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困式报道作者访谈录"由共益资本论与深度训练营联合发起，解困式报道社群志愿者采写，旨在让优秀的解困式报道作者被看见，为操作解困式报道的媒体人提供鲜活、具体的经验，并展现媒体人在创作时如何思考新闻与社会的关系。
本期对话：黄蕙昭 前财新民生组记者
多篇作品入选「解困式报道中国案例库」
·《从配捐到诈骗：慈善生命线是如何变灰的》被评为“解困式报道2023年度十大案例”
黄蕙昭
在《“学生荒”大考》中，黄蕙昭结合学术研究、实地采访和政策文件，细致勾勒出中国教育人口的变迁图景；《少子化日本镜鉴：乡村教育的生死考验》中，她借鉴日本经验，为中国乡村教育面临的挑战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从配捐到诈骗：慈善生命线是如何变灰的》则深入剖析了儿慈会事件背后“商业平台投流”和“公益平台套捐”两条暗链，揭示了慈善募捐如何滑向灰色产业。如何识别和深度思考社会问题，把解困思路内化到日常新闻实践中？以下文字整理自黄蕙昭口述。
我本科学哲学，硕士读的历史，其实都比较偏理论、偏形而上。长期在学院的环境里面，会有一种很漂浮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想要做一些更能让我接触到现实、培养现实感的职业，比如说做记者。我大概是研二暑期去媒体实习，真正去接触人去采访之后，才发现我确实很喜欢这个事情。诚实地说，投入教育领域是比较偶然的，我比较确定的是想做偏社会民生的记者。当时财新正好缺一位教育记者，我就做了教育。但是实际投入之后，我很庆幸能从事教育报道：它和每一个人都深度地、密切地相关。有很多让我“庆幸”的时刻。比如写《补课拉锯战》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和我说，Ta举报了很多次违规补课，即使有不成功，也还是想要坚持，因为这是“一个公民能做到的最小成本的对公权力的约束”。能遇到这样的人或者这样的采访，本身就是一件让人鼓舞的事。再比如《陕西延安中学学生坠亡之后》这篇稿件，当时同事和我采访了很多曾在延安中学读书的同学，他们一些人曾有过严重的创伤，对我们可能也有怀疑，但最终还是愿意信任我们，诉说自己的遭遇。这种“被托付”的感觉，也会成为坚持下去的动力。对我来说，这份职业最让人觉得“值得”的时候，还是和鲜活的人接触、触碰到他人生命经验的时候。当然做记者很难避免痛苦。整体环境会导致一些困难，比如说出差的机会减少，政府官员和学者公开发言的顾虑增加，会导致记者获取信息、拓展议题的难度提高。写作时，怎么把握好复杂议题，怎么写好稿子，让它看上去没有那么难读，我也苦恼了很久。在财新的第一年，我几乎不怎么和其他人合作，内耗和自我怀疑也是最严重的。后来我意识到，一定要勇敢去寻求支持。不要老钻牛角尖或单兵作战，多多拥抱同温层。比如写长稿子多和老记者合作，看其他记者怎么采访、怎么组织稿件框架。还有出差采访，在一线不知道怎么办时，我会去找可能对口的记者，说明我的情况，问问对方的建议。我记得我刚当记者的时候，同样是新手记者、或者还在做实习生的朋友组织了一个读稿群，我们会定期读一些好稿子，这种业务交流也给了我很强的归属感，会有想要进步的动力。
很多新记者会苦恼没有足够判断力，但我觉得能不能识别真问题，本质上不是一个天赋问题，而是一个时间问题。我自己是工作两年之后，才稍微有一点入门的感觉。只要坚持做新闻，坚持采访领域内研究者和一线人士，对议题的现实感知会慢慢丰富，判断力也就随之增强。也有一些技巧。我们跑口线的记者，经常要写政策报道。但很多政策文本是“不讲人话”的，记者可能看得一头雾水。后来我发现，前期可以多做些文本工作，比如纵向对比政策文本措辞，找到新的变化。后期采访的时候，除了专家，还可以去采访会被这个政策文件实际影响到的人——比如校长、老师，问问他们是怎么感知这个政策的，这个政策到底有没有用，实际执行的时候有没有偏差。不要放走任何细节。写《灰色生命线》的时候，我们是五个记者共同合作，一开始大家认为核心问题就是配捐机制问题。但在和一个9958项目相关人士交流时，我听到了“广告投流”这个词——我想起我之前写消息稿时，一个受访者也顺口提过“投流”，尽管那时还不知道投流是什么，但我提高了警惕。紧接着，另一位记者在采访公益人时，同样听说了投流。我们团队讨论后，突然意识到真正问题可能在广告投流上，配捐反而是次要的。稿子重心突然转换，时间有限，五个人紧急分了工：一面去找广告投流商，一面去找所有可能听说过其中门道的学者、公益人、9958的志愿者或前志愿者，同时和患者家属反复了解细节。直到通过各方交叉验证有了相对完整的拼图。结论是让人震惊的：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的各种大病救助慈善广告，背后实际的支付人可能是患者家属，而公众的善款大头用来弥补这笔投流费用，只有一小部分真正回流到了患者家属身上。整个采写的过程中，我们处在一种不断寻找新的信息、交流新的信息、获得新的视角，不断扩展对这个事情的认知的状态。除了团队合作之外，跨界合作也非常重要，我们会主动把新的信息和专家、业内人士更新，了解他们的看法，再请教他们可能有哪些还值得关注、突破的问题，这会形成一个非常正向的信息循环。《“学生荒”大考》这篇稿件我酝酿了一年多。一开始我想从“学生荒”的视角去探讨乡村教育的自救。包括乡村学校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如何尽可能给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以及当学生人数不断变少时，学校应该如何生存。于是我想到，要不看看先一步经历少子化的日本是怎么自救的？就有了副产物《少子化日本镜鉴：乡村教育的生死考验》。这篇采访了一位身在日本的教育学者，另外花了大量时间靠翻译软件看日文文献。我发现，尽管日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乡村教育自救路径，但细究个案，也能看到各种困境和阻碍。甚至在要不要救乡村教育上，日本也有不小的观点割据，可能一派更倾向集中资源，另一派更去中心化，强调关注地方原有的组织。这和中国国内的思想争论是非常相似的：比如有学者倡导在乡村发展“小而美”的学校，随着学生减少，教育资源没那么挤兑，完全可以给小班小校更多空间；另一些学者会觉得乡村教育一直以来都是整个教育系统的质量洼地，完全从田园牧歌式的、情怀的角度为它呼声，反而是不负责任的。再细分，还有学者或官员主张让学生都到县城去，又有学者主张应该让乡镇成为资源布局的重心。诚实说，在集中和不同学者交流时，我一度是迷茫的：作为媒体，我们到底该用什么立场去报道，要不要为其中一种立场呼吁？后来我意识到，重要的不是站队，重要的是呈现这些阐述背后共同的、复杂的现实，现实究竟是什么，大家又是基于什么样的期待提出呼吁的？另外，要把城市和乡村结合在一起，在城乡教育和教育城镇化的视角下看待这个问题。于是，稿子的标题从“激辩乡校去与留”变成了“少子化教育变局”。我收集了这两年所有能找到的，各地有关撤点并校的三四十份政策文件，看看地方政府是怎么应对学生减少的，这些举措有什么共性。一些县可能会提到撤并后有资金、教师安置问题，这些个案性的资料和数据，都可以为整体判断提供支持。数据是呈现现实和讨论解法的基础。我很幸运地获得了学者的帮助和指导，尝试从“七普”分省分县数据预测未来三四年内的学龄人口变化。也有学者引导我意识到，人口流动对学生增减至关重要，应该把流动率纳入到在校生变化的考量中。这个过程中最让我有收获的是把数据和现实结合的尝试：通过找寻特异性数据发现需要关注的区域和群体，再通过公开资料、采访当地人或师生尝试回答数据何以至此。我用这个方法逐一梳理了31个省份的数据，慢慢去了解各地“学生荒”到底有多严重，地方政府怎么判断，学生增减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城乡教育的格局。最后《“学生荒”大考》分成了上下两篇。上篇是未来几年“学生荒”形势下各地学生规模的变化，下篇聚焦城乡教育资源分配和流动的逻辑，讨论在人少、钱也少，且教育城镇化和教育集中趋势难以逆转的现实下，到底怎样才是对学生好的选择。整个稿件写作时，专家集中采访可能花了一个月，又花两个月集中写稿件，其中一个月是做数据梳理，写完之后又改了一个月。实际的过程会有一点像是做研究。我觉得这一方面有财新“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跑口记者的优势：我们会长期关注特定的领域，会有长时间的积累，也可以不断深化认知。
我自己对解困式报道的认可度是相对较高的，但在实操中，很多时候如果抱着解困的想法，特意找一个解困的题来写，其实是有可能黄题（做不出来）的。我觉得尽可能客观、详细呈现问题还是第一位的，再将组成解困式报道的模块内化到日常的新闻实操中。比如写乡村教育，我找到了一个“小而美”的乡村小学个案，但一个好的案例不等于一个好的解法。个案为什么会成功？它生长在怎样的土壤里面？特殊性在哪里？这种成功是不是可以复制的？综合呈现这些内容是比较重要的。另一方面，个案可能没法提供一种完美的解法，但可以也传达希望和力量。大环境下，这些零散的、看上去相对微弱的探索，确实也能把有相似理念和理想的人团结到一起，共同扩展更多可能。当下解困式报道的空间在于，年轻的记者会越来越熟悉这种报道的思路和取向，往后的新闻实践也会或多或少受益于这种取向。我们可以先进行解困观念上的普及和倡导，也鼓励传统媒体和从业者转换视角：比如，学者、专家，不仅仅是一篇报道的受访者，也可能是共同倡议和推动改变的合作者。我始终相信，媒体应该是和学界、公益界等紧密相连的“泛共同体”。而解困式报道更是特别依赖这种泛共同体化的协作和交流。记者会是那个连接性的角色：呈现、传递不同利益主体的视角和看法，在直面现实的基础上推动讨论和倡议。经常会有实习生纠结，要不要当记者？我觉得可以“自私”一点，与其想着“改变社会”，不如先想想自己：记者这种职业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到底是不是我喜欢的？和各种人打交道，尽可能保持中立的观察者视角，为他人发声，这种工作方式本身是不是我喜欢的？过于期待这个职业的理想或者光环，反而是很容易垮塌的。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尽可能不要自我设限。媒体当然是空间受限的，但我担心的是，自我审查不但会让记者不敢报道，甚至放弃了对“可能不能报道”的重要议题的关心。另外，在可以报道的领域内，一定要坚持住专业主义的基线。乐观地说，不管记者的报道更偏向解困还是更偏向传统新闻报道，当媒体和记者选择介入时，在深究和报道问题的过程中，就为寻求解法或者引导有关解法讨论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对话者简介：
黄蕙昭，曾任财新民生组记者，专注于教育领域的深度报道。作品《“学生荒”大考》、《少子化日本镜鉴：乡村教育的生死考验》和《从配捐到诈骗：慈善生命线是如何变灰的》等多篇稿件被收入「解困式报道中国案例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