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下而上的秩序转型:全球南方社会运动及其对传统秩序变革路径的超越 | 国政学人

自下而上的秩序转型:全球南方社会运动及其对传统秩序变革路径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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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homas Davies,伦敦大学城市学院,研究方向为国际组织、全球治理等。

来源:Thomas Davies, “World Order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Grassroots: Global South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Transcendence of Established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Chang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 18, No. 1, 2024, pp. 1-24.


导读


相较于传统自上而下的视角,本文旨在通过评估全球南方社会运动所提供的视角,重新审视国际秩序变革的前景,尤其是这些视角如何超越既定路径实现秩序变革。本文以“全球多元替代方案网络”(Global Tapestry of Alternatives,下文简称GTA)倡议提供的观点为参考,理解全新的国际政治秩序变革模式。该模式超越了传统的改良与革命路径,并巧妙地避开了当前国际社会中以国家和政府间组织为主导的束缚。分析表明,该模式同改良和革命模式之间存在本体论分歧,其多元性基础来自国际关系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关注的概念。通过其深植于长期建立的社群主义实践及其内在多元性,这一新型路径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应对当前国际秩序危机,同时避免了以往变革议程的局限性,本文将进一步探讨这一模式的具体机制及其理论意义。



引言

当代国际社会秩序危机一直是近期国际关系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一主题所涵盖的方面包括但不限于民主制度的衰落和威权主义的复苏、全球不平等的加剧、政府间组织职能的薄弱,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等。此类文献对世界秩序转型前景的预测往往集中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框架,例如新兴大国(如“金砖国家”)的全球战略探索,以及全球化和碎片化化之间的动态关联。然而,近年来,从“全球南方”视角探索国际秩序变革可能性的社会运动倡议显著增加,展现出不同于传统路径的变革视角。


成立于2019年成立的“全球多元替代方案网络”倡议(GTA),是21世纪20年代这一国际网络倡议浪潮的典型代表,作为一个积极推动系统性、非传统的替代性变革方案倡议组织,其致力于汇聚多元化的观点。表1列举了在系统性多元替代方案运动(Systemic Alternatives)中,部分具有领导地位的国际网络倡议及其典型观点。一般来说,这些组织将全球南方的变革运动与全球北方的声援运动(Sympathetic Movements),或资助行为结合起来,而本文重点则是在这些运动中被明确认定为源自 “全球南方” 的那些倡议及其观点。

表1:系统性多元替代方案运动领域中的主要国际网络倡议及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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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国际秩序的变化通常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系统性变化,如权力转移、战争作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等;二是渐进式变化,如通过国际法、全球治理改革等,推动规范的演变动态。传统上,通过革命性行动实现权力结构的重构,或通过游说促进新的政府间协定和国际规范的建立。相比之下,本文所关注全球南方运动提出的观点具有更为宽广的视角和更深远的内涵。本文认为,全球南方社会运动所提供的国际秩序变革路径,要求对国际政治变革的传统理解进行重新思考,因此作者试图从三方面论证这一论点:(1)阐明这些基于多元思想的方法如何超越改良与革命的二元对立,为国际秩序的变化过程提供变革主义的非传统方案;(2)考察这些方案如何突破传统行动区域范围,即如何从区域延伸到全球;(3)探讨这些方案如何跨越传统的国家机构界限,促成多领域合作,以更长期和更可持续的方式推动秩序变革。


非传统的多元思想方法如何超越改良—革命的二元对立

传统的社会运动的变革议程通常被分为“改良主义”(reformist)与“革命”(revolutionary)两类目标,在国际秩序的研究中也有类似划分,前者寻求现有国际机构内的变革,后者寻求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然而,由于传统的国际关系论述强调以“国家主权原则优先于所有其他关于政治可能性”为由排除了社会运动,导致许多研究困囿于“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思维定式中,在评估社会运动影响时只考虑了改良主义方法。这些改良主义方法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回旋镖”(boomerang)和“螺旋”(spiral)模式确保国家遵守既定国际规范,属于国家层面的变革过程;另一类属于国际层面,如图1所示,社会运动通过开创国际新标准,并扮演规范倡导者角色,游说各国采用这些标准,以此推动国际秩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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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国际规范秩序变革中社会运动的改良模式


关于革命主义,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从理论上指出,“尽管革命宣扬普遍社会和全球起义的理想,却常常被认为违背传统国际秩序的基本规则(如主权原则、国际法的神圣性和外交规范)。然而,在实践中,革命运动仍然主要被视为国家变革的核心驱动力——短期来说,夺取国家机构通常被视为终结旧秩序并建立新秩序的首要核心步骤,从长远来看,革命运动的目标是超越国家社会。如图2所示,在传统革命模式中,尽管从长远来看其最终目标是构建新的国际结构,但其短期内主要寻求的是国家层面的政权更迭,而国际秩序转型则被设想为其他国家类似变革或革命战争的衍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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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国际政治秩序变革中的革命模式


实际上,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都是全球南方社会运动中惯常使用的方式,这二者之间区别仅在于促进制度变革的深远程度。如图1所示,国家仍是推动国际规范变革的关键角色,而这一过程通常是在社会运动压力下通过谈判新的国际协议实现的;同样,如图2所示,在传统革命运动中,国家仍然是革命的直接行动目标。尽管我们认为革命的长期目标是试图推翻现有秩序,超越传统的国家社会,但不排除革命政权是维护其内部国家权威的更坚定的捍卫者。


由于“改良”与“革命”两条路径都将国家视作国际政治秩序变革的关键所在,它们可能被批评为只是在复制而并非挑战有关国家等现有机构对于政治变革重要性的主流观点。正如上文所述,从长远角度看,革命也可能寻求巩固以国家为核心的机构,而不是试图去超越它们。


更重要的是,过度关注改良或革命议程反而会掩盖许多当代全球南方社会运动方法的核心地位。为了摆脱传统的“改良—革命”二元对立模式,有必要采取绕过国家既定机构的变革议程。基于此,GTA提出了“转型之花”(Flower of Transformation)的概念,包括相互关联的生态、民主、经济、社会和文化议程,旨在通过国家或资本主义制度机构以外的社群实践寻求国际秩序变革。本文提出的“转型”(Transformationist)模式正是以GTA为蓝本,指代此类绕过既定机构而非寻求改革、夺取或推翻原有国际秩序的变革方法。在这一模式中,横向交流对于推动变革至关重要,这种交流促进了社群之间的相互学习、战略制定和合作,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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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转社会运动与国际秩序变革


尽管三种模式的图示都描绘了理想化的线性轨迹,但现实情况下还需要考虑其他诸多背景因素,本文在此不作赘述,只重点阐述转型主义模式的核心逻辑。


表2则清晰地展示了三种路径在目标、方法、时间框架和本体论上的差异,而正如表格最后一列所示,与改良和革命路径的“国家中心”或“世界大同”本体论不同,转型主义路径提倡多元化的行动方式,通过多样化的路径推动国际秩序变革。

表2:国际秩序变革中转型、改良、革命三种路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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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行动领域

除了需要突破“改良—革命”的传统二元对立之外,转型主义观点还需要重新审视行动领域的传统理解,从地区到国家乃至国际层面进行深度反思。


在评估全球南方国家有关国际秩序的历史观点时,传统分析往往集中在一下三种主要框架的对比上:(1)“大陆主义”(continentalism):以区域统一为中心,如泛非主义;(2)“主权主义”(sovereigntism):将国家视为摆脱帝国主义关系、实现政治解放的主要手段;(3)“本土主义”(nativism):设想不同种族或群体各居其地、依自身传统等生活。然而,这种传统方法虽有助于理解 20 世纪全球南方的某些行动逻辑,但忽略了转型主义观点中常见的更广泛的社群与族群之间的维度。这些方法在传统的分类体系中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这些维度超越了传统的分类体系,并且在本体论转变之前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关注度也不够。


像 GTA 等群体方法的核心是对本土词汇进行专业转化,同时保留了根深蒂固的本土价值观,以此为不同社群提供发展方案(见下表3),这些强调在不同社群之间进行合作以维持根深蒂固的社会实践的做法,与大陆主义、主权主义以及本土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


表3:GTA所提出的部分价值观概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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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译者整理


由此可见,跨多个部门的转型主义方法的意义不仅仅是成为这些领域之间的桥梁,更是因为它强调多元主义和多样性,并拒绝提出单一的、所谓“正确”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变革的议程,GTA认为,这些多样化的方案如同不同种类的交换媒介,通过横向过程相互连接并提供支持,促进相互学习、战略指定以及开展合作,同时激励更多主体,以期“最终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支持非传统方案的力量”,并通过多元实践的蓬勃发展,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根本性的系统变革”。


渐进的、长期的、可持续的转型

传统的改良与革命均倾向于聚焦短期的变动状况,而向变革主义理念的转变则意味着一种迈向长期变革历程的策略。在此过程中,变革的推进往往需要依循逐步累积的范式,这些渐进的转型方法依赖于横向学习的过程。


考虑到相互学习对于自主性的意义重大,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合作与对抗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作者在文中提出了三处对比(见下表4)。


实际上,通过超越国家社会的自主社会行动推进激进变革的目标,并非全球南方国家所独有,历史上全球北方国家不乏这样的例子,甚至采取的方法更为激进——包括19世纪早期社会改革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 utopian socialism)、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欧洲无政府主义(European anarchism),以及21世纪的去增长运动(degrowth movements)。同这些激进的方法不同,全球南方采取是渐进的、长期的、可持续的转型路径。


表4: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在自主社会行动中采取方法差异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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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译者整理


避免陷阱

在与既定的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共存时,转型主义方法面临着多重威胁,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是合作的风险和取代的挑战。在合作方面,转型主义理念和方法可能被国家当局及企业部门不当利用,沦为合法化现有可持续发展方法或服务于商业目的的工具;在取代方面,国家和企业机构的侵入性行为可能对实施变革主义方法的地区构成威胁。这包括排他的保护主义措施、高环境影响行业和高社会风险行业的扩张,以及这些行业对当地居民生命和福祉的直接暴力威胁等问题。


鉴于这些威胁,短期内转型路径可能需要与传统的改良与革命路径共存,而从长远来看,转型主义应尽可能淡化与相关国家或资本主义机构的关系,通过逐步推进废除等级制度和其他系统性不平等的目标,确保其变革方法的独立性和持续性。


结论

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秩序转型前景,有必要超越以“大国”转型与市场经济动态为中心的传统框架。这种以既定等级结构和话语再生产为基础的视角,难以有效应对当今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和社会危机。单纯聚焦于国家政治和经济机构内部的变化,往往忽视了这些机构本身可能是问题的根源。要关注全球南方社会运动议程,就要重新思考以往分解世界秩序变革议程的方法。传统的改良、革命、国家主义或国际主义路径,通常以已建立的主导机构为焦点,虽然能够提出变革方案,但也容易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再现原有矛盾。


非传统的“转型主义”路径为理解和推动国际秩序变革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它强调非等级化的合作方式,以多元主义和多样性为核心价值,突破了改良主义、革命主义、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二元对立,注重内外合作,借鉴全球南方国家的社群实践概念。转型主义路径设想通过使现有制度逐渐过时来移植现有制度,以实现和平且激进的变革。这一方法聚焦于多元议程,能够更好地满足基本需求,同时为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奠定基础。因此,作为研究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起点,转型主义不仅提供了理论上的突破,还为实践层面指明了可能的路径。


词汇积累

continentalism

大陆主义

Nativism

本土主义

utopian socialism

空想社会主义

degrowth movements

去增长运动

boomerang

回旋镖

Transformation

转型



译者:石瑜茜,国政学人编译员,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国际关系、民族主义。



校对 | 李佳霖 唐一尧

审核 | 李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