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管理学的研究者，我们踏入学术界时都怀揣着一个梦想：希望自己的工作不仅能在学术圈内产生影响，更能在学术圈外，比如应对气候变化、种族歧视、不平等等全球性问题上发挥作用。但让人意外的是，那些被标榜为“顶级”的管理学期刊上，却鲜有文章触及这些紧迫的全球性挑战，更别提提出解决方案了。也就是说，顶刊不会有创新性。
为了摸清2008至2018年间，这些顶级期刊上到底有多少文章真正关注了“重大挑战性问题”，我们对七种被广泛认可的UTD管理学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Organization Scien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Management Science）上发表的文章进行了系统的编码和分析。我们关注的两个重点是：这些文章是否聚焦于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以及它们是否具有批判性，而不仅仅是功能性的。
打个比方，如果一篇关于气候变化的文章只是提供了一些帮助石油公司提升企业声誉、增加股东价值的思路，那么它就是功能性的；但如果它挑战了全球经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那么它就是批判性的。
通过对5500多篇文章的统计分析，我们惊讶地发现，在这些文章中，只有2.79%批判性地探讨了现实世界中的一些重大挑战性问题，而且从时间趋势上看，这一比例并没有增长。
2008-2018年管理学顶级期刊发表论文的统计表
那么，为什么这些顶级期刊不探讨重大挑战性问题不具有创新突破呢？
管理学界在学术会议、主题演讲甚至博客中表达的“有价值观点”与顶级期刊中解决重大挑战的论文之间存在不匹配。
一个简单的解释是，人们虽然会谈论这些重大挑战，但实际上并不真正关心这些问题。
然而，有人对此提出反驳，他们认为一些期刊，如JABS，Human Relations，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和Organization等，实际上非常关注这些重大挑战问题。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是否意味着顶级期刊的作者并不关心这些重大问题呢？
我们的看法是，与其说顶级期刊的作者不关心这些问题，不如说这种现象反映了施瓦茨等（Schwarz et al., 2017）所谓的“关注的转移”，即存在一种制度性力量将他们的注意力从这些话题推向了其他主题。
另一种观点是，顶级期刊毕竟是管理学的期刊，它们的篇幅有限，不应该被探讨社会、经济与环境等重大挑战的论文所过度占据。这种说法看似合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接下来，我们从稿件供应和需求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的讨论结合了我们自己的观察、与同事发表论文的经历、与期刊编辑的沟通交流，以及论文发表的模式等内容。
供应方：商学院为何回避？
商学院的研究者是顶级期刊的供应方。他们为何回避重大挑战性问题和创新性问题，不向顶级期刊提交相关论文？我们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1. 商学院研究者所接受的培训。随着新自由主义商学院的出现，博士生的训练已经高度功利化。他们在训练过程中不仅继承了相关的研究技能，还会学习如何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的技巧。
正如普拉萨德（Prasad，2014）所说：“许多力量促使博士生们身不由己地在一定的范式边界、方法途径和研究参数的组合中从事学术研究。”这就使得商学院新入门的研究者有了判断其职业成功的标准，即在既有和合规的学术领域中，尽最大可能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这大大限制了他们对研究主题的选择范围。
2. 主导学术环境的指标与排名。只有少数期刊被认为是“优秀的”，因此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成为商学院排名的重要指标，这不仅影响商学院的排名，也影响研究者选择写什么论文和如何发表。
3. 新自由主义商学院的身份认同。新自由主义商学院的身份要求商学院的战略使命与企业的制度相匹配，因此研究者通常被要求认同企业精神，而不是去批判它。
需求方：顶级期刊是如何考虑的？
探讨重大挑战的论文被顶级期刊拒稿，并非都是质量问题。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1. 编辑们可能认为批判性论文“太政治化”。在当今的学术环境中，论文需要对现象保持中立的科学态度。一些质疑CEO或公司合法性的论文被拒，理由是涉及政治领域，讨论的是与政治领域有关的价值和利益问题。编辑认为他们的期刊不是适合讨论这种问题的一个地方，这种问题或许应该在博客、书籍或新闻里讨论。
尽管缺乏数据证实，但是从观察也可以看出，一些顶级期刊的主编、编辑和审稿人具有保守主义的特点。在这些期刊刊出的论文中“功能主义”占了上风，导致安全、狭隘、实证主义的“科学”论文越来越多，出现了严重的研究同质化。
而实际存在的一些批判性论文，在评审的过程中其批判性也会被逐步扭转，最终虽然发表出来，但论文的贡献点成了对现有研究的优化改进以及一些“非批判”的观点。例如，设想一篇对美国企业中种族主义进行深刻批判的论文，抽样和统计技术用得很扎实，但是经过几年的评审之后，最终以种族多样性和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视角发表。
2. “太主观”！这常常是拒掉一些非实证主义批判性论文的理由，尤其是在那些以经验性研究为主流的期刊中。这意味着可发表的论文范围被直接腰斩了。
贝尔等（Bell et al.，2017）将这种对实证主义的依赖称为“方法论即技术”。他们认为这种方法论压缩并取代了真正的研究目标，抹去了论文的研究背景。这种将“背景”抹去的操作，恰恰忽略了对种族、殖民主义、跨国公司剥削等相关“重大问题”的讨论。
这种实证主义源于强烈的“物理学嫉妒”，即管理学者希望能像量子物理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一样，拥有强有力的“科学”和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理论。然而正如本尼斯和奥托勒（Bennis & O’Toole，2005）所说：“首席执行官应该如何获得报酬？如何设计有效且公平的全球业务？公司的目的除了创造股东价值还有什么？这种广泛且多层面的问题很难依赖科学实验去检验。”
3. “不合适”。即使有一篇批判性的论文能够巧妙地通过各个关卡，编辑们最终仍可能以论文偏离期刊既定使命的理由拒掉。
虽然期刊的创办宗旨在理论、认识论和经验上可能是开放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隐含的评估模板会被固化。例如，编辑们面临着提高期刊影响因子的压力，强化了关于 “适合”（通过跟踪以前发表的论文获得经验）和“不适合”论文的规范。尝试投稿的作者必须努力将研究建立在这些预先存在的想法上，以便增大论文被接受的可能性。这就限制了期刊所能接受的主题范围。
正如阿尔韦森和桑德伯格（Alvesson&Sandberg，2013）所说：“在高等级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压力本身并不一定会减少创新工作，但这些期刊倾向于强调渐进式和补缺式的研究，而不是创新和智力上的大胆。”
如何打破僵局？
以上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讨论了僵局的产生。那么，如何才能打破这个僵局呢？
首先，商学院对期刊排名的关注，使得商学院追求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成为一种终极目的而不是研究工作的一项内容。这使得商学院教师的职业发展只知向内看而且僵化，对顶级期刊的膜拜高于一切。商学院的使命与价值观则退居幕后。
就像阿拉约齐耶维尔等（Alajoutsijarvi et al.,2015）所言：商学院已经迷失了方向。商学院应该具有更广泛的公共责任，参与到解决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中。商学院也可以成为社会热点问题讨论的中心，参与制定与贫困、种族主义有关的实际解决方案。商学院应该与社会运动组织、非营利的社会团体等外部组织展开合作。这将大大丰富学术界研究成果的种类，并为商学院“赋能”。商学院应该将这些内容列入对教师的考核，鼓励对学术生产力的多元化衡量，取代来自顶级期刊的霸权。
其次，顶级期刊应该：
第一， 制定一份正式的社会责任章程，明确期刊对学术界以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第二，期刊中的“特刊”并不足以推动和改变管理学的发展，应当建立一个专门针对“重大挑战”的栏目或论坛，作为期刊中的一个常规项目。
第三，建议期刊与外部各方展开更多的合作，以激发对“重大挑战”的新思考，并产出更多的批判性论文。期刊目前的倾向，是过度内部自我关注和期刊自我推荐、引用的。增加外部的参与将有助于克服这一弱点。外部参与的方式，既可以是使外部参与者成为期刊的编委会成员，也可以是帮助他们在期刊上发表他们的论文。
第四，也是最为激进的一个建议，对期刊的排名和评级暂停三年。这将为所有的期刊提供一个缓冲期，以促使它们重新审视期刊创办的目的，思考如何使期刊成为一个更有意义的发表学术研究成果的出口。这会给期刊带来深度和多元化，特别是在应对“重大挑战”方面。
总之，管理学的研究不应该是一场抽象的游戏，管理学的研究者也不应该成为缺乏批判精神的论文提供者。管理学的研究者应该有更高的道德标准与社会责任感，应该参与到社会“重大挑战性问题”的讨论与研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