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朝统治时期，我国汉中以南、三峡以西存在着一个以四川广汉三星堆为中心的神权、王权高度结合的古国，根据考古学“小地名”命名规则，便以发现地“三星堆”来命名这处古国遗址。
根据考古发掘报告显示，三星堆文化横跨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三朝，前后延续2000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三星堆文化的青铜时代（三星堆二期、三期文化），也就是出土大量神树、纵目人面具的文明阶段，绝对年代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末至商末。
换言之，三星堆文化最辉煌和强盛的那500余年里，刚好经历了商朝的崛起到灭亡。而在商朝灭亡的同时，三星堆也走向了衰亡，古国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一部分人迁徙到了成都金沙，创造了十二桥文化（三星堆四期文化）。
在三星堆考古发掘之初，我们根据考古文化差异，认定三星堆是一个特色鲜明的地方区域性文化，结合自古以来广为流传的“蜀道难……不与秦塞通人烟”的诗句，我们形成了三星堆所在的成都平原是一个封闭区域的刻板印象。
然而，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三星堆遗址出土了越来越多的带有明显殷商元素的青铜器，比如青铜尊、青铜罍与殷墟出土器物高度雷同，在铸造工艺上，三星堆文明采用了与中原地区一致的“泥模块铸法”。不仅如此，原本流行于石峁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牙璋、铜牌饰、陶盉也在三星堆遗址中大量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程文斌教授等人在对商代青铜器矿料检测分析后发现，包括殷墟遗址、郑州商城在内的多个殷商时期遗址在内，所出土的青铜器均使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矿料来源，即含异常铅矿料和正常铅矿料。
其中，含异常铅矿料经过溯源，极有可能来自四川云南交界处的MVT型Pb-Zn矿床。而就在三星堆文化消亡之后，中原王朝出土的青铜器基本不再含高放射性成因铅。
这说明，三星堆古国曾与殷商王朝存在着长期的交流互动，并且三星堆是商王朝输入含高放射性成因铅铜原料的来源地。这显然跟我们过去所认为的蜀地封闭的固有认知截然不同。
不过，商王朝的遗址中却从未发现类似大立人、纵目面具这样的能代表三星堆特色的典型器物，以至于我们单从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很难发现商朝与三星堆文明有过交流。
那么这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可能，即三星堆发现的殷商元素的青铜器，不一定是与商朝直接交流互动的结果，也可能是通过长江中下游的殷商内服（如湖北盘龙城）诸侯国间接实现的。
考古同样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证据。比如三星堆的青铜头像与湖北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头像存在明显的渊源；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址中的器物摆放与三星堆器物埋葬坑如出一辙，都是砸烂后再分层摆放，青铜器表面或涂抹朱砂或包裹织物，与殷墟迥异。
所以，考古所呈现的三星堆与商朝的关系，是前后矛盾的。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甲骨文中关于“蜀商”关系的记录。研究显示，甲骨文中关于“蜀商”关系的内容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战争。即商王“登人征蜀”“伐蜀”，另一类则是友好。商王“至蜀”、占卜蜀地能否丰收，还有蜀人担任商王御手，向商王朝贡献300射手。
从甲骨卜辞来看，这里的“蜀”与商朝并不是方国与共主的关系，二者是忽战忽和，所以卜辞只称“蜀”，却不像其他政权那样被称作“蜀方”。
那么甲骨文中的“蜀”究竟是不是当时的三星堆文明呢？三星堆跟商朝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在殷商鼎革之际，周武王曾发表了著名的战前演说《牧誓》：“逖矣，西土之人……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这段誓词清楚地表明，地处殷商西边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出兵讨伐商朝，而蜀正是位列第二的联军。《华阳国志》曾言：“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
1959年，四川彭县曾出土了13件兵器和8件铜容器，其中覃父癸觯、牧正父已觯被认为属于商器。考古泰斗徐中舒先生研究后认为：“此铜器群中杂有殷代遗物，而此诸殷器又不属于同一氏族同一年辈之物，则此诸殷器必为战利品，或为周王颁赐的掳获物，这正是蜀人参加伐殷之役最直接有力的物证。”
同样，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宝鸡周原遗址中发现了一个自称是“弓魚”的西周早期伯爵诸侯国，虽然史书对这个周天子卧榻之侧的诸侯国没有任何记载，但考古却显示这个鱼国的地位非常高，可以与井国（周王室直系诸侯）的姬姓女子联姻。
但“弓魚”国的出土物却显示，这个诸侯国并非传承自殷周中原文化，它的族徽是弓箭和鱼，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内出土金杖上以弓箭射鱼的平雕图案，除此之外，其他地方从未发现过类似的图腾族徽。
此外，弓鱼国墓地出土的“鸭首”形铜旄与三星堆器物坑的饰“鱼凫”纹金杖同样高度相似。所使用的三角援戈也是典型的蜀地兵器。
这似乎表明了两点：一是商末周初时“蜀”与三星堆所处的地理位置成都平原是可以画等号的；二是弓鱼国的地位显赫，应当是参与了武王伐纣后，因战功授封天子脚下。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似乎做出这样一个推测：三星堆文明曾与商王朝有过长期的交流往来，到商朝末期时，因某种原因，三星堆人参与了西周对商朝的战争，就在北上的三星堆后裔在周原建立“弓魚”国的同时，另一支三星堆后裔却选择从广汉迁徙到成都。
而前者变成了王权至上的西周诸侯国，后者却依然是一个极度崇拜祭祀的神权国度，留下了著名的金沙遗址。原本辉煌的神权王权合二为一的三星堆文明，也就此走向分裂和消亡。
但是，让人困惑的情况出现了。
就在牧野之战胜利之后，周武王下令“庚子，陈本命伐宕、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陈本命新荒（自）蜀、宕至”。
庚子伐蜀，乙巳自蜀至，西周大军用六天时间消灭了一个叫“蜀”的抵抗势力。显然，如此短的时间，西周大军所灭的“蜀”绝不可能是四川或陕南的蜀，更不可能是参与了伐纣联军的“蜀”。
同样的情况在甲骨文中也出现了。张弛博士对甲骨文中部分出现“至蜀”情况的卜辞按甲子顺序进行了排列，发现商王占卜派人去蜀地的间隔时间是10天。
这表明，这里的“蜀”距离殷商王都安阳单程是5天，表明在殷商内服区域内，也有一个叫“蜀”的地方，并且这个“蜀”是地名而非国名。
此外，考古专家胡厚宣、郑杰祥、杜勇等经过考证，认为山东泰安、山东汶上、陕西商县、河南长葛以及安徽巢湖一带在古代都曾被称做“蜀”。《左传》也曾有过“冬，楚师、郑师侵卫。十有一月，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的记载，说明蜀地距离卫国不远。
如果我们结合“黄帝居轩辕之丘……生二子……其二曰昌意……昌意娶蜀山氏女”以及“禹生石纽”、“禹出西羌”、的传说，一个可能性呼之欲出：“蜀”作为地理名词，是随着某个族群的迁徙而在各地播迁的。
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孤例。比如冀最早是指河内，后来成为河北的简称。陕西关中和河南南阳都曾有“申”国，虢国原本在陕州，迁徙到河南三门峡后仍自称虢。楚国历史上多次迁都，但都城却都称之为“郢”。
可见，蜀如果最早在山东一带，后随着族群迁徙先后播迁河南、四川甚至安徽、江淮一带，那么在文献记载中同时出现蜀与周联合伐商、而周武王又下令伐蜀的“矛盾”也就得到了合理解释。
巧合的是，历史上出现蜀名的地方，刚好与夏朝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夏朝都邑的变迁范围涵盖了山东、河南、晋南多地，最终夏桀的逃亡地则在南巢（今安徽巢湖）。
这些地方也同样是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和辐射范围。而三星堆文明青铜文明的源头之一，就有鲜明的二里头文化因素。所以，三星堆文明的族群中，既有来自西北马家窑文化族群，也有自东方而来的夏族群。
如果我们将“蜀”和“夏”进行某种程度的关联，那么我们会赫然发现，辗转于山东、河南多地的夏王朝，最后的遗民落脚地，可能就是成都平原。这或许是三星堆与商王朝复杂关系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