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无论是在家庭、学校还是职场，我们总会听到“努力就能成功”这样的话语，似乎我们只要足够努力，就能踏上实现梦想的黄金通道。这背后反映的是一种被许多人认同的价值观，Meritocracy——优绩主义（或译为精英体制、唯才是用）。
简单来说，优绩主义认为，社会产出的分配应该与个人的才能与努力挂钩， “择优录取”“能者多劳”。然而，近些年来，小镇做题家、大学生空心化、躺平等话题屡屡引发共鸣，让我们反思优绩主义与精英教育的现实是否真的如此美好？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用大量数据和事实，在《精英陷阱》一书中揭示了美国社会中优绩主义的真相。精英阶层通过垄断教育资源和高薪职位，形成了新的特权集中和传递机制。这不仅加剧了社会阶层固化，更让无数人（包括精英自身）陷入了无休止的内卷和竞争之中。
《精英陷阱》[美] 丹尼尔·马科维茨 著
那么，优绩主义是如何在教育与职场中运作的？又是如何瓦解中产与吞噬精英的？今天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能依靠教育实现阶层跃升？
前不久，中信出版集团特邀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林小英老师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老师与展开一场关于精英教育与阶层流动的对话。
他们结合自己的研究和经验，为我们拆解教育内卷、职场倦怠背后的“优绩主义”迷思，探讨可能的破解之道。
以下为本次对话文字内容精编：
1 如何理解优绩主义？
严飞：之前和清华的本科生交流，他们不太讨论优绩主义，他们会下意识觉得勤奋或者努力一定会获得成功。
今年秋季带着清华的本科生一起上课，我发现他们主动讨论优绩主义，讨论今天这么努力、这么勤奋、这么认真地追求自己未来的事业，还有用吗？
社会学会探讨社会结构学的矛盾，我们这么努力、这么勤奋，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
这些我都很期待和林老师一起产生很激烈的讨论和火花。
林小英：优绩Meritocracy到底是什么？
首先是在各行各业展现出来优秀的业绩、优秀的成绩，根据这个优秀的成绩再对应每个行业里面不同的工种甚至不同的薪资水平所对应的层级，如果这样做一个严密的对应，其实学校就是社会，社会就是学校。
当社会里面也按照优秀的业绩划分人群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严丝合缝的体制得以形成。用同样一种机制和逻辑把社会、职场和教育三者之间全部打通，我们会看到一种同构的现象，这是今天这个概念被大家广泛讨论的一个原因。
凡是讲到主义就是一个通用标准，所以优绩主义我觉得就是赢者通尺，一赢俱赢，一错步步错。
它以几何方式进行一种增值，就像资本本身按照指数的方式增值。个人得到第一桶金，后面都要根据这个认可和奖项叠加的时候，其实就是解释今天的内卷，我们像一个机器不断被卷进去，你如果不卷进去将一无所有，如果你步步被卷进去将精疲力尽，所以没有人满意。
2 优绩主义带来的启示和警示
严飞：我们今天为什么会陷入到越来越僵化的社会流动、越来越不平等的社会状态当中去？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些优秀的大学，其他人一生下来就出生在罗马，但是我还在不断寻找通往罗马的道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反思？
无论是优绩主义还是绩优主义，我不经意间发现这已经变成一种暴政，把一个看上去走向社会平等的通道导致社会越来越不平等。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希望一个健康的是拥有比较健康的、稳定的、向上的社会流动的通道。
但是今天我们发现这样的通道越来越僵化，很多出生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孩子，他们会不断强调自己最后的成绩、所有的社会经济资本都是通过自己不断地勤奋努力才获得的。
而他们忽略了背后的社会资本、家庭出身在一开始阶段给予他们的支持，其实就会导致社会的机会越来越向这1%的人倾斜，而99%的人会遭遇到社会不平等的深度创伤，这一点是优绩主义带来最大的启示和警示。
林小英：优绩主义带来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原来我们费劲千辛万苦得到的位置永远是暂时的，哪怕你越过一定的阶层，像爬山一样，我以为已经越过了很高的山头，还有好多的山，一步一步牵着你往上爬，永远没有尽头。
《精英陷阱》讲到古代社会的门阀、贵族因为土地资源或者世袭下来的身份所获得的优越感，他们可以晒太阳，可以闲适地欣赏艺术。
今天有人通过受非常好的教育，通过努力奋斗所得到的生活，物质方面的东西远远超过以前的贵族，但是精神方面却越来越狭窄，这是造成他们不满的最大原因。
书里面讲到有些人做到高管的位置，他们甚至不愿意升职，因为升职意味着更加忙碌。他们看到了现在优越的生活只是一个表象，而真正自己想要的家庭生活、亲子时间甚至身体健康都没有了，这不是当初通过好的教育所承诺的美好的生活。
这种生活的样态跟他们所瞧不起的以及被他们打败的那些人落在底层的人的生活样态本质上其实没有差别，但是它会在社会上明显地表现为两个隔空相望的阶层，也就是中产阶层。
后来当中产阶层也开始分化，一部分通过不断的努力从中产变成精英，更多的人是挣扎不下去落到了底层，我们叫做中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这是书里面讲到的。中产阶级如果不能保持，三个阶层都是岌岌可危的。
以桑德尔和丹尼尔·马科维茨为代表的学者出来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所解析出来的纵向的历史变迁的路径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对当下的拷问和对现象级事件的描述好像是全球通用的，所以由他们提出的概念和所观察到的现象和机制，我们一读就觉得非常贴切，非常有共鸣。
3 优绩主义如何瓦解中产、吞噬精英？
严飞：《精英陷阱》这本书把中产和精英进行了划分，并且不断强调中产会陷入到深层次的教育焦虑，这样深度的焦虑不仅在美国，在当下的中国教育领域里正在潜移默化发生。
“我落后我的孩子就没有办法上到一所好的中学，如果没有办法上到一所好的中学就没有办法上到一所好的大学，如果没有办法上到一所好的大学就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慢慢的他的社会地位就会下降。”
这段话源自印度一部叫做《起跑线》的电影，这个电影讲述了一对中产父母要把孩子送到印度当地一所精英学校，但是要送到精英的学校就要变成精英的家庭，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整个家搬到精英家庭居住的区域，每天背着铂金包、打高尔夫球，把自己装扮成精英家庭，以至于希望孩子可以上精英学校，但是这条道路没有走通。
后来他们又搬到了印度的一个贫民窟，把自己装扮成非常贫穷的家庭，以至于可以获得特殊的贫困生名额以进入到精英学校，最后他们成功了。所以他的妈妈就讲出来刚才我讲出来的这句话。
作为海淀的学生家长，我们在日常生活经常要面对的事情，第一是打卡，第二是一对一。每天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像跳绳、读书、阅读、做手工这些都要在家长群里打卡。到了周末的时候，全海淀的父母甚至全北京的父母都要找一对一的画画、一对一的拉琴、一对一的跳舞、一对一的滑冰。
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完成这样的事情？背后是有一种担心。作为中产如果不往前面走，今天通过我自己奋斗的努力获得的中产的地位，也许在未来就会悄然无声息，中产变成无产阶化或者下流化，或者变成M形社会。
曾几何时，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赶上1999年大学扩招，我们可以利用大学扩招，来到这个城市，来到北京、上海、武汉，我们通过大学毕业顺理成章地留在了大学，不需要通过卷考研、卷留学，大学毕业就可以找到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
2004、2005、2006福利分房慢慢取消，房地产开始进入商品化道路，但是这个时候首付非常低，银行借贷贷款随便让你贷，大学毕业以后很容易让人留在这所城市里面，买到了房，找到了工作，一跃成为这个城市的中产。
但是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他们开始进入到一个高度内卷、高度竞争化的赛道里面，这样的赛道会逼着我们的父母反思当年通过勤奋努力获得的社会地位会不会保住，这就是丹尼尔·马科维茨在书里面提到的中产的深度的忧虑和焦虑。
林小英：中产阶级的全面落败，要看我们之前对中产阶级的理解是什么？之前的中产阶级到底由哪些人构成？
《精英陷阱》里面讲到美国的中产阶级，主要是由制造业工人，以及同种类型需要付出一定的体力、脑力获得工作的一种人。是比较平常的、普通的工人构成了中产阶级的绝大多数。
这个书里面讲到有两个因素导致中产阶级的没落，一个是技术的变迁，我们都会看到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有大量的高新科技，所谓科技企业的异军突起，它把好多的原来由这个层级的劳动者所担纲的职业给消解掉了，有太多的人力被替代掉之后，作者发现真正被替代的主要是原来的企业和单位里面的中层管理人员。
其实最底层的劳动工种，像清洁工其实没法代替，而当这部分工种被取代以后，他原本所产生的利润以及他的工作空间由技术替代了，当由技术精英负责这部分工作的时候，技术精英就拿到了非常高的年薪，于是他们经常大量地砍掉中层人员，只要直接用算法或者技术直接支配最一线的人员就行了，所以导致了巨大的分离，这就是刚才讲的中产阶级这个阶层逐渐被瓦解和消散，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
第二个方面，所有的职位获得都要依靠与学历相关的标准挂钩。在优绩社会里面，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财富的这些人感觉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智商是无法遗传的，经验和经历是无法遗传的，而要想遗传只有通过教育或者精英教育不断地对后代加以投入，同时你的工作无比疲倦、无比辛劳，这就带来这一代富豪本身的生活甚至比普通人生活更为艰辛，更忙碌、更倦怠、更没有时间。
精英大学顺应了这种模式，它在不断加大筛选力度。原来只要拼成绩，现在还要拼课外体育活动、拼艺术才能、拼你的见识、甚至拼你过去有多少研学履历，这不仅是学生本身的负担，更是让家长惶惶不可终日。
当这个社会对人才的甄选如此不安的时候，唯一能够自救的就是更加卷自己的孩子。精英反而比一般人家更卷自己的孩子，这就会导致一个结果：精英阶层是可以复制的，但是这种复制的过程是如此惨烈，不像原来的只是世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现在只要我往死里卷，往死里拼，有一种概率我可以得到这样一种职位，当它调起全社会欲望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泛化到一个职业，每一个层级都在筛选，就算你当一个公司老总，你要上市在年报上还要拼一拼，你是跟外部公司竞争，不止是在公司保住位置。
同样的逻辑外溢到社会当中去，或者社会的逻辑进入到教育领域当中来相互加强也相互加持，构成了精英阶层朝不保夕的感觉，再加上技术进步，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了中产阶层原来维系那个工作的可能性。
这两种力量汇集到一起，我们就会看到中产阶级的全面落败，加速向两端分化，而能够进入到精英阶层的终究是极少数，而且他们就算进去了还担心下一代，害怕自己进去之后KPI进一步加码，所以我们害怕层层加码的感觉。
严飞：讲完这些，我想从学理角度上再做深度的剖析。
曾几何时，有闲阶级是大家追求的目标，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追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社会学兰德尔·柯林斯系教授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做《文凭社会》，书中讲大家在追求美国梦的时候，文凭突然泛滥了。
大家突然发现对于文凭的需求大量增加，在劳动市场里面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型的劳动，一类是政治型的劳动。生产型的劳动就是蓝领阶级，不断通过生产创造财富。在政治型的劳动就是有闲的阶层，他们在支配劳动，把工人阶级制造出来的劳动进行一个支配，他们有支配财富的权利。
所以所有人的目标都是让自己成为彻底的有闲阶级，成为有闲阶级重要的标准就是拥有一纸文凭，而且一纸文凭的含金量越来越高，原来是一所大学的文凭就行，后来变成985、211大学的文凭，后来变成世界名校的文凭，使自己有资格进入到有闲阶级支配财富，所以慢慢地对于文凭的需求会大量扩张，会导致文凭的价格上去了，但是文凭的购买力在不断下降。
今天，大家都想变成有闲阶级，但是实际上伴随着这样的深度内卷和高度的程序化竞争的态势下，我们今天已经不自觉在内卷当中迷失自己，不断产生黑夜里的焦虑和叹息。
林小英：我觉得现在大家说的特别忙，富人也表现出特别忙，一是他真的很忙，二这是一种恕罪式的表达。
因为他干掉了其他所有人，不是通过考试、通过其他各种竞争赢过了其他人，如果他就开始炫耀，你看我赢过了所有的人，于是我有闲了，基本上这样招骂。如果表现出就算赢了所有人，依然过着极为忙碌的生活，大家是一样的，大家在尽量找一种共通性，找一种社会团结性。
4 我们正处于一个学历加速贬值的社会吗？
林小英：学历贬值是必然的，无须我们来认定，从90年代就已经在发生了。
我自己大学毕业那一年就是90年代末期，当时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同学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根本不会考虑是不是省会城市，二线、三线、四线城市我们也去，当时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落败的表现。
如果今天做同样的选择，大家会觉得你就是一个loser，这其实是社会感知不一样了。
我们对文凭赋予的期待以及文凭包含的应有的承诺发生了变化。以前，按道理，文凭应该承诺更多的东西，但是当文凭能够承诺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对文凭相对没有那么看重，这是一个悖论。
当你考上一个大学，大概率找到一个工作没有问题，我只要找到一个工作就能获得很好的生活，所以天涯海角到处都可以为家。文凭是你能抓住唯一的救命稻草，所以我们对文凭的臆想越来越严重。
除了抓住文凭这样的一根稻草，我们还要抓住其他的东西，是不是一线城市，这个行业的前景，我的工作发展的可能性统统都要考虑在内。
我记得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后面几个要素我统统不考虑，因为我当时只要想着我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我怕个什么？现在你会觉得，我才大学毕业，我算个什么呀？这是两种特别不一样的感知，这就是文凭加速贬值的认知上和社会扭结出来的一种结果吧。
严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态？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没有人会问我要不要保研，因为毕业之后会有很多不同的工作机会。但是在过去十年里面，保研的名额逐年下降，先是下降三分之一，然后二分之一，然后再不断压缩。
当在考研的名额不断压缩的情况下，学生会感觉到很多的压力，他们为什么不去找工作？因为这两年大家感知到经济周期的变化，刷视频反复看到房价腰斩，老中程序员突然失业，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社会结构性矛盾的背后应该看到，在市场层面上供我选择的机会：有三分之一是民营消失了、躺平了，还有三分之一外资撤离了，外资的投资在这几年达到了最低点，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国央企的一些机会，所以所有人都挤到这个赛道。
如果我可以考公，不仅仅是考公成功，而是人生上岸了，这样一种上岸的自我暗示就会让更多的人选择剩下的三分之一的道路，不断在里面卷。
同时，在今天这样的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压力之下，无论是985、211双一流的大学的学生，还是普通大学的学生，无论怎么样投简历，都难以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甚至是找不到一份工作。
如果我去考研，参加全国12月份的统考，至少证明通过不断的努力，在这条赛道里面，我付出以后会获得收获，至少是自己可以把握的。但是在就业市场上，自己已经完全被推动，随波逐流，无法掌握主动权。
而20年前，大学生找工作是可以找到一份自己称心如意的工作，不仅仅是找到一份工作，而是可以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找到有职业发展前景的工作。
这就是20年时间里面的结构性变化，让年轻人没有办法作出选择，只能被动陷入深度内卷，不断担忧如果自己不努力就真的会掉队的一种状态。
林小英：我从2005年开始关注考研保研的问题，那个时候基本上全国的高校尤其是精英高校开始实行绩点，无论修什么样的课最后会化为一个数，一个个位数后面好几小数点的数字，如此精确地用这个数字把学生区分排名。
这个排名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已经充分感觉到了，在你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学校的保研性，它把你未来一次重大、高利害考试和竞争的焦虑感大大提前。保研应该是大四才开始焦虑的事情，但是高三毕业的时候就开始感知到。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变化，是家长过于焦虑了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在过去这些年，每一个学校在发展过程当中，跟每个人在职场当中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背负着KPI考核，对于大学来讲就是世界排名。
大学排名卷进去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资源，当每个大学特别希望在各种榜单里面拔得头筹、排到前面的时候，它们要干很多事情来维护学校自身的利益。
而每个学校层级的自身利益要靠下面每个学科的自身利益来维持，所以学校自身利益和学科利益如何保住？在学生层面，我一定要把本校最好的学生留在本校读研究生，因此在过去十几年里，大大增加了保研学生的比例和名额数量。
但是这样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当你把所有入读研究生的可能性主要交付给本校学生以及别的学校最优秀的学生，即所谓应届毕业生的时候，会对大家的人生安排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就是基本上大学三年是为保研奋斗的，但是大学是一个职业教育，是为了培养专业技能，应该让很多学生本科毕业以后走向社会、走向市场、走向职场。
当很多人的精力都被保研，被以绩点为基础的保研名额裹挟，消耗了他们大学四年最宝贵的青春时光的时候，就会感觉能不能拿到保研资格是读大学很重要的目标。
而当保研名额越来越扩大的时候，这断送的是很多往届生的机会。这就意味着你一旦本科毕业没有读上研究生，你这辈子还想读研究生大概率是很难的。一旦你今天进入职场工作，再要重新读研非常难。
从高等教育体系的设置来讲，本科学位是一个终结性的学位，大部分人读完本科就可以去工作了。但是当我们只把本科当做一个基础性学位，要读硕士，最后制造出来这么多博士，可是一个社会要这么多博士干吗呢？
严飞：在就业市场上会有一个潜在的年龄歧视，35岁是一个坎儿，很多行业如果你过了35岁它就不再招聘。
林小英：从博士毕业，你只能挣扎七年。
严飞：对，在教职行业里面，如果你是博士、博士后毕业正好卡在35岁，是没有办法进入高校里面担任老师的职位的。这意味着很多时候年轻人没有办法游历一下世界，做一些发散性的事情、有趣的事情，必须快马加鞭按照人生既定的规则和流程去走。
如果你不按照人生既定的规则和流程的时间线走，过了35岁，你在社会上就处于一个更不容易寻找自己位置的状态了，所以对于年轻人的压力非常大。
林小英：由此我们有太多的年龄焦虑，35岁已经觉得老了，可是我们六七十岁还是中青年学者。
5 优绩主义是内卷的根源吗？
严飞：我觉得不是优绩主义导致内卷，而是优绩主义推动了内卷的程度更加严重。当然在社会结构的层面还会有其他原因，比如财富的分配、社会流动的僵化，还有对于市场的尊重，以及传统家庭的道德观念。
我们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体系之下，父母们对于年轻人都有一个传统文化延续的期待，你到了多少岁要结婚，多少岁要生孩子，多少岁要怎么怎么样。
以上种种原因叠加，都是在不断促使今天进入一个加速内卷的时代，优绩主义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是它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原因。
林小英：我补充一个要素，年龄焦虑的统一划线的标准，带来大量的同质化竞争。就像现在保研，研究生基本上都是应届生，大家都没有走出社会，这不是错位竞争。
如果是错位竞争，相对来讲同学关系会好一些。比如，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同学里面有50多岁的，有40多岁的，有30多岁的，有20多岁的，跟这么多年龄段的人在一起，一定不会那么焦虑，恋爱、婚姻、交友这些都会有人教。
应届生往往比较看重成绩，而往届生已经有了工作经验，读研是为了学东西，不太会在意成绩的竞争。所以往届生来考研，和应届生不是在一个赛道里面竞争，那个时候甚至没有赛道的概念。今天有赛道的概念，是因为所有人挤在一起，发令枪一响，就往外跑了。
大量的同质化竞争加大了我们对内卷的感知，身在其中感觉到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脱颖而出。而当不同人生阶段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各美其美，你自然而然会感觉到这个人身上有我要学的，那个人身上也有我要学的。当我们都是一样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边上全都是想要干掉、想要打赢的人，这也是今天我们感受到内卷其中的一个因素吧。
6 脱嵌会是一剂良药吗？
林小英：对于个体来讲，当你不想被全面卷进去，你要想到一种脱身的可能性。如果你已经卷得精疲力尽了，脱身难道不是一种身体的本能吗？
当我们自己从一台大机器上稍微留一点空隙，感受一下自己的心脏和脉搏的跳动，这应该是人之本能，甚至都不需要努力去想的一个出路。
从《精英陷阱》里，我看到他们对精英陷阱或者优绩主义的解决方式是不一样的。桑德尔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他的解决思路是哲学式的，他认为我们对何为“绩”的考量是看对社会的贡献程度。
简单来说，借用他书里面提到的，如果一些科技企业确实看起来很高大上，但是它却搞掉了很多人的饭碗，你觉得它到底是为社会做了贡献，还是整个把社会毁掉了一大节，毁掉了一个角，这是考量的标准。
桑德尔考虑的是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现在有很多的精英认为自己今天能够赚这么多钱，就是因为自己聪明、能干、有能力。丹尼尔·马科维茨提到：你所有的成功里面有很大的成分是运气。就像我们参加一次考试，打一次体育比赛，里面既有技能的成分，也有运气的成分。所以当我们重视这种运气的成分的时候，就算成功也应该有一种谦卑在里面。
因此在《精英陷阱》里面马洛维茨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改革再分配制度，在结语里面他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讲如何改革整个社会的工资结构和税收制度。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方案都很宏大，一个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一个从收入再分配的角度。
脱嵌就是在解决宏大视野下的个体出路。当我们自己所感知到的精英体制主要考核的是单一标准的时候，其实多元化的标准需要自己去寻找，而且也需要进行自我认可。
所以对个体的出路来讲，就像康德所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为自我立法。
严飞：说到方法，刘擎老师即将出的一本书，名字叫做《世界作为参考答案》，这本书的口号是“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世界作为参考答案。”
这个口号背后的潜台词是，我们觉得自己的人生像安迪·沃霍尔的一幅叫《金宝汤罐头》的世界名画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好像货架上的罐头，都有一个保质期，如果到35岁没有结婚，这个罐头过期了；到了40岁失业了，这个罐头也过期了等等。
大家高度同质化，按照一个既定的轨道，去完成一个标准化的答案。但是也许我们要进行一个多元化的生发，看到世界更多的可能性，这个世界是更广义的世界。
换句话说，今天很多年轻人在内卷的环境下会有一种深度的痛苦。今天的时代确实会有一些糟糕的层面，但是在每个时代都会有它糟糕的一面。在糟糕的时代之下，我们应该做每一个时代都可以去做的一些事，在内卷的赛道里面生发出多元的无限的可能性。
比如，你非常喜欢脱口秀，你可以尝试站出来去讲脱口秀；如果你对戏剧、对表演有兴趣，你就应该去尝试接触；还有我们一直在说citywalk，city不city？这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walk，是一个在更广义范围里的walk，不仅仅只是在蓝天白云下去城市里漫步，而是要进入到公共空间里，真正参与到公共活动中去，这些都是点点滴滴的对于自我的一些改变和提升。
同时，通过公共活动的参与，我们其实可以慢慢认识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一起探索一些有趣的、好玩的事情，这些都是在当下可以做的改变。
去拥抱外面的世界，这就是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有人走出这个洞穴，去看到洞穴之外的世界，这就是“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世界作为参考答案”的内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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