“化缘者”。当然它也不会始终都是等价交换，而是某一方在某一时代或某一领域受益较多，另一方则在其他时代和其他领域给予更多的回报。例如，必须承认，至少从19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在中西文明交往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显然，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比较文明观，也为我们在考察施韦泽中国研究的方式和动机、探讨施韦泽中国研究的文明交往背景之后，阐发“作为文明交流互鉴先驱的施韦泽”的命题奠定了基础。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中西思想、文化和文明之间的交往交流走了一条极为曲折的道路。仅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史进程来看，伏尔泰、魁奈、莱布尼茨、沃尔夫等人高度评价了中国文化，主张欧洲和中国之间的文明互鉴，而在斯密、孟德斯鸠等人那里，中国则成了“停滞”和“专制”的典型国家，并在赫尔德和黑格尔那里发展成了一种思辨历史哲学的体系：中国没有历史。至于欧洲出现这两种极为不同的中国观之原因，除了各思想家所得到的中国信息不同，特别是他们各自认知中国的立场和旨趣有别之外，更重要的则是自19世纪之后，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和文明“势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7至18世纪，欧洲还处于全球扩张的初期，内部各种革命正次第展开，遥远的中国由于其异域的、先进的“封建主义”导致的文明之宏大、富庶和文化精致等特点，成为早期启蒙思想家的推崇和借鉴对象。而到了19世纪之后，欧洲近代对内革命和对外扩张的文明已经崛起，中华文明开始相形见绌，中国停滞论、专制论、腐败论就逐步成为了西方人看待中国的基调。当然，对于近代欧洲思想家的中国观，现在重要的不是去评判其所包含之多面性和复杂性中的谁对谁错，而是要从整个人类文明史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大历史角度，来考察哪种中国观更符合21世纪文明多样平等和交流互鉴的历史性要求。如果上述立场可以得到认定的话，那么看来，由于伏尔泰、莱布尼茨等早期启蒙思想家具有较多的世界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与西方唯一文明论和殖民主义色彩较浓的斯密、孟德斯鸠、赫尔德和黑格尔等相比，还是应该说前者的中国观更为合理些。
面对19世纪以来欧洲思想界的普遍“文明自负”即蔑视其他文明的文明等级论，面对19和20世纪之交西方现代性文明和文化的危机，主要通过对“中国思想同印度及欧洲思想的比较”，包括和古代印度伦理、古希腊伦理思想、查拉斯图特拉伦理、犹太教和基督教伦理等的比较，施韦泽高度评价了中国思想，是十分深刻和富有远见的：中国伦理是人类思想的重大成就。较之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中国思想都走在了前面，它第一个将伦理视为一种以绝对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精神本质中的东西，它也是第一个从其基本原则中发展伦理思想，并且第一个提出了人道理想、伦理文化国家理想——并且以一种适应任何时代的方式。作为一种高度发达的伦理思想，中国伦理对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赋予了爱还要涉及生灵及万物的内涵。当然，在对整个人类思想史的研究中，施韦泽在高度评价中国思想的同时，对中国思想的局限性也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做出了自己的敏锐分析。他指出，农业生产的问题无从解决和人口不断增长导致民众越来越穷困，表明了孔子思想本身蕴含着悲剧式的无能为力，并由此对近代以来“中国伦理思想的命运”作了深刻的概括和展望，尽管孔子与一个时代的潮流不相一致，但未来仍然属于他。由孔子一手创造的思想还没有达到它最完全的发挥，对孔子精神做符合时代精神的革新意味着精神和伦理文化对于物质主义文化的一次胜利，它将不仅对于中国，甚至对于全世界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施韦泽的这些论述，似乎具有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更何况他对当时已经在中国进行的、后来继续的、并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的共产主义革命也缺少了解，似乎不太合理。但历史是复杂的，在经过曲折之后，以孔子为主要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当代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终于获得了必要和充分的地位。而如果从这一视角再来考察施韦泽关于“尽管孔子与一个时代的潮流不相一致，但未来仍然属于他”的思想，不是也可以看出，在其表现出局限性的同时，也包含着深刻的合理性吗？由此可见，作为20世纪西方世界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独特的思想家，其在创立敬畏生命伦理学的同时展开的人类思想史研究，特别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不仅很早就超越了当时弥漫于西方思想界的西方中心论，而且还很有远见地预见了中国思想在面临19世纪的危机、经过20世纪的革命到21世纪的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命运，确实难能可贵。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施韦泽是在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西方世界中“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先驱，应该是名副其实的。由此，上海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思想史》一书也在中西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史中获得了非同凡响的意义。
新版《中国思想史》在德文原版的基础上，对施韦泽提及的中国古典文献进行了大量的考据和修订工作，尤其是当施韦泽直接引用的德文译本与古汉语的语义相去甚远时，编辑以“编者注”的形式注明了典籍原文，方便读者对照理解。二十多年来，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经陆续出版了施韦泽的重要著作《文化哲学》《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对生命的敬畏——阿尔贝特·施韦泽自述》，他的另一部著作《世界文明中的文化与伦理》也即将出版。
此外，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几本研究施韦泽的著作，如《敬畏生命——阿尔贝特·施韦泽的哲学和伦理思想研究》《阿尔贝特·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理想主义与自我实现》《敬畏生命——阿尔贝特·施韦泽对伦理思想的伟大贡献》《阿尔贝特·施韦泽思想引论》。这些作品都为国内学者继续开拓施韦泽研究提供了关键的文本支持，同时为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史、伦理学的研究开拓了广度和深度。
作者：陈泽环
文：陈泽环编辑：蒋楚婷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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