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援助背后的阴谋：如何用钱绑架联合国？

在当今多极化迅速发展的国际舞台上，联合国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其决策和投票结果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然而，长期以来，美国作为联合国的最大资助国，却在关键决策中屡屡处于少数地位，这一现象不仅引发了对美国外交政策有效性的质疑，也揭示了国际关系中权力与道义的复杂博弈。本文将深入探讨美国如何通过调整对外援助策略，以期在联合国中获得更多支持，从而实现其全球政策目标。

首先，报告指出，美国在联合国中经常处于投票少数，这一现象显然削弱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尽管美国是联合国最大的经济支持者，但其在关键决议上的孤立无援，反映出国际社会对美国政策的不信任与反感。这种状况不仅削弱了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也为新兴大国提供了通过经济手段扩展其在联合国影响力的机会。

针对这一问题，报告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解决方案：将美国对外援助与联合国投票表现挂钩。具体而言，美国应在分配援助时，优先考虑那些在联合国投票中支持美国立场的国家，并对那些经常反对美国的国家进行制裁或减少援助。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通过经济杠杆，迫使其他国家在联合国中更多地支持美国的政策议程。然而，这一提议在实践中面临诸多挑战与质疑。

首先，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博弈不仅仅是经济资源的简单交换，更涉及复杂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因素。将对外援助与联合国投票直接挂钩，可能会被视为一种“经济胁迫”，从而引发受援国的反感与抵制，甚至导致国际关系的紧张升级。此外，这一策略忽视了联合国决议背后的多元利益与复杂动因，过于简化了国家间合作与对立的本质。

其次，报告中提到的“增加对支持美国的国家的援助”策略，可能会加剧国际社会的分裂，削弱联合国作为全球合作平台的中立性与公信力。如果美国通过援助条件强加其意志，联合国的多边决策机制可能会被侵蚀，最终导致国际合作更加困难。这不仅违背了联合国的初衷，也有悖于国际关系中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

然而，尽管存在诸多争议，报告的核心观点不可忽视：美国需要重新审视其对外援助策略，以更有效地在联合国中推进其政策目标。在当前全球化和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如何平衡经济援助与外交政策，既是对其外交智慧的考验，也是对其国际领导力的重大挑战。

美国的这一策略可以被解读为“权力政治”的具体应用。现实主义理论强调国家间的权力竞争与利益最大化，认为国家行为主要由自利动机驱动。在这一框架下，美国通过经济援助作为工具，试图在国际组织中巩固其主导地位，是符合现实主义理论视角的。然而，建构主义理论则提醒我们，国际关系不仅仅是物质力量的较量，更是观念、身份与规范的互动。单纯依靠经济手段，可能无法真正赢得其他国家的支持与信任。

此外，报告还呼吁国会和即将上任的政府在援助分配中，将联合国投票表现作为重要考量因素。这一建议虽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但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公平、公正地评估和衡量各国的投票表现，以及如何避免因政治化援助分配而引发的负面反应，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为美国如何提升在联合国中的影响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然而，这一策略在理论与实践中仍需深入探讨与反思。美国在调整对外援助政策时，既要考虑到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也需平衡经济利益与道义责任，才能在全球治理中真正发挥其应有的领导作用。

大部分获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在联合国的投票中大多数时间与美国对立。这种频繁的孤立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阻碍了美国在该组织中推动政策优先事项的进程。新兴国家将联合国视为增强其影响力、对抗美国的工具，并成功地利用海外经济合作来推动这一目标。为了在联合国获得更多支持，美国必须在外交关系中更加追究各国在联合国的行为，并利用可用工具，包括外援，奖励支持者并对那些在与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上投反对票的国家进行制裁。

文章要点：

1. 在联合国，大多数接受美国外援的国家是最少支持美国的国家。

2. 由于许多会员国对美国的关键政策和目标持敌对态度，国会应确保在分配援助时考虑联合国投票情况。

3. 总统应指示政府官员在分配或承诺援助前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进行咨询。

几十年来的联合国少数派

联合国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平台，用于讨论和解决国际争端与危机。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美国一直是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的最大财务支持者。然而，美国在大会中的影响力与这一支持水平并不匹配。

事实上，上一次其他国家在大会中大多数时间与美国投票一致是在卡特政府时期。

尽管美国公众未必了解这些数据，但他们同样感受到联合国与美国利益之间的脱节。正如2024年2月的盖洛普民调所指出的，美国人对联合国的看法“依然非常负面，58%的受访者认为联合国‘在解决面临问题方面做得很差’。”

在联合国被反对的情况并非新问题：这一问题既深刻又持久。自1983年国会首次要求国务院追踪和报告联合国投票情况以来，其他国家在大会上与美国投票一致的平均比例大约为35%。

数据显示，过去四十年投票一致性的变化更多是由于美国政策的变化，而非其他会员国投票行为的变化。当民主党执政时，年度投票一致性比共和党执政时平均高出约10个百分点。这一趋势在拜登政府期间依然延续，投票一致性明显高于过去40年的历史平均水平。

正如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大使在1975年所写，“这是我们的现状。我们是少数派。我们被否决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应对它。”

几年后，珍·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大使观察到，大多数会员国认为联合国的投票与外面的现实世界脱节，因为美国并未关注他们的投票。她建议美国“向各国传达，他们在联合国系统内的投票、态度和行为最终会影响他们与美国在联合国系统外的关系”，并通过将美国援助的分配与联合国投票挂钩来实现这一点。

作为回应，国会通过立法禁止向总统认为“在投票行为中一贯反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家提供援助。

然而，执行此条款并不稳定。1990年这一条款被废除，之后联合国投票在援助分配中的考虑几乎不存在。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外援提供国，约占全球总援助的五分之一，近年来每年超过400亿美元。

根据美国的统计数据，2020年至2023年间，美国共提供了超过1100亿美元的外援。

如果美国在分配援助时未考虑联合国投票情况，就像中国等对手国家一样，美国未能有效利用这一强大工具来争取支持。

实施这一政策的必要性

联合国大会中的投票是衡量外国政府支持美国优先事项的有用且实际的指标。然而，单靠外交劝说有时并不足以说服其他政府改变投票，支持美国首选的结果。2016年，国会通过了立法，明确表示：“美国的政策是，在与任何会员国达成协议之前，要认真考虑该国在联合国的投票行为。”

虽然这不是强制性或唯一的条件，但它为外交官在谈判中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有用杠杆。然而，为了有效使用这一杠杆，政府必须愿意付诸实践。

不幸的是，拜登政府似乎未在分配美国援助时考虑联合国投票情况。总体来看，联合国成员国的投票行为与它们从美国获得的援助金额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过去三届大会的投票模式表明，美国既没有有效奖励那些支持美国优先事项的国家，也没有在那些一贯反对美国优先事项的国家面前采取制裁措施。具体而言，数据如下所示：

• 根据国务院报告的2021、2022和2023年大会的投票记录，2020至2022年间接收美国援助的178个国家中，近四分之三（74.7%）在大多数非一致性投票中投票反对美国。

• 在被国务院认为“重要”的非一致性投票中，接收援助的国家中，超过一半（51.1%）在大多数情况下投票反对美国。

• 大多数主要受援国投票反对美国的次数多于投票支持美国。2020至2022年间，30个最大受援国中，有27个国家在大多数非一致性投票中投票反对美国，其中22个在“重要”的非一致性投票中反对美国。

显然，期望各国在每一票上都与美国保持一致是不现实的。即使是美国最强大的盟友，也不会在每个投票上都与美国保持一致。有时，联合国外的重要外交政策利益将导致美国援助那些习惯性地在联合国中反对美国的国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就不应当通过利用现有的杠杆，包括援助分配，来更有效地推动其立场在联合国中得到支持。

政策建议

国会和即将上任的政府应当如柯克帕特里克大使所言，“向各国传达他们的投票、态度和行为在联合国系统中的作用必然会对他们与美国在联合国系统外的关系产生影响。”

为促进这一沟通，美国应：

• 强制要求在分配援助时考虑联合国投票情况。美国利用外援推动许多目标，但在联合国中推进美国利益应当比当前更高优先级。为了确保在援助分配中充分反映正负投票的变化，应指示政府官员在分配或承诺援助前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进行咨询，并要求国会要求驻联合国大使对援助分配决策进行签署批准。

• 修订关于联合国投票行为报告的法令。国会应要求报告中包含外援数据，并总结在援助分配时考虑的具体联合国投票行为。

• 在联合国以外进行投票优先事项的沟通。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国务院和美国驻各国大使馆应协同工作，突出纽约、日内瓦和维也纳的重要联合国投票，并明确说明，反对美国的投票将影响双边关系，包括未来的援助和合作。

结论

如果美国想要在联合国获得更多的支持，就必须在整体外交关系中更加追究各国在联合国的行为，并利用现有工具，包括外援，奖励支持和制裁在关键问题上投反对票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