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重点
01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接受专访，分享了对武则天研究的观点和经验。
02孟宪实认为，武则天研究需要把传统史学和近现代史学界的关注结合起来，用新的史学方法讲明白。
03他表示，中日应在武则天历史研究方面加强接触和交流，开展积极对话，同时关注彼此在研究中的差异。
04除此之外，孟宪实还提到，随着中国经济进步，中国自己的古史研究正在加快发展，历史考古和学术研究有着新的发展动力和价值。
以上内容由腾讯混元大模型生成，仅供参考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总编辑 蒋丰
日本华人教授凌庆成编写并导演的四幕历史传奇话剧《武则天女皇》在东京几度登台，使中国历史文化在日本华侨华人社区流光溢彩，也在当地社会唤起一股新的“武则天热”。对重要历史人物的关注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悠久历史在岁月长河里不断散发出的新魅力。唐代及“武则天”是中国人重磅的年代记忆，也是中日相通的文化共鸣。追寻传统，是一次“原点”之旅；还原历史，也是一场文化对话。不久前，记者在西安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武则天研究专家孟宪实，从内、外视角共同探访那些具体而珍贵的瞬间和片段，听其讲述“武则天”的真实与立体。
“武则天”现象有着独一无二的历史分量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武则天”在历史研究中有着很高的话题性和人气度，或者说学术性十分突出。这一方面和她所处的唐代占据重要历史地位有关，另一方面源于其人其事的“特殊性”。您如何看待“武则天”和中国其他历史课题研究的不同，具体而言都有哪些方面？
孟宪实：武则天是中国古代几百位皇帝中唯一的“女皇”，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独特性带来足够多的关注度，甚至包括曾有过八位女皇的日本，其学术界也相当重视。但和以贵族制度为基础的日本女皇不同，中国女皇“武则天”的出现和血脉继承无关，值得关注的有三方面。
一是“合法性”。武则天并非“草根女皇”。皇太后是古代中国女主政治主要形态，武则天作为唐高宗皇后，依据“有大事不决者请皇太后管”的遗诏精神，有把控皇帝、掌握最高权力的重要台阶，这为其冲击王位奠定“合法性”。
二是“天生弱点”。从皇太后到皇帝，武则天用7年时间小步慢跑，十分谨慎。但进一步讲，即便她再大胆点也不会遭遇大的反抗。原因在于，年事已高而称帝的武则天既无法解决继承人问题，也回避不了生命自然力这一规则。这就形成了大家不反对她当皇帝、普遍极力反对武承嗣当太子的现象。毕竟，大家看到，王朝总归是要回归“李家”的，没必要“鸡蛋碰石头”，时间能够解决一切。
三是“舆论把控”。即便现在看来，武则天的舆论把控能力仍然是很高的。官场上素有“唯强适从”的习气，虽然也有当过宰相但提出反对的刘仁轨以及其他沉默之人，但是也有纵然“才”大气粗也向武则天“卖身投靠”的文人陈子昂，当然还有大批跟随武承嗣的投机小人物。在过硬的气场和权力笼罩之下，加之武则天有力的舆论操控利用，与其说其理想伟大，或野心十足，或胆识过人，都不如说是其通过努力，身边的确形成了强大的拥护力量。
1400多年后的今天，武则天依然是重要的历史研究课题，足以让人看到其“过人之处”和背后的“政治奇迹”。
探究历史真相是文化自信和尊重传统的体现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诸如日本人对中国从尊孔到反孔、批孔，又到推广孔子学院的一些“不理解”那样，中国的文化和历史研究面临新的海外课题。您在学术专著中特别强调要“还原武则天”，那么如何保持“武则天”研究的历史的真实性？中国的研究应该怎样在国际社会取得更高的信赖性，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孟宪实：日本伴随“黑船”来袭，敞开国门，顺利走向“开化”，有着“蘭学”的基础。相比之下，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在战争中一路走来，不同的“开门方式”造成了不同的舆论和理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自我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鸦片战争”之后认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即船坚炮利和科技不如人。二是“甲午战争”之后，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但认识到制度不如人。三是“辛亥革命”之后，却进入到复辟、军阀混乱时代。如鲁迅先生的“彷徨”与“呐喊”一般，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为代表，认识到文化不如人，一度导致要扫除传统文化障碍。
在第三世界中，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最独特的。在历史中，日本较好地把学习西方和发展国学统筹在一起，中国则经历过“反传统”的纠葛。现代化路径的不同，既成就了现代化成绩显著，也带来“民族文化自卑主义”。关于后者，伴随改革开放，海外关于如何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通结合的研究“走进来”，同时经济发展促进文化需求，在教育、企业等各方面的文化缺失现象催生加快发展传统文化。国家最高领导人明确提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五个特质，新的国家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两结合”，这是划时代的。
中国的文化认识经历了正、反、统。因此，武则天的历史研究和文化探索，既要让外界充分看到和理解中国对自己文化认知的时代变迁，也要大张旗鼓地深入推进，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性和立体感。
用新的史学方法拆分历史细节和逐个“破案”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我在东京曾在由华侨华人共同策划的知名历史话剧《武则天女皇》中扮演褚遂良的角色。为做好角色工作，我还沿着其人生轨迹特意走了很多国内城市，收获颇丰，也十分有趣。关于武则天，您作为作者，如何评价自己的《武则天研究》一书？
孟宪实：总体看，武则天研究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唐代之后的中国古代，关于政治影响力消失后的武则天，以《资治通鉴》等为代表，关键词是“否定”，视武则天为“造反者”。这些史书以故事讲历史，把结构性批判作为武则天研究基本观点，侧重于防范“第二个武则天”出现，予以否定、黑化甚至是妖魔化，史学为政治服务的色彩浓厚。
第二，近现代的武则天研究关键词转向“客观”，要研究真相，还原历史人物的真正形象，评价其历史作用和贡献。研究发现，“武则天”的出现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反映了传统势力和新士大夫此消彼长的时代潮流。因此，武则天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是进步的，对其评价自然也好起来。包括开元盛世，社会制度、人才培养等都有继承武则天有益遗产的因素，可以说她基本是一个正面形象的历史人物。
我认为，武则天的历史研究是“两张皮”，传统史学是“一张皮”，近现代以来的研究是“另一张皮”，都在说同一个人，但又是两个人。由于传统史学故事性极强，给文学、影视等产生直接影响，使得大众社会对武则天的认知还是主要停留在“传统文化中的武则天”。举个例子，武则天到底杀没杀女儿？这件事从什么时候开始说的？怎么考证这个问题？文人骆宾王为什么在“讨武曌檄”中写尽武则天杀母、杀夫、杀子的罪状，偏偏如此“客气”没写武则天杀女？再比如，武则天要当皇后和杀女儿有因果关系吗？女儿在“废王立武”事件中真的发挥作用了吗？我的做法就是把传统史学中的故事讲清楚、讲明白，哪些是有的，哪些是无的，哪些是扩大化的。如果不能把一件件事剖析清楚，就无法给读者一个完整的“武则天”。
像这样，把历史的细节拆解开了，既“破了案”，读者也能过瘾，同时还为武则天“洗清”了。因此，武则天的历史研究需要把过往的观点和现在史学界的关注结合起来，用新的史学方法讲明白。
中日史学研究的持续合作势在必行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日本对武则天的研究也由来已久，还有像女作家原百代的《武则天传》这样的大部头历史小说，这部书已在中国翻译出版，作者甚至对一些中国学者尚未研究透彻的内容展开了大胆开放的撰写，文学可读性很强。另外，我在赴吉尔吉斯斯坦研学时，还看到日本民间组织自发在碎叶城计划建设“李白博物馆”，开发有关遗址。
对此，您如何看待日本的中国古史和武则天研究，以及中日如何推动有关交流合作？
孟宪实：在避免把小说和历史的概念、虚构和现实的概念混淆的前提下，中日应着眼学术，加强在武则天历史研究方面的接触和交流，开展积极对话。的确，日本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细致、全面，注重细节，有些甚至走在前面，值得尊重，中国应客观看到其取得的积极成果。
我们也应注意到，中日在历史研究方面存在定义、认知等不同。比如，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门阀”概念，日本受自身影响称之为“贵族”，但这就造成了身份属性和实际内容上的不一致。之所以中国有些学者也受其影响，接受其观点，也是源于在某些历史时期日本有关研究走在前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对中国古史的研究十分紧密，中国应积极关注日本学界动向，保持畅通交流。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伴随经济进步，中国自己的古史研究正在加快发展，“主动权”越来越趋于回归。在和外界保持密切合作的同时，中国的历史自主研究正在更加广泛地“走出去”，保持着强大的“后劲”和潜力，历史考古和学术研究有着新的发展动力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