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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乘坐专列抵达莫斯科车站。
毛泽东主席是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的。苏联方面对毛主席的访问很重视，礼仪规格很高。苏方安排毛主席的专列在中午12时莫斯科车站大钟刚刚敲响时进站，在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踏出国门。
之后，毛主席前往斯大林的别墅下榻。当天下午6时，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会见毛主席。斯大林站在办公室门口迎接毛主席（据说斯大林一般是不到门口迎接外宾的），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和维辛斯基外长也都在门口站成一排，欢迎随同毛主席访苏的其他中国领导人。
两位领导人初次见面，寒暄了一阵。接着，斯大林称赞毛主席的伟大，并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后来又一一介绍了双方在场的人员。双方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成、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不过，从一开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是在揣摩毛主席此行意图。
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人说话，其他人都未插言。斯大林再三问毛主席有何愿望和要求。毛主席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毛泽东出席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大会。
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我当时感觉斯大林似乎不愿先提出自己的想法，以免日后有人说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也考虑到过去他对中国革命出的主意和做法有些不妥，因此这次表现得很谨慎。
毛主席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东西，这个东西‘既好看，又好吃’。”这样一说，引起了在场的人大笑，可见这话充满了哲理和幽默，就是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毛主席解释说：“所谓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好吃，是要有实际内容。”毛主席不肯明说，他认为苏方较有经验，就应该主动提出帮助我们，不提是不诚恳的。
1949年，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图源：《新中国外交风云》）
毛主席到莫斯科已有十多天了，但双方一直未谈及实质性问题。毛主席和斯大林他们两人的各自想法都没有明讲。在此期间，斯大林给毛主席打来两次电话，问毛主席有什么具体打算，还给我打来一次电话，想通过我了解毛主席的想法。我当然不好说，况且我也不大了解毛主席的意图。
苏方还派莫洛托夫来毛主席住处看望他，摸我们的底。毛主席向莫洛托夫谈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党内斗争等，谈的时间很长。莫洛托夫表现出不感兴趣的样子，只是点头听着，既不表态，也不提任何问题。
有一次，苏方派来同毛主席联系的联络员科瓦廖夫和费德林来，看望毛主席。毛主席对他们发了一通脾气，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就是天天在这里吃饭、拉屎、睡觉吗？”
有一天，毛主席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斯大林表示惊讶，问：“为什么叫他来，他来干什么？”斯大林是很愿意他自己同毛主席签个条约，而毛主席是想让周恩来同维辛斯基两位外长签，斯大林对此不理解。
当时还有一件事，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主席软禁起来了。消息传出后，苏方有些着慌，斯大林问毛主席要不要去外地走一走，毛主席理解这是他们为发表一条消息，要通过报道他的活动来辟谣。毛主席当即表示同意。
在去外地参观之前，苏联外交部发表了一个公告，说毛泽东去列宁格勒参观访问，周恩来从北京出发来莫斯科。英国通讯社的这条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这是他作为新中国总理和外交部长的第一次出国访问。
周总理是1950年1月20日到达莫斯科的。他到达后，很快就同苏方开始进行实质性问题的会谈。周总理在路上同毛主席通了两次电话，毛主席在电话中已说明了他的意图。
第一次会谈是毛主席、周总理、王稼祥等同志同斯大林谈的，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也参加了。这次会谈就条约的原则性问题很快达成了协议。条约文字的谈判，主要是由周总理同莫洛托夫谈。
开始，苏方按周总理说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我方看。周总理看后说：“不对，我说的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于是周总理整整花了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我把它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修改。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看来，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我们会提出内容这么好的条约。所以说，条约文本实际上是我们起草的。
1950年2月14日，周恩来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分别代表各自政府在协议上签字。斯大林和毛泽东出席签字仪式。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从没有讨论苏联同蒋介石1945年签订的条约。除了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外，我记得当时还谈到中长铁路（即“中国长春铁路”， 是1896年俄国通过同清政府签订密约，侵占了中国的筑路权而修建的一条铁路）问题、旅大驻军问题、苏联要求保持在东北的几个领事馆问题、苏联在东北的财产问题，以及在中国的苏侨问题。
上述问题有的是口头君子协议，有的是有文字的。我还记得《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年限开始谈的时候是20年，后来为何变成30年，这一点我不清楚。
应该说，斯大林对我们是很同情的。他说过，这种情感是因为：我们都是东方民族；中国一百多年来受外国欺侮，深受帝国主义压迫之害；中国是个大国，对世界有很大影响；中国人民聪明智慧，有古老的高超的文化；中国党是成熟的党，有大批成熟的干部。
他在会谈中经常对我们说，要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自己民族的利益，要保护自己的领袖，人民之间要团结。
斯大林对世界各国的领袖大都是看不起的，对毛主席却完全不同，很尊敬。从1949年到斯大林逝世，对我们两国、两党的事情，苏方可以说无论大事小事都通过斯大林亲自处理，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插手。
斯大林这样做，一方面是要表示对中国的重视，另一方面是担心下面办事的人办错事而影响同中国的关系。凡是访苏的中国领导人，无论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或其他人，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一律认为是斯大林的客人，谁也不敢怠慢；而对毛主席，他们像对待斯大林一样尊敬。
1950年2月毛主席回国时，斯大林别墅的全体工作人员，有的哭得像泪人一样，泣不成声，一送再送，惜别又惜别。
但是，1950年这一次出访苏联，如果说留下了一些不愉快的事，那么主要还是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互相有些猜疑，没有把心里话都讲出来。
毛主席原来打算1948年三四月间去苏联同斯大林会晤。斯大林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后没有马上答复，他考虑，这个时候毛主席来有什么问题，想谈什么？他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考虑之后回电说：“现在是中国革命接近胜利的关键时刻，你是统帅，不能离开，你有什么话要说，我们愿意听，我可以派人去，派政治局的人去。”
后来苏方派来了米高扬。米高扬来华后，在西柏坡同毛主席谈了三天，同任弼时谈了一天，同周恩来谈了一天，共五天。毛主席向米高扬介绍了我们党的情况、我们的战略和策略、我们的各项方针政策，包括组织新政府的考虑，特别是政府的性质和形式。毛主席谈话的主要目的是想让斯大林了解我们的打算，事先打个招呼，免得到时候他们脑子转不过弯来。
为什么1948年毛主席要去莫斯科呢？后来他同斯大林讲明了，因为中国原来是半殖民地国家，如果我们现在屁股坐在苏联一边，全世界恐怕没有多少国家会承认我们，所以我们首先要争取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承认我们。这就是1948年毛主席要去苏联的主要原因。
建国前夕即1949年7月，刘少奇同志去苏联，也是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先得到苏联的承认。毛主席说，我们建国以后如果外国三天不承认，就有问题了。刘少奇同志此行，对中苏关系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斯大林同刘少奇会谈后，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并高度赞扬我们党是个完全成熟的党。同时，斯大林表示：“由于不了解情况，我们（苏联）曾经给你们（中国）出了些不好的主意，给你们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干扰了你们。”毛主席很重视这段话，说斯大林实际上承认了错误，他的话是对我们的道歉。
刘少奇同志同斯大林会谈时，斯大林很关心中国新政府的成立。他说：“长江以南指日可下，你们迟迟不成立政府是怎么回事啊！这种无政府状态，会不会被帝国主义利用，来干涉你们？”
我们认为斯大林这句话很重要，刘少奇同志专电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很重视，就把原来我们预定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期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
有人曾说，米高扬来西柏坡时，转告了斯大林不让我们过长江的意见。这不是事实。当时米高扬来中国没有讲这个问题。可以想一想，斯大林会那么蠢？他如果不喜中国共产党，难道就那么喜欢国民党？这是我们内政的事情，如果他有这个意图，稍为透露，毛主席就会大骂一通。斯大林不会那么愚蠢，毛主席也不那么软弱。
当时参加谈话的有六人，五人已相继去世了，就剩我一人，我肯定地说没有那回事。有人还说，斯大林让我们搞“南北朝”。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苏联人也好，斯大林也好，有几个人懂得“南北朝”这个词？既然他们连这个词都不懂，怎么会提出搞“南北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