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没有专门的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主要由上海博物馆负责。之前看到有人吐槽上博没有多少来自上海的展品，也没有对上海历史的介绍，这次上博东馆四楼新设了考古上海馆，从考古文物入手，梳理上海6000多年的城市文脉，相当于精简版本的通史展，弥补了这一缺憾。
考古上海馆的展板背景，都是考古发现的陶片
考古上海馆面积约1000平方米，展出文物2000多件，从史前的崧泽、广富林文化到明清古墓，均为上海历年考古出土。分为文明之光、江海通津、海上繁华3个单元，分别对应上海历史中的古国、古港、古城三个场景，同时展现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相互交织，互为补充的作用。
一整面宋代瓷碗组成的阵列
考古上海馆是上博少数展品摆放较为密集，偏重以群像形式呈现展品的展馆。一整面墙的宋代瓷碗，以及单元简介展板背后的考古标本，既丰富了展览形式，也体现了考古的特点。展厅别出心裁的将空间斜置，模仿考古工作中的探方造型，并以不同色调区分版块，通过三处模拟天光，将三组文物以重点形式突出。要说有所不足的话，如果展厅的光可以再亮一些就好了。
起源
上海是中国经济中心，也是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文化名城。上海从何而来？上海如何成为今天的上海？上海有怎样的文化特质？为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考古上海馆从几代上海考古人丰富的工作成果中撷取精华，以实物复现历史场景，用研究成果演绎古国、古港、古城的上海历史三幕剧。通过文物定格历史，传承文明，讲述一部可观、可感、可亲的上海故事。
文明之光
在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想要探寻先民的生活状态，就必须通过考古手段。通过考古发现，史前上海的发展脉络以及先民生活图景变得越来越清晰。考古揭开了上海数千年历史的序幕，描绘出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这样的展品摆放密度，在上博比较少见，但在很多博物馆中却是主流。开头部分展柜下方设有窗口，还原器物发掘或使用的场景，不要遗漏了。
上海有着丰富的古文化遗址。其中，崧泽遗址揭示上海之源，六千年前，先民开始在今天的上海西部开拓生息；福泉山遗址展现史前社会发展高峰，五千年前，上海进入古国阶段，成为江南地区文明中心之一；广富林遗址、马桥遗址反映了四千年前区域文化经历变迁重塑，走向海纳百川。
在这里整理一个史前上海古文化的列表，之后就不重复介绍年份了——
马家浜文化，距今约7000-6000年，得名于嘉兴马家浜遗址；
崧泽文化，距今约6000-5400年，得名于上海青浦崧泽遗址；
良渚文化，距今约5400-4300年，得名于浙江杭州余杭良渚遗址；
钱山漾文化，距今约4300-4100年；得名于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
广富林文化，距今约4100-3900年，得名于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
马桥文化，距今约3900-3200年，得名于上海闵行马桥遗址；
经济与生活
史前时期，陶器、石器、骨器是最常见的考古出土品。通过对这些遗物的研究和解读，考古人员梳理历史脉络，一步步描绘出“最初的上海”。史前上海水网密布、气候温暖、资源丰富。先民们垫土为台，居住生息，治理水系，交通四方，耕稻织葛、渔猎畜养以供生活之需，一派充满生机的水乡景象。
经济
上海先民加工磨制石器、骨角器，开发森林薮泽，经营农耕定居生活。他们种植水稻、饲养家猪，同时渔猎采集,利用多种自然资源。随着时代推演，为适应环境变化，上海先民的生计模式也随之发生改变。
马家浜文化家猪陶塑，青浦崧泽遗址出土。陶猪身躯肥硕，四腿粗短，嘴部前拱短促，野猪的特征荡然无存，表明它已经被人驯化。陶猪体表还附着少许朱红色，应该是古人彩绘剥落所致。猪是人类主要的蛋白质来源，也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动物之一。距今8500年前，中国古人已经开始驯养家猪。经过长期驯化，猪的形态也有很大变化。
良渚文化（左）和广富林文化（右）石犁，在展柜下方窗口。犁是耕地的农具，这里模拟了它的使用环境。
生活
上海先民心灵手巧、器用精致，追求美好生活，突出体现在以陶器制造为代表的手工业领域。通过各类手工器皿，我们得以认识古人的技术和工艺成就，感受他们的审美和生活意趣。
崧泽文化双层镂孔花瓣足陶壶，青浦寺前村遗址出土。泥质灰陶，腹部分内外两层，内层作为容器，外层镂空装饰。整体造型与明清透雕镂空瓷器有异曲同工之妙，是新石器时代陶器中少见的精品。这件陶壶的发现，说明崧泽文化先民已经摆脱陶器作为纯粹实用器具的功能，开始了独立的艺术创作。
良渚文化带盖双层陶簋，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相当于组合式陶碗。
良渚文化带盖细刻纹阔把陶壶，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泥质黑衣灰陶，是良渚阔把壶中较为精致的一件，其上刻满精细花纹。
良渚文化双阔把陶匜，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和上面的陶壶制作工艺相近，匜是古人倒酒水的用具。
钱山漾文化细高颈袋足陶鬶，松江广富林遗址出土。钱山漾文化填补了良渚到马桥文化之间的缺环，最早的丝织品就出土于钱山漾遗址。袋足陶鬶最早出现于山东，袋足可以提高加热效率。
广富林文化方格纹圈足陶鬻，松江广富林遗址出土。
马桥文化竖条纹鸭形陶壶，闵行马桥遗址出土。泥质紫褐陶，施黑色陶衣，局部光亮。马桥文化早期引进了福建、浙江地区在陶器表面着黑的技术，即在陶器表面施黑色涂层。该技术应用不多，仅见于鸭形壶和小型罐类器上，但这种黑色涂层是黑釉的先驱，经过不断摸索、试验，马桥文化中期终于烧出了黑釉原始瓷。
马桥文化云雷纹多节陶觚，马桥遗址出土。觚是种酒器，这件陶觚造型与同时代的青铜器相近。
谱系
陶鼎是上海史前时期的代表性器物。依据考古类型学，通过不同年代的鼎和相关炊具，可以还原出史前上海的历史脉络及各时期的文化特征。
良渚文化蟠螭纹镂孔足带盖陶鼎，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
广富林文化卷边舌形足陶鼎，松江广富林遗址出土。
礼制与信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项制度随之产生。在文字诞生之前，制度就体现在存世的器物之上。考古发现的玉器，是了解上海地区古国文明的关键。从崧泽文化开始，玉器由装扮用的饰品转变为身份与地位、权力与财富的象征，最终在良渚文化中形成了以神人兽面纹为精神标识、以玉礼器系统为物质载体的成熟礼制和信仰体系。这一体系是良渚文化呈现出高度文明特征的核心所在。
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玉琮，青浦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墓地204号墓出土。米黄色，以透闪石-阳起石制作。琮面以减地法凸出四块角尺形方座，以四角线为中轴展开刻琢一节半神人兽面纹，兽面纹两侧各雕刻一鸟纹。此琮的玉色、造型、纹饰、刻工等传承了良渚文化玉琮基本特征，与浙江良渚遗址群反山墓地出土的玉琮一脉相承。器表经高度打磨、抛光，光泽度极强。
良渚文化刻符玉璧，青浦福泉山遗址福泉山墓地40号墓出土。透闪石，淡绿色。边沿凹弧，形如滑轮，表面抛光精美。在玉璧的一面有一浅细隐约的刻划符号（照片中似乎看不出），造型类似纸折的飞鸟。有刻符的良渚玉璧目前已发现多件，大多属于传世品，考古发掘获得的极少。
良渚文化绿松石白玉饰片，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
王者与威仪
王权的诞生是社会财富积聚和文明进程发展的体现。福泉山遗址已发现多座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的丰厚随葬品中既有代表宗教神权的玉琮、玉璧，也有象征杀伐军权的玉钺、权杖，对财富、信仰、军事的控制集于一身。这些威仪显赫的墓主人无疑属于统治集团，其中的某一位极有可能是当时古国的王。
象牙权杖的现代复原
象牙权杖原件
良渚文化象牙权杖，青浦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墓地207号墓出土。这是我国考古发现最古老，最精美的石器时代象牙权杖。主体为片状结构，利用整根象牙剖磨制成，表面装饰有精美繁缛的细刻纹饰，包括云雷纹以及良渚特色的神人兽面纹等。权杖下端为突出的榫状结构，插入椭圆形镦部。
类似象牙器在以往考古发掘中也曾有出土，但都没有得到有效保存和复原。这件象牙权杖是在上海地区乃至全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首次完整清理。它表明除了玉器以外，良渚文化也有以其他稀有资源制作的礼器。
良渚文化瑁镦组合玉钺，青浦福泉山遗址福泉山墓地65号墓出土。这件玉钺为钺、瑁、镦的组合配置，为透闪石材质，总长度60-70厘米。玉钺也是古代王权的象征。
良渚文化玉钺，福泉山遗址出土。带有钻孔残片。
良渚文化人头盖骨碗，青浦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墓地207号墓出土。成人头盖骨制成，前后两端各有3个钻孔，可能为穿绳提梁用途。内外表面经过研磨处理，之后涂敷朱砂，有些部位涂敷黑色颜料。这是良渚文化墓葬中发现的第一例人头盖骨碗，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发现最早的头盖骨制品。它可能是一种祭器，材料来自敌方，作为盛器使用，有震慑敌方的心理作用。
江海通津
历史考古能印证、丰富或纠正文献史料记述，起到考据和证史的关键作用。
青龙镇遗址证实了史书对这处唐宋时期重要商港的记载，上海因水而兴的历史由此发端；志丹苑元代水闸等遗址的发掘成果，补充了元明时期上海地区水系变迁、水利建设和航运发展的诸多历史细节；水下考古发现的长江口二号古船，再现了清代上海港城繁荣的情景。上海作为重要港口和商贸通衢的历史，一直延续至今。
这部分展出了一条出土于嘉定封浜杨家湾村的宋代木船。这条船主要由杉木制作，复原后全长约10米。
青龙古港
青龙镇相传为唐天宝年间所置。北宋时期，航运贸易日益繁华，来自福建、广东乃至东南亚的商船富商聚集于此。1131年，青龙镇设立市舶务，专管海外贸易，南宋的青龙镇进入鼎盛时期。青龙镇遗址位于青浦白鹤镇，经过长期考古工作，出土了大量唐宋时期文物。这座湮没于尘土的千年古港由此逐渐展露真容。
唐代隆平寺塔塔基莲花石柱础，青龙镇遗址出土。隆平寺塔始建于北宋天圣年间，倒塌于明万历年间，是一座八角七级佛塔，还保存了北宋时期完整的地宫。曾经被视作船只航行的航标。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雄狮纹执壶，青龙镇遗址出土。执壶上以模印贴片手法装饰雄狮、椰枣纹饰。具有西域色彩的唐代长沙窑瓷器很多是来样定烧产品，主要销往东南亚、阿拉伯及东非地区，其艺术风格独特，有别于内销产品。
唐代鹦鹉衔枝绶带纹铜镜，青龙镇遗址出土。
北宋银阿育王塔、舍利与铜瓶，青龙镇遗址出土。都是宋代佛教信仰的体现。
商贸通衢
随着江南地区的持续开发，河道淤塞成为吴淞江（吴淞江下游就是苏州河）航运面临的严峻问题。宋元时期，为了防止淤积，疏浚河道，在吴淞江流域建有多座水闸，但终究未能扭转自然趋势。普陀区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印证了这段历史。
明初改变治水策略，形成“江浦合流”，黄浦江从此兴起。肇始于宋代的上海港（今黄浦十六铺一带）因区位优势而日益繁盛，成为主要出海港口。青浦塘郁码头遗址、闵行浦江花苑遗址，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上海地区水系格局和经济版图的变迁。
明代景德镇窑仿龙泉窑青釉菱花口盘，闵行浦江花苑遗址出土。
汇通天下
一整面墙的长江口二号沉船文物
明清时期，从事沿海运输的沙船汇集于上海港，黄浦江畔帆樯如林，航运贸易带来了巨大财富。上海开埠前后，沙船业达到巅峰。2022年11月，位于崇明横沙岛水域的长江口二号古船成功完成整体打捞迁移。这艘清同治年间的贸易商船正是沙船。这是中国水下考古发现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船载文物数量巨大的木质帆船，见证了上海以港兴市的历史。
对古代商船瓷器装载方式的复原
未来，上博将在杨浦区建立以长江口二号为核心的北馆，可以期待一下。
清代景德镇窑冬青地堆白青花松下高士图双耳瓶，发现于长江口二号沉船。颈部两侧各贴两只狮子，胎体以堆白技法表现纹饰，其上以青花绘画。这类双耳瓶流行于晚清民国时期，多用于陪嫁妆奁，故俗称“嫁妆瓶”。此类器物通常依据尺寸，分为300件、200件、150件与100件等，这里所谓的“件”是一种景德镇特有的瓷器高度参考标准。此器高60厘米，为标准300件大瓶，在当时烧造的同类器物中，属于非常大的。
海上繁华
这部分主要介绍信史时代的上海历史。考古并不止步于证史、补史，考古的根本目的是“透物见人”进而“以物论史”——了解古人、关照今人、启示后人。
历代古墓葬、古建筑等城市考古发现勾勒出上海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肌理。描绘出上海自周代以来历经数千年发展，于明清时期达到传统市镇繁荣和人文昌盛的崭新高峰，奠定现代都会雏形的历程。春申传说与云间轶闻，华亭烟雨与松郡衣冠，沪城往事与海上雅集，考古再现一幕幕历史演剧。人聚于城，城因人而兴，在互动融合中同奏时代乐曲，共绘未来愿景。
城镇之路
地理上，上海因长江口沉积作用不断向东生长；行政上，上海在不同时代名称和区划各异。唐天宝十年（751年），华亭县成为上海历史上第一个独立行政区划，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升格为府，次年改称松江府。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1218年）设嘉定县，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设上海县，上海之名从此奠定。清代以来，上海地区因不断增加的人口和赋税，陆续析出了一个个区划，逐渐形成近现代上海市、区、县的格局。
春秋青铜棘刺纹尊，松江广富林遗址出土。铜尊器腹密布尖锐棘刺纹， 正中饰一组“田”字形几何纹饰。春秋时期上海地区隶属于吴国，同一时期以广富林为代表的的遗址中大量分布着周人活动的遗迹、遗存。此类青铜礼器的出现，表明上海在周代存在高等级聚落。
西周印纹硬陶罐，青浦骆驼墩遗址出土。印纹硬陶是成熟瓷器出现之前，江南地区流行的一种陶器，烧制温度较高。
战国谷纹琉璃壁，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
汉代青黄釉陶香薰，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
南宋龙泉窑青釉瓜棱执壶（左）和五代至北宋越窑青釉刻花莲瓣纹罐。
南宋银瓜棱盒，宝山谭思通家族墓地出土。
巷陌之间
上海得名于吴淞江下游支流“上海浦”。南宋始置上海镇，元代设上海县，明代筑城，近代演变为上海市。
城市的历史不仅记录在书籍，也掩藏于寻常巷陌。随着城市更新和现代化建设，一系列古代城市考古遗存被发现，得以溯源与古城墙、陆家嘴、豫园等当代城市地标相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掌故。不同时空重光叠影，人与城的对话，因考古而有了可能。
陆家嘴与陆氏家族
陆姓自东汉三国时期就是江南望族，东吴重臣陆逊因功封华亭侯，其孙云间“二陆”闻名海内。元末，唐代诗人陆龟蒙的十八世孙始迁上海马桥，明初，其中一支迁浦东，陆家嘴由此得名，后人包括明代文学家、书法家陆深。上海筑城时，陆深夫人梅氏出资建小东门及门外跨方浜的万云桥，万云桥“石梁夜月”在清初被列入“沪城八景”。1969年，陆深家族墓地被发现于陆家嘴轮渡东南。
明代金双狮戏绣球分心，浦东陆深家族墓地出土。
明代金镶玉头箍饰件，浦东陆深家族墓地出土。
上海城与顾氏家族
顾氏家族是明代中期上海望族之一。上海原有崇贤坊，即为顾英、顾定芳及顾从礼所立牌坊。明嘉靖中，沿海地区倭患严重。仅嘉靖三十二年上半年，上海就数遭劫掠。同年，顾从礼捐粟四千石，助力小南门修建，倡导并组织修筑了上海城墙，很快就发挥了抵御敌寇、保卫家园的作用。1993年，顾从礼家族墓地被发现于肇嘉浜路打浦桥附近，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
另一面
明代银鎏金嵌宝镶白玉绶带鸟牡丹纹帔坠，黄浦打浦桥顾东川夫人墓出土。鸡心形，四边有系，顶系银丝粗大，用以钩挂，三个小系用来缝缀衣物。镶嵌宝石经鉴定为蓝宝石和尖晶石，玉饰为元代古物再利用。
明代仿汉博局纹铜镜，黄浦顾从礼家族墓地出土。
豫园与潘氏家族
潘氏也是明代上海大族，世居城北安仁里，即今黄浦区安仁街。从潘恩起，家族多人进士及第，所谓“同怀兄弟四轩冕，一家父子三进士”，为时人称羡。潘允端修筑的豫园，为江南园林代表，也是今日上海地标。1960年，潘允端族弟潘允徵家族墓被发现于肇嘉浜路168弄内。1973年，潘允端家族墓被发现于中山南二路天钥桥路附近。
明代木仪仗俑群，出土于黄浦潘允徴墓。
明代白玉龙首螭纹带钩，徐汇潘允端夫妇墓出土。
人文之脉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加之繁荣的航运贸易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使上海成为八方交通、英才荟萃之地。从江南文化到海派文化，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往融合。上海集百家所长、开风气之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景观和人文风貌。
文人气韵
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富庶，江南社会文化高度发达，文风兴盛，名士辈出，积淀了深厚的人文传统。
明代龙泉窑青釉笔架，奉贤泰日明墓出土。
明代紫檀木嵌银丝螺钿松鹤纹印盒，宝山朱守城墓出土。
和合共生
随着人口的大量迁入，不同文化传统与信仰背景的人群在上海和谐生活，为这座城市带来杂糅、多彩的城市文化。
清代嵌福禄寿喜盒铜宝珠内胆，发现于松江圆应塔。宝珠内胆发现时套在木中心柱上，外套铜宝珠。内胆由上下两段榫卯插合，上段占整体的四分之一。整体呈长喇叭筒状，上小下大，在下端筒壁周围镶嵌有造像、经盒、铜盒、钱币等物件。内胆正中为银鎏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盒，上下用铜皮固定在内胆上，中间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八字，两条四爪神龙在其左右。经盒两边各挂一件圆雕白玉像，左侧为寿星，右侧为观音。
宝珠内胆形制独特，其铸造工艺充满民间工艺气息，所供儒、释、道人物形象也被赋予浓厚民间信仰色彩，反映了当时人们祈盼福寿安康、子嗣繁衍、仕途亨通等朴素的思想，也是清代江南地区多种信仰并存的体现。
明代德化窑白釉观音菩萨像，嘉定法华塔天宫发现。
明代道教度牒，闵行顾守清、张永馨墓出土。
清代耶稣受难十字架，徐汇天钥桥路清墓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