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国土的两大重心为一北一南两个河口三角洲。
北部的红河三角洲以河内为中心城市，拥有2200多万人口，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以胡志明市为中心城市，拥有约2000万人口。
在历史上，河内曾被中原王朝统治过，唐朝时期的安南都护府治所即在河内。
后来越南独立，于公元1009年建立李朝并定都河内，改称升龙城，自此确立首都地位。
任何一个政权确立后都会考虑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越南也不例外。
在中原王朝动荡的时期，越南也曾试图向北扩张占领中国广西一带的领土，但每当中原王朝恢复元气，总会再次形成对越南的实力碾压。
于是从十六、十七世纪开始，以红河三角洲为核心的越南便确立了“南下”战略，他们以中部重镇顺化为前出基地，不断向南扩张。
顺化西靠长山山脉，南仗御屏山，地势狭长，易守难攻的同时又扼守着越南南北的交通要道，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上世纪南北越分裂时期，顺化依1954年日内瓦条约属于南越，但距离北越边境仅数十公里。
1968年1月越战升级之际，北越曾集中重兵试图攻占顺化，但对面的美军和南越军队异常顽强，最终失败。
之后北越不得不采用“胡志明小道”等方式绕过顺化，从中部山区及老挝境内向南方输送物资。
某种意义上讲，只要中部隘口处的岘港、顺化两城不丢，南越就可以保障半壁江山，而1975年3月岘港、顺化被攻克后，西贡仅坚持了一个多月就陷落。
以西贡/胡志明市为中心的湄公河三角洲历史上一直是高棉人（柬埔寨主体民族）的地盘。
17世纪末，越南阮氏政权乘高棉内乱之机控制了湄公河下游，北方越南人开始迁徙至此，鸠占鹊巢。
随着十九世纪法国殖民者到来，越南和柬埔寨纷纷沦为殖民地，不仅如此，1893年法暹战争之后，暹罗王国（泰国）还被迫割让老挝予法国。
法国殖民时期，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名义上都有自己的皇帝和国王，但实际上却只是三个傀儡。
这一时期，西贡（1887－1902年、1945－1954年）与河内（1902年－1939年）曾轮流充当法国殖民地首府的位置，不过总的来说法国人还是偏爱西贡一些。
法国人在西贡新城区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法式建筑，试图将其打造远东的地区的小巴黎。
西贡设有法国陆海军司令部，集中了各种税收资源与外贸活动，法国人甚至在西贡港建立了欧洲大陆之外唯一的造船厂……
西贡的繁华在硝烟弥漫的越南战争时期戏剧性达到了巅峰。
自1954年法国人撤离、美国人接手南越算起，美国财政部常年承担南越政府经常性预算开支的一半。
尤其是六十年代美军大举进驻南越后，美援和驻军让南越形成了一种高度服务于美军的经济模式，食品、饮料、卷烟、啤酒等行业发展迅速。
有人戏称，美国国际开发署就像另一个“总督府”，比西贡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力。
由于数十万美军驻扎于此，他们的日常开销渐渐演变为“驻军经济”，每年向西贡购买数十亿美元的各种商品。
所以，当美国的援助突然被切断、美军突然撤离时，西贡的经济也失去了生命源泉，消费和预算一齐耗尽。
接下来便是“西贡时刻”。
西贡城破之际，大量南越民众通过各种方式逃离，其中也包括华侨。
1960年代至1975年前，华侨华人控制了南方大量经济产业，如食品、纺织、化工、冶金、电气等，虽然他们立场上有的亲台湾、有的亲大陆，但大都拒绝登记越南公民身份。
南北越统一后，新政府开始关闭华文学校和报纸，并对原南越私营企业进行国有化改造。
于是越南华人不得不逃离此地，向广西、台湾、香港等地迁徙。
1986年革新开放后，胡志明市终于迎来经济复苏。
根据最新数据，越南全国GDP为4300亿美元（约等于广州市GDP），而胡志明一市的GDP占到其全国的16%，超过河内的12%。
除胡志明市与河内外，越南其他省市占全国GDP的比例均未超过5%，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南北两京”的地位。
实际上，越南的省和直辖市面积都不大，胡志明市占地面积仅2061平方公里，比深圳略大，辖区内拥有约950万人口。
如果以城市都会区为单位计算，胡志明市大都会区（含1市5省）的GDP在整个东盟范围内排第7，位列新加坡、雅加达、印尼东西爪哇省、曼谷和马尼拉之后。
前面提到过，南北越统一时曾有大量人口外流，如今时过境迁，谁又能想到海外侨汇成为胡志明市发展的一大王牌。
侨汇即海外侨民汇回国内的款项，是发展中国家重要的外汇收入渠道。
根据越南方面的估计，全球约有550万名越侨，他们平均收入为2万美元/年，相当于约1000亿美元/年。
其中，胡志明市2023年的侨汇收入高达94.6亿美元，占到越南全国侨汇总收入的50%。
文章最后，聊聊越南政坛关于胡志明市的斗法。
胡志明市长期被视为越南南派的大本营，2016年越共十二大时，尽管南派领袖阮晋勇谢幕，但他却做了若干超前布局，其中就包括胡志明市市委书记的岗位。
阮晋勇力推的“未来之星”是时年仅56岁的越共局委丁罗升，丁罗升在阮晋勇当政的十年间迅速蹿升，先后担任越南国家石油和天然气集团党委书记和交通部长等职务。
2016年2月，丁罗升以局委身份兼胡志明市市委书记，取代人称“海老大”的胡志明市坐地虎黎清海。
考虑到丁罗升的政坛经历与前越南国家元首张晋创十分相似，再加上年龄优势突出，一条仕途康庄大道似乎正在等待着他。
从2017年开始，权力日趋稳固的阮富仲开始对原阮晋勇人马进行修剪，而丁罗升首当其冲。
阮富仲的政治手段很厉害，堪称步步为营、不露声色、“温水煮青蛙”之典范。
2017年5月，越共全会决定给予丁罗升党内警告并免除局委的处分，降职担任越南经济部副部长。
当时有评论认为，越共对丁罗升的处理“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毕竟自1975年南北越统一之后，还没有被彻底办掉的局委。
丁罗升自己可能也是这样想的，他在交接大会上神情自得，作完检讨发言后还向胡志明市人民表示了由衷感谢，并展望了一下对新工作岗位的期许……
谁知调岗7个月后，靴子才最终落地。
丁罗升落马被视为越南政坛的一颗重磅炸弹，背后牵涉到复杂的政治博弈，一般认为该事件标志着阮富仲彻底压倒了反对派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在办理“丁罗升案”中立下大功的关键人物，正是时任公安部长苏林。
2016年，在对越南国家石油集团子公司越南石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反腐巡查中，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郑春成畏罪出逃德国。
苏林立即领导公安部对郑春青开展深入调查工作，并顺藤摸瓜，发现越南国家油气集团中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矛头直指曾在该集团担任党委书记的丁罗升。
2017年，苏林指挥情报部门将在德国寻求政治庇护的越南油气集团前总裁郑春成绑架回国——此事在西方引起一片哗然，被指公然违反德国法律及国际法。
但经此一战，苏林“反腐干将”的形象成功树立，赢得了阮富仲极大信任，也为越南政坛日后的一系列变化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