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以和谈的幕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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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9486/j.cnki.11-1936/tj.2023.10.009

以色列极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迎回自己的“英雄”内塔尼亚胡出任总理,宣告该国继续奉行对巴勒斯坦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强硬路线,控制约旦河西岸肥沃土地。其实,内塔尼亚胡等以色列右翼之所以有恃无恐,关键在于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正所谓“保卫以色列的不是核武器,而是阿拉伯人的不团结”,而这种“不团结”的种子恰恰是阿拉伯世界“领头羊”埃及种下的。正是埃及带头在1978年同以色列签署单独和谈协定,宣告阿拉伯联合反以阵线的瓦解,也连带使得诸如巴勒斯坦建国、叙利亚戈兰高地归还、阿拉伯难民回归等问题迄今无解。用以色列专家的话说,只要埃及不参加“反以大合唱”,以色列就不会有致命的安全问题。

“政治家的嗅觉是最灵敏的”

从1948年到1973年间,阿拉伯国家在埃及领导下与以色列进行了四次大规模战争,尽管双方打得筋疲力尽,但以色列依靠美国近乎无条件的支持,在战略格局上掌握着优势,特别是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从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三国侵占的6万平方千米土地成为其最值钱的砝码。不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与庞大的阿拉伯世界进行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和战争,是弹丸小国以色列所难以承受的,它需要从阿拉伯反以阵线中寻找一个突破口,正如其开国总理本-古里安所说:“能保护以色列的不是原子弹,而是阿拉伯世界的四分五裂。”

无独有偶,和以色列同样厌战的还有埃及人。1970年9月上台的埃及总统萨达特曾是叫喊“战争夺走一切,只有战争恢复一切”最凶的人,当时作为阿拉伯世界主要支持者的苏联出于和美国共管中东的考虑,竭力规劝他不要试图向以色列复仇,结果气急败坏的萨达特在1972年6月一度把1万名苏联军事顾问赶走,他当着苏联大使维诺格拉多夫咆哮道:“我的军队不需要不相信我们必胜的顾问!”可是当他真的在1973年10月发起针对以色列的战争后,又不得不依靠苏联的军事援助来打完整个战争,然而自始至终,埃苏之间都存在着深深的敌意,开罗不相信莫斯科能帮助自己收复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而莫斯科则担心萨达特是个“机会主义者”。

克格勃驻开罗的情报头目基尔皮琴科的描述,萨达特首先是个粗俗之人,但也不乏稀奇古怪的想法和野兽般的狡猾,他是个有强烈亲西方倾向的人,“只要条件允许,他就将实施冷淡苏联的政策”。据基尔皮琴科掌握的信息,当美国出面调停1973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停战后,萨达特就主动向华盛顿发出这样的信号:“解决中东问题的钥匙掌握在你们手中,请帮我解决一下埃及问题吧,我不会再让苏联插手埃及的事务了。”

然而受大国摆布的阿以双方哪能容易地自我主宰命运,1973年战争一结束,美苏便撺掇各自的盟国加入其主导的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但这场会议与其说是解决双方几十年积累下的恩怨,倒不如说美苏企图利用谈判桌把中东“不战不和”的局面固定下来,从而将阿以玩于鼓掌之间。阿以各国对这一切当然感到不满,但敢于采取行动的却只有埃及和以色列。首先是埃及总统萨达特,自从1973年战争一结束,他就希望把国家重新引回正常的建设轨道上,他首先要做的便是积极向西方靠拢,寻求后者的经济援助。他在1975年宣布“门户开放”政策,放弃前总统纳赛尔的国家主义经济体制,开始按照西方推荐的市场经济手段解决国内民生问题,可是埃及一开始就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社会贫富分化严重。1977年1月17日,萨达特政府宣布把国家对食品的补贴降低一半,并放开大宗粮食和日用品的价格,同时征收附加税,第二天一早,亚历山大、开罗以及其他城市相继掀起群众游行示威的浪潮,示威者打出的牌子上写着:“打倒萨达特!”“取消新物价!”“让富人去支付吧!”示威者袭击政府机关和警察分局,放火焚烧高级轿车、豪华商店和夜总会。埃及很久没有发生这样的反政府示威了,吃惊非小的萨达特在竭力平息事态的同时,迫切需要在外交方面发生奇迹,让埃及人暂时忘记苦海,他把眼光投向了以色列。

“政治家的嗅觉是最灵敏的”,埃及高层的变化很快传导到以色列一方。1977年7月,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领导人霍菲给贝京总理送来一份厚厚的卷宗,里面证明了一个阴谋: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上校认为与以色列停战并采取亲西方政策的萨达特背叛了“阿拉伯民族事业”,正密谋搜罗极端分子刺杀他。按照惯例,这类情报一般会由以色列内阁批准后,由摩萨德转交给美国中央情报局,中情局再把这些材料转给相关政府,但贝京这一次却反应特殊,他冷漠地把材料放到桌子上,然后摘下角框眼镜,“何不把这些情报交给埃及人?”霍菲大吃一惊,“怎么?你不觉得这是我们与开罗接上关系的机会吗?”几天后,摩萨德启用所谓“摩洛哥渠道”,多年来在阿以问题上持骑墙态度并允许本国犹太人迁居以色列的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早就有意让以色列和埃及彼此接触,他满心欢喜地安排霍菲与埃及情报局长卡迈勒·哈桑·阿里中将在卡萨布兰卡见面,当双方会晤之后的第五天,也就是1977年6月21日,埃及便与利比亚发生激烈的战争,埃及飞机对托卜鲁克、班加西等城市进行狂轰滥炸,萨达特还怒骂卡扎菲是“疯狗”,威胁说他将受到严惩,而贝京则在以色列议会上平静地宣布,当埃及人忙于利比亚战争时,以色列不会去招惹埃及军队。很显然,埃以已迈出彼此接近的第一步,它们已经有了“心有灵犀”的默契。

神秘的“化妆秀”

1977年9月15日,以色列外长摩西·达扬偕夫人拉希尔一起前往比利时访问,可是第二天达扬却突然失踪了,这让严密监视中东政局走向的美苏颇感意外,因为这当口由美苏牵头的日内瓦中东和谈正处于关键阶段,这样一位以色列高官居然玩起“人间蒸发”,其中必有隐情。尤其是莫斯科,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严令驻中东的克格勃机关尽快找到达扬的下落,并查出是否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私下“做交易”。克格勃中东和非洲情报局副局长雅科夫·普罗菲柯耶维奇·梅佳尼克是个很干连的“特工专才”,他一方面运用自己掌握的中东情报内线,一方面依托停泊在东地中海的3艘苏联军舰——“高加索”号、“克里米亚”号和“加加林”号——它们均未武装,但舰艇内装满了各式电子侦察设备,能将以色列境内的所有无线电和电话通话录制下来,经过数小时的情报搜集分析和破译,梅佳尼克向克里姆林宫汇报:“达扬去了摩洛哥,他要见的是埃及总统特使。”

事情是这样的:9月16日,一行乘坐着达扬代表团的车队从以色列驻比利时使馆驶向布鲁塞尔机场准备回国,途中有一辆车突然拐出车队,在大街上绕了几个弯子后停在一幢不大显眼的楼房前。在那里,一顶摇滚青年发型的假发戴在已经谢顶的达扬头上,那只人人熟知的黑眼罩被放进皮箱,一副黑墨镜遮住他的双眼,上嘴唇沾上卓别林式的小胡子,为了更加保险,这个神秘人物还低低地扣上一顶黑色礼帽,把脸遮住。当一头金发、举止高雅的拉希尔·达扬夫人在飞机舷梯上挥手时,这个打扮得怪模怪样的人早已从后门溜出那幢楼房,坐上另一辆汽车赶往巴黎,而一架摩洛哥国王的私人飞机又从那里把他接到了拉巴特。在摩洛哥皇宫里,哈桑二世国王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怪客:“达扬先生,您现在这个样子更让人过目难忘。”当然,达扬煞费苦心的“化妆秀”只是为了见到另一位神秘使者——哈桑·杜哈米,这位埃及政坛的第五号人物正带着萨达特总统的特殊使命,期待与达扬开启埃以和谈大门。

在接下来的会谈中,两个曾殊死厮杀的国家的著名政治家就一系列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海阔天空式的交谈,他们大多数时间是在开玩笑。这就是中东的谈判风格:在这里,谈话一开始就不是单刀直入的,而是先小心翼翼地揣摩对方的态度,寻找共同的话题,如同音乐会开始前演奏家们在调试乐器。 在中东,有谁会在做买卖时先报出实价呢?但这次会晤还是让埃以双方摸到一些底牌,首先埃以均对美苏主导的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表示失望,因为以色列坚持巴勒斯坦独立问题不可讨论,因为代表巴勒斯坦人的巴解组织坚持要把以色列“赶进地中海”的立场,以方认为会议只要有巴勒斯坦人参加,任何双边协议都不会起作用,而埃及政府急于收回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但又怕背上“破坏阿拉伯统一战线,与以色列单独和谈”的骂名,因此又需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出某种政治承诺,哪怕这种承诺没有任何实施效力。 

卡萨布兰卡会晤后,以色列迅速调整了政策,开始将埃及作为打破中东和平僵局的突破口。10月4日,达扬与美国总统卡特会面,公开抱怨苏美坚持把阿以几十个国家全拉到日内瓦谈判的做法是“令人完全不能接受的”,他强调美以共同目标应该是与埃及达成和解,而不是全面解决中东问题,“如果从车上卸下一个轮子,车就开不走了”,如果埃及今后不再介入中东冲突,大仗就打不起来。而在美国颇有影响的犹太团体就像得到以色列政府的命令一样,开始在报刊上大量发表文章,指责卡特政府把中东输给了苏联,“苏联就是希望利用旷日持久的中东问题谈判掌握那里的石油,而华盛顿的主政者们是在资敌”。但美国和苏联还是在不久后发表政府公报,重申了两国致力于通过日内瓦会议实现和平的共同方针,阻止初露端倪的单独和谈倾向,正如苏联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所说:“我们能把美国人的手脚捆起来,没有美国人插手,埃以两国就做不成这笔交易。”

奇迹

尽管“狗围绕着主人转”是常理,但这一回在埃以身上并没有应验。已经对日内瓦会议绝望的埃及总统萨达特面对一团糟的国内局势,决定孤注一掷。1977年11月9日,萨达特在埃及国民议会上宣布:“即使去地球的另一端,甚至去耶路撒冷,我也要同以色列进行单独和谈。”这一突如其来的声明让所有人都不知所措,被总统邀请来出席这次议会会议的巴解主席阿拉法特愤怒地冲出礼堂,从此直到萨达特去世再也没有来过埃及,而接受纳赛尔时代“泛阿拉伯思想”的埃及官员们纷纷提出辞职(其中就包括被萨达特蒙在鼓里的外长法赫米),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萨达特依旧我行我素。

1977年11月19日晚20时30分,一架带有埃及国旗标志的客机降落在耶路撒冷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上,萨达特在军乐声中走下飞机,踏上以色列的国土,贝京已经在此等候。他们互相握手,贝京说:“总统先生,以色列政府全体成员在此迎接您。”“沙龙将军也来了吗?”萨达特忍不住问。1973年战争期间,沙龙曾是埃及军队的主要对手,正是他带领装甲军团冲过苏伊士运河,扭转了1973年战争的走向,而现在这位将军已担任农业部长。萨达特走到沙龙身边,特意停了下来,半开玩笑地说:“我曾经想在苏伊士运河西岸抓住你。”当晚在以色列总统卡齐尔的官邸做客时,萨达特的另一个“敌人”——以色列国防部长魏茨曼坐着残疾轮椅来到他的面前,他一周前出了车祸,没能前往机场迎接。魏茨曼拄着拐杖站起来,以立正姿势说: “总统先生,欢迎您!”萨达特也是个逢场作戏的老手,他从沙发上站起来,惊呼一声抱住了魏茨曼,差点没把这位部长先生摔倒,听说自那以后两人便产生了好感。 

11月20下午16时,萨达特登上以色列议会讲坛,他的一番发自肺腑的和平演说赢得暴风雨般的掌声,就连一向慎重的政治家达扬也被感动了,他回忆说:“当他发言时,整个议会大厅充满了期待奇迹发生的气氛,埃以领导人似乎马上就要制定出一个解救办法,马上就要相互握手并宣布已经和解。”不过事后以色列媒体却认为这一掌声响得莫名其妙,因为萨达特在演说中要求以色列军队从所有被占阿拉伯领土撤出,“或许是以色列议员们从未仔细听他的讲话,他们只是被萨达特出现在耶路撒冷这一事件本身所感动,况且萨达特的英语讲得本来就不好,然而他的确征服了所有听众”。继萨达特之后,贝京也登台发言,他表示如果萨达特总统想同以色列进行预备谈判,以色列已经做好了准备。

贝京不是个容易冲动的人,他总是摆出一副持重而冷漠的样子,他打定主意要从程序和机制方面开启以埃和谈,他自信时间和忍耐的优势在以色列一边。反观埃及一方,萨达特想讨论的却不是什么程序问题,而是实质性问题——被占领土的命运以及巴勒斯坦问题。萨达特显然失算了,他到耶路撒冷去向老冤家伸出和解之手的演出,没能等到对方做出相应的表演。后来,萨达特向来埃及作私人访问的以色列国防部长魏茨曼说:“都说犹太人很聪明,可为什么我到耶路撒冷来,你们却没有任何表示?就算你们把西奈给了我,我又能怎么样呢?” 

1977年圣诞节,作为对萨达特去耶路撒冷的回访,贝京来到位于伊斯梅利亚的萨达特私人官邸去做客,他终于给萨达特一件礼物——解决埃及被占领土及巴勒斯坦地位问题的一揽子计划,其实核心是“埃及恢复对西奈半岛的全面主权”以及“在保留以色列主权和军事存在的情况下,逐步实现有限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自治”。可是双方仔细往下谈之后,萨达特才发现以埃双方对“全面”二字理解不同,以色列说要全部归还西奈,可它却保留那里的军事基地和部分犹太定居点。萨达特愤怒了,他认为这是一种欺骗行为。既然以色列定居点和军事基地还留在西奈,那还算什么主权?到最后,萨达特情绪化地告诉贝京:“我只需要一份哪怕是只阐述巴勒斯坦人地位问题的基本原则文件,我需要这个不具有约束力的文件向阿拉伯世界做个交代!”可是贝京还是不紧不慢地说:“总统先生,这些事情得仔细地商量,要知道现在是你们需要奇迹,而奇迹只可能在西奈半岛归属上发生……不过您也清楚另一点:只能通过和解的方式收回西奈,您对贵国军队的实力一清二楚。” 

分歧随谈判的深入不断加深

埃以双方的分歧随着谈判的深入而不断加深,很长一段时间,埃以代表团围绕简单的议事日程问题都会争论半天。有一次,以色列总理贝京在致埃及谈判代表团的欢迎辞时居然振振有辞地声称,以色列绝不同意分割耶路撒冷、建立巴勒斯坦国以及放弃1967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土地,气炸了的埃及外长卡麦尔次日凌晨就带着代表团提前回到开罗,整个谈判尚未开始就结束了。到1978年2月,谈判彻底瘫痪,开罗和特拉维夫在西奈半岛主权归还方式和巴勒斯坦未来前途等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全都南辕北辙,双方都不得不把希望投向了华盛顿。2月2日,萨达特访问美国,他向卡特总统抱怨说自己的努力失败,他看不出继续埃以谈判还有什么意义,他渴望美国能配合自己来说服顽固的以色列人接受和平计划。华盛顿早就料到埃及人已然触雷,不过基于在中东事务上盖过苏联一头,美国国务院已改变过去不支持埃以单独和谈的立场,转而主动向埃及方面提出所谓“九点计划”,并保证如果埃及乐意以此为范本,美国愿意向以色列施加政治影响力。接下来,贝京也被邀请到华盛顿,美国总统卡特对其施加压力,表示萨达特是位难得的阿拉伯温和派领导人,“这位值得尊敬的埃及领袖懂得在适当时候缓和自己的态度,并接受我们的折衷建议,而以色列应该有所表示”。

然而,以“不先生”闻名的贝京仍拒绝在之前的立场后退,他坚信埃及手里的牌已经打完,萨达特最终会按照以色列的要求签定“城下之盟”。有趣的是,1978年春夏两季所发生的一切似乎都证明埃以两国的“和平冒险”已然破产,先是苏联为了牵制埃以谈判,暗中鼓励以卡扎菲为首的激进阿拉伯国家领袖成立“坚定与对抗阵线”,猛烈抨击埃及的单边求和行为。紧接着,当年3月,仇恨萨达特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在开罗将一架埃及飞机劫持到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亚机场,萨达特出动突击队,试图效仿当年以色列人在乌干达的做法,用武力解救人质,结果遭到塞浦路斯军警和巴勒斯坦劫持者共同打击,15名埃及士兵被打死。这件事不仅让萨达特丢尽脸面,也让埃及民众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烟消云散,当时开罗大街上挤满了示威人群,他们一字一顿地高喊:“打死巴勒斯坦人!”现在的形势是:从激进的阿拉伯国家到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亲美国家都谴责埃及与以色列的双边对话,它们要求在日内瓦谈判的框架下全面解决中东问题,这显然符合苏联的口味。

据苏联外交官什维多夫回忆,当年在苏联外交部里,几乎所有人都对埃以和谈抱有幸灾乐祸的态度,但只有一个人不相信埃以单独和谈会告吹,他就是外长葛罗米柯。在一次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上,一些同僚对埃以单独和谈极尽挖苦讽刺之辞,声称谈判不具备客观条件,埃及肯定不同意在西奈保留以色列的定居点和军事基地,但以色列也不会轻易地将整个西奈半岛连同定居点和军事基地全交出去,没有结果的和谈对萨达特来说则是“政治死刑”,届时埃及又将无可奈何地回到苏联的怀抱。但葛罗米柯讥笑道:“你们所讲的不过是小学水平的外交算术题……当然,埃以之间可以为每一千米的沙漠归属讨价还价,也可以算一算有多少犹太移民会返回以色列,又有多少房子该落到埃及手里,但这是在算小账,以色列需要的不是西奈沙漠和几十个定居点,而是和平。以色列完全交出西奈,埃及就会退出中东的战争游戏,中东大战将不再继续。没有了埃及,无论叙利亚,还是约旦,都无法进行这场战争。” 

“奇迹发生了”

“姜还是老的辣。”葛罗米柯的预见性果然到位,1978年7月,萨达特又和以色列国防部长魏茨曼在奥地利萨尔茨堡秘密会晤。萨达特进一步做出让步:“我只需要一个笼统的、甚至不要求履行任何义务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原则性协议,因为我需要对阿拉伯世界有个交代,而我会给你们提供尼罗河的水和西奈的石油。我也需要你们做出一种能使埃及人民感到惊喜的姿态,在开始谈判前就把阿里什(西奈省会)还给我们,最好把西奈的圣叶卡捷琳娜修道院还给我们,我将在那里建造一个供奉穆罕默德、摩西和基督的宏伟教堂!”

法国人有句俗语:“黎明前夕夜更浓。”埃以谈判在最黑暗的时刻被美国大力推了一把。8月初,卡特给埃以领导人写去亲笔信,邀请他们前往华盛顿郊外的戴维营,寻求摆脱谈判困境的出路。9月5日,贝京、萨达特和卡特齐聚华盛顿郊外的戴维营,那里是设施齐全的别墅区,四周都是人工精心侍弄的园林。卡特的用意非常简单,就是使参加谈判的人远离媒体和公众的视线,他们可以在不做记录的非正式场合进行心平气和的交流,再让埃以领导人在山林中散步,在酒吧里坐饮到天明,或是看看西部影片,这有助于消除双方相互排斥的心理壁垒,进而着手最终解决让他们产生隔阂的难题。

9月6日,贝京和萨达特被卡特请到自己居住的山杨小屋,开始第一轮会谈。卡特让客人们一上来就要达成一致,期望戴维营会谈能结成埃以和约的硕果,但事与愿违,萨达特拿出措辞强硬的、毫不退让的埃方提案:以色列完全撤出其在1967年战争中吞并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此外埃及不会搞“单独和谈”,建议在西奈领土交割协议之前,先签定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协议。贝京大为光火,卡特也灰心丧气,大家都奇怪之前那个渴求和平,甚至一再先于以色列做出让步的萨达特难道消失了?但萨达特在会后悄悄对卡特说:“(我们)在西奈以外的问题上可以通融。”

次日,贝京提出自己的方案,内容是以色列绝不从任何地方撤至1967年开战前的边界,但设有军事基地和定居点的西奈半岛除外,巴勒斯坦人只能实现有限自治。很显然,埃以双方在达成协议方面存在着“利益交汇点”。当埃以双方代表团都为对方“狮子大张口”的条件而愤愤不平的时候,卡特却总是一言不发地听着,并在小本子上记着什么。经过一番折冲,美埃以三方达成的唯一共识是请美国人搞出折衷的方案,此后三位领导人未再碰头。

凉爽的戴维营好象骤然间变成了炽热的中东沙漠,贝京和萨达特都闭门不出,美方调解人在他们的居所间穿梭往来,并同双方代表团中最灵活而又最可信的人私下商议。就这样僵持了十天,忍无可忍的卡特总统断然宣布,无论戴维营会谈是否取得成功,都必须在周日(9月17日)结束,他还以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将会恶化来威胁贝京,说如果谈判失败,他只能向国会通报以色列不准备采取必要的和平措施。9月17日下午,也就是大限的最后一刻,以色列代表团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宣布接受包含未来巴勒斯坦地位原则协议在内的两份协议,它们共同组成了著名的《戴维营协定》。在这项协定中,最为关键的部分是在名为“以埃和约缔结框架”的文件中,里面主要有三条基本原则:埃及对西奈半岛行使主权,以色列完全从那里撤出,包括拆除机场和定居点;埃及必须使西奈大部分地区成为“非军事区”,并在那里部署联合国部队,只有经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同意,方可撤走这些部队;实现埃以关系全面正常化,包括“取消阻碍人员和货物自由往来的一切壁垒”。表面上看,似乎是萨达特赢了——他不费一枪一弹收回了西奈半岛,他现在可以告诉埃及人民,“奇迹发生了”。但实际上贝京的收益要大得多,因为以色列关于“卸下一个轮子,车就开不走”的理论奏效了,再也不会发生所有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大规模战争了。至于同样有领土被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和约旦,它们对以色列来说不足为患。实际上,对以色列来说,把西奈半岛还给埃及代价虽不小,但以色列得到的回报却是阿拉伯统一阵线的彻底分裂,这可是以色列梦寐以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