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4年11月5日，特朗普出乎美国主流媒体预期，以大比分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从地区上看，这次胜利是普遍性的，他在各州的得票比例都高于2020年，七个摇摆州都不再摇摆，而纽约、新泽西、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成为选民转投特朗普比例最大的州。从全国总票数上看，他是美国过去二十年第一位赢得普选票（50.5% VS 49.72%）的共和党候选人。好像这些还不够，共和党并一举赢得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多数席位。
那么，代表民意的核心主张又是什么？特朗普区别于拜登最重要的政治主张，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对特朗普而言，MAGA的口号似乎是一个密咒。2016年，这个口号帮助他集结各种对现任不满的社会情绪，赢得大选。而2020年，他作为在任总统参加竞选时，选举口号没法复用充满义愤的MAGA，只能改为“让美国保持伟大（Let’s keep America great）”,结果他输了。这次他以挑战者的姿态竞选，MAGA再次立下奇功。作者｜陈龙、李远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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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A的诱惑
无论对于美国民主党的忠实拥趸，还是美国之外的观察者，MAGA这样的口号都会显得有些奇特。选举前，美国经济增长强劲，股市新高，AI革命欣欣向荣，全世界最引领的七家科技公司全部在美国，七家总市值加起来，是美国、中国、欧盟之后的“第四大经济体”；同时，美国实现了罕见的无痛去通胀进程，劳动市场处于充分就业，制造业等产业投资也摆脱多年的停滞，持续上行。从全球视角看，美国不但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经济体和消费市场，而且在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金融体系、全球政治格局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领导作用。
这样的美国难道不伟大吗？为什么身处其中的美国大部分选民，会认同MAGA？更重要的是，代表美国民意的特朗普新班子，将带着复仇的激情和野心而来，在实现MAGA的过程中，让MAGA成为搅动美国、世界和中国的力量。MAGA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对世界发生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将会成为我们判断未来几年世界格局的核心依据。
第一部分｜MAGA代表了什么？
第二部分｜MAGA将会如何落子？
第三部分｜看未来，我们如何预期被MAGA搅动的美国和世界？
结 语｜我们应该预期一个怎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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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MAGA代表了什么？
一、 特朗普是一个异类，还是在追随美国历史上哪一位总统？
特朗普在2012年提出了MAGA这个词，并且注册成了商标。但究其来源，MAGA源自美国历史上一位被公认为伟大的总统——罗纳德·威尔逊·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1980年，里根竞选总统时的口号正是“让我们MAGA”（Let’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特朗普和里根在选民代表性和施政方向上，有很多相似之处。譬如，两人在进入政界前都有银幕事业，都成功吸引了蓝领选民，国内政策上都强调减税、削减支出、放松管制、强大的军事国防，对外都发起了贸易战。国际环境上，里根面对苏联的冷战，在其任期内定义了对苏的全面竞争，特朗普则从第一任期就挑明，世界已经回归到大国战略竞争时代，并把中国确定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和里根获胜的历史背景也有很大可比性。1980年，里根与在任的卡特总统竞争时，国内经济民生方面，美国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增长乏力、通胀肆虐问题，同时能源问题突出，社会矛盾激化。国际上，紧张局势加剧，美国遭遇伊朗人质危机，对苏联的外交缓和策略在遏制苏联对外侵略上明显失败，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在民众对现状普遍不满的背景下，里根提出了“让我们MAGA”的口号，其核心是“更小的政府”和“强大的美国”，其政策的锐度展现出了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缺乏的果断形象。不少曾在1976年支持民主党的工人阶级，在1980年转投了里根。这一次特朗普MAGA的大胜，同样响应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其政治经济议程针对了三种不同的诉求。第一种是“美国优先”的诉求，以美国的相对强大和安全为优先目标，反对自由贸易，保护本土就业；这是对美国原先倡导的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全球化的结构性调整，也将会重新定义全球化。第二种是共和党传统的“小政府”和相关的低税收诉求；这是对经济增长机制的选择。第三种是对通胀带来的生活成本飙升等现状不满的中间选民诉求；这是对当下民生问题的回应。
这三种诉求，共同决定了特朗普将会把美国和世界带到哪里，也决定了特朗普今后四年执政的核心逻辑和制约条件。我们将会在下文展开分析。
把特朗普和里根对比，可以让我们忽略“特朗普是一个商人”的浅表印象，思考本质。在这样的视角下，我们或许会发现，特朗普也并没有那么异类，如果实施得当，他可能在历史上留下长期的印记。二、MAGA代表的三种诉求
1. “美国优先”的诉求
“美国优先”的诉求，主要源自在当下的历史阶段，美国对自身定位调整的两个要求：第一，美国如何在全球化不可逆转的浪潮中，成为代表美国大部分民众利益的受益者？第二，美国如何在因全球化带来的多极增长、新的地缘政经的格局下，保持自身的领先性和安全性？在里根第一任期前，美国尚未面临全球化对蓝领工人及制造业的大面积冲击，其制造业就业规模仍处于历史最高的1900万人左右。虽然里根在任期间，强势美元导致了大规模的贸易赤字后，为了保护美国汽车、摩托车、半导体、计算机、电视机等产业，美国也曾对日本实施了进口配额以及关税等措施，但主要针对的，是贸易倾销以及日本市场壁垒等问题，从而降低贸易逆差。在制造强大、国内就业有基础的前提下，里根整体支持自由贸易。1981年7月，里根政府在《美国贸易政策声明》承诺“减少政府对贸易和投资流动的壁垒”。1986年里根表示：“我们的贸易政策牢牢地建立在自由和开放市场的基础上。我认识到......整个历史都教导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世界贸易的流动越自由，人类进步和国家间和平的浪潮就越强大。”所以，他启动了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并通过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在里根看来，美国的强大和安全与全球自由贸易是一体的。在移民政策上，美国当时并没有保护国内就业的焦虑。里根对非法移民持有同情态度，认为他们是为了用诚实工作获得更好的生活而来，所以签署了《1986年移民改革与管制法案》，合法化了280万非法移民。与此相反，特朗普则一直说“关税是字典中最美丽的词汇”，非法移民“抢走了美国公民的工作机会”。两人在贸易和移民问题上的差异，与其理解为理念上的分歧，不如理解为美国利益和全球化的关系在不同阶段的演化，体现为选民的不同诉求。里根的工人阶级支持者，其最大的诉求，是经济好起来、生活好起来、就业有机会。而特朗普需要满足的白人工人阶级，在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全球化进程中，受冲击最大、得益最少。1980-2019年期间，美国制造业工人工资，在扣除通胀之后年均增长仅0.12%，中低收入群体的财富占比从39%下降到21%；因此他们反对全球化中的生产制造外包，以及非法移民和他们竞争蓝领工作机会。所以，从里根到特朗普，30多年过去了，美国制造和全球化的关系已处于非常不同的阶段，对自由贸易的态度也随之巨变。政治家必须满足民众的时代诉求。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参加大选，曾在演讲《宣告美国的经济独立》中明确表示，“这股全球化浪潮已经消灭了我们的中产阶级”、“全球化使向政客捐款的金融精英变得非常富有。但它给我们的数百万工人留下了贫困和心痛”。他蔑视政治正确，曾将许多墨西哥非法移民描述为“罪犯、毒贩、强奸犯”，引发巨大争议。但这种风格也让他成为保守派白人工人阶级的嘴替，受到了他们的欢迎，而他的商人身份，则被认为是懂经济的证明。特朗普和追求美国优先群体的结合，通过2016年到2024年的三次大选，带来共和党和民主党群众基础的重大重组。共和党侵入了原来民主党的地盘，整体上更代表了偏低收入和偏低教育水平的人群。如图3所示，1996年总统选举时，民主党克林顿的支持者里，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选民占比，要少于低学历选民占比（对应蓝点在图左侧），同时高收入选民占比也要低于低收入选民占比（蓝点同时位于图下方）。对应的，共和党多尔的支持者中，高学历选民占比和高收入选民占比都是多数（红点位于图右上方）。但到2024年，这个情况调转了过来。图3：历次美国大选两党支持者类型变迁，来源：Patrick Flynn, Focaldata。因为时代背景和选民诉求不同，同样是强调MAGA，特朗普的MAGA运动形成了不同于里根时代的经济民族主义信念：美国曾经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由于外国影响，无论是在境内（通过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还是在境外（通过全球化或多个国家经济的日益一体化），失去了这一地位。通过“美国优先”政策，可以提供更大程度的经济保护，减少移民（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鼓励传统美国价值观，失去的荣耀可以再次赢回。这个组合对外交政策也有直接影响。特朗普忠实支持者所策划的智库——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在《建立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的报告中，这样概括其原则：“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方针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当美国将美国人民的安全、繁荣和整体福祉放在首位时，美国最有能力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并维护和平与稳定。这一原则与华盛顿盛行的做法不同，后者优先考虑维护多边进程而非保护美国利益。需要明确的是，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单独行动，也不意味着回归孤立主义。”这是在说，美国并不反对全球化，但是需要重新定义美国利益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美国在全球化的第一目标，不再是全世界全球化的繁荣发展，而是美国利益在全球化中的最大化。这里的三个关键词是安全、繁荣和整体福祉。这意味着：首先，美国不能因为全球化而对其他国家过度依赖，从而丧失安全性；其次，美国需要持续的经济繁荣，这意味着全球化中对就业的保障和竞争力；最后是整体的福祉，至少意味着对民生购买力的保障。这个新的定位，是二战以后以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推动的、以全球繁荣为第一宗旨的全球化，演变为一个保障美国利益版本的全球化。犹如二战之后达成的对全球化的理念和机制安排，新的理念会定义新的全球化。这是向以自由贸易为主导的全球化的告别，转而进入一个保障国家利益的全球化阶段；实际上全球大部分国家都是如此在实践，这次的不同，是作为领导者美国自身也明确改变了定位。清晰理解“美国第一”在现阶段的本质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即将迎来的贸易战和美国眼中的重要产业链的战略脱钩，都源自这个逻辑。这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启，而非商人出身的特朗普的谈判筹码。要知己也要知彼。在迎接这个挑战的过程中，想理解美国政策可能发展的方向，中国和中国企业需要做的换位思考是：这个政策是否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这是新的游戏规则的一个核心底层逻辑。2. 共和党传统的“小政府”诉求
追求经济增长效率还是分配的均等，或者说以发展为核心还是以分配为核心，这是经典的国家治理取舍问题。传统上，美国共和党更加注重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追求增长的效率，而民主党则更加注重均等。共和党作为“大老党”（Grand Old Party, GOP）的一贯诉求，就是“小政府”，譬如减税、放松监管、削减政府支出，以及宗教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如反堕胎、反激进的性别多元、支持以色列等。共和党人在当下所期望的，是美国能够重现里根时期的繁荣。那个时代，美国国内经济政策上采取了供给学派的主张，通过减税、削减支出、放松监管，一扫 20 世纪70年代的阴霾，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在外部，则通过积极对苏竞争，包括启动“星球大战”计划与苏联在太空领域竞争，对苏联施加了巨大的竞争成本，拖垮苏联经济，赢得了对苏冷战。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的监管理念，有大政府、高税收、严监管的倾向。其一方面提倡加税，一方面挑战美国大公司，尤其是大科技公司的垄断问题，并在科技、制药、金融等关键行业，都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监管立场。这样的大政府倾向，让传统共和党人不满。虽然这个群体并不都认同特朗普个人，但在他们推举出来的竞选者妮基·黑利在共和党内初选中落败后，他们也只能继续支持特朗普来推进共和党的政策议程。如黑利在选前发文称，“特朗普不完美，但他是更好的选择”。共和党人的“小政府”主张，又正好迎合了当下科技浪潮的需求。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与科技巨头的关系非常紧张。但科技业在经历了拜登政府强化监管的四年后，普遍有放松监管的诉求。特朗普抓住了这个变化趋势，他与科技商业的关系，也随着他本人认知的改变、商业利益以及团队变化，而发生了转折。特朗普的副总统万斯（风投家）、“第一兄弟”马斯克、被提名商务部长的霍华德·勒特尼克（Howard Lutnick，华尔街亿万富翁），将他与科技行业的发展前景以及风险资本的广泛利益联系起来。在商业利益上，他本人拥有了社交媒体公司Truth Social以及加密货币业务World Liberty Financial。对于AI产业，特朗普计划废除拜登政府签署的AI监管行政令，共和党选举纲领中认为，这个监管包含了“激进的左翼思想”，阻碍了创新。他还将任命一位“人工智能部长”，负责整合AI政策、国家安全和产业发展三方面工作。今年6月，特朗普表示：“我们必须站在(AI的)最前沿。我们必须领先于中国，中国是首要威胁。”与此同时，他还很可能会放松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监管及行业监管，支持自动驾驶、卫星等科技领域的提速发展。与在第一任期的态度截然不同，特朗普在此次大选之前就表达了对加密货币的支持，选后他也在积极兑现这一承诺，相关背景人士不断入阁，比特币在特朗普胜选后大幅上涨。最新提名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保罗·阿特金斯（Paul Atkins），长期支持对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宽松监管，也一直担任数字商会代币联盟的联合主席。所以，特朗普的“小政府、轻监管”主张，和当下席卷而来的新科技浪潮合流，满足了科技创新需要的发展空间诉求，也决定了科技创新将会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间扮演引领经济增长转型、夯实美国国家竞争力的关键角色。
3. 反通胀的民生诉求
第三种诉求是对现状不满的中间选民的诉求。如图 4所示，美国消费者情绪是分党派的。其中民主党人的情绪（蓝色）和2020年相比并没有变化，共和党人（黄色）则有明显的恶化；但关键是独立派人士（红色），他们和特朗普第一任期间相比，满意度有了明显下行。共和党和独立派一起，也就代表了美国民众的大多数。图4：不同政治倾向的消费者情绪，来源：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布鲁金斯学会。民众感觉不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具体体现在通胀和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拜登政府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虽然在疫情期间成功挽救了大部分企业，并维持住了消费者购买力，但在疫情消退之后，其代价是物价经历了一个通胀高企到回归正常的过程。虽然之后物价涨幅逐渐趋稳，但美国当前的物价水平比拜登任期之初高了17%。扣除通胀后，拜登任期内非农就业真实工资仅上涨1.2%，而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同样长度内，真实工资上涨7.4%（图5）。收入增长大部分被通胀抵消，这是让中间选民倒向特朗普最重要的因素。图5：美国非农部门小时工资，名义VS实际；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经济分析局。通胀会直接影响民生，对任何政治家都是很不利的。如图 6所示，虽然拜登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带来了美国强劲的增长，但是和过去不同，实际的消费者情绪明显偏离并远远低于经济数据所预测的消费者情绪。二战后在历任美国总统的第一任期，只有卡特总统在第三年表现比拜登的民意满意度更差，因为卡特任期内遭遇了更严重的通胀（超过10%）。同理，在特朗普的竞选纲领中，抗通胀位列所有经济承诺第一条。图6：调查的消费者情绪与基于经济数据预测的消费者情绪；来源：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布鲁金斯学会。此外，拜登任内过多非法移民涌入，激化了福利分配、就业和治安等矛盾，也导致了选民对现任政府的不满。特朗普也充分迎合了这一情绪，二十条承诺中第一二条就是针对移民问题。与民主党多元文化价值观捆绑的“觉醒“议题，也让美国社会产生了厌倦情绪。让我们总结一下。MAGA的“魅力”，在于它集结了美国民众的三种民意。
第一种是“美国优先”，其核心诉求是重新定义二战以来已经形成的美国和世界的关系，也必将会深刻影响全球化。第二种是共和党信奉的“小政府、轻监管”的治理主张，并同时迎合了科技创新浪潮的诉求；这实际上决定了特朗普第二任的经济增长逻辑。第三种是民生购买力的诉求，这直接与美国民众的生活福祉挂钩。既要增长，实现特朗普在竞选纲领中承诺的“建设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还要保护就业，制造业回流，同时必须兼顾民生体感。这个组合，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集结了两党的一些共同诉求。这是为什么特朗普这次获得了压倒性胜利，扩大了在年轻人（从35%到42%）、少数族裔男性（黑人男性从12%到20%，拉丁裔男性从45%到54%）中的支持率，以至于特朗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宣称“共和党现在是一个由热爱祖国的勤劳的美国人组成的多民族、多种族联盟”。三、MAGA在特朗普第一任的实施情况
把这三种诉求和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推进的政策相比较，可以让我们更好预期特朗普有多大决心推进MAGA的实施。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推行的核心政策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美国第一
- “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包括退出TPP、重新签订美加墨贸易协定、发起对华贸易战）
- “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以退出北约的威胁要求欧洲国家提高国防支出、对不能满足美国利益的国际组织和气候协议退群）
- 减税（推出里根政府以来最大的税制改革《减税与就业法案》）
对应来看，本次MAGA吸引的三种诉求，除了通胀压力在第一任期间不存在，其他两个方向没有改变。上一次，对这些相关核心承诺，特朗普一定程度上基本做到了。调查显示，支持者对特朗普的兑现程度也是满意的。在提高关税的问题上，虽然各种研究表明，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了损失[1]，但不妨碍其支持者们很高兴。如图7所示，关税叠加国内减税等刺激性政策后，美国总体上也的确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制造业回流，在疫情前增加了44.3万私营部门的制造业就业，同时整体经济仍体现为温和的物价和经济增长。这样的表现，使得其前贸易官员在国会作证时，信心满满地说：特朗普对中国征收关税的成本“总体上没有转嫁给消费者。失业率、通货膨胀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在‘贸易战’最激烈的时期仍呈良好发展态势”。因此，从MAGA的逻辑一致性看，其本质是共和党通过“小政府”激发增长潜力的逻辑，来对冲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的负面影响，从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MAGA目标。具体实施上，对外寻求美国利益优先，对内则采用能持续激发增长潜力的政策，并注重不牺牲民生体感，这其实是一种兼顾多方诉求、兼容宏观增长和微观体感的政治经济学，也是民主党政治议题中没有得到清晰体现的价值锐度，值得民主党体察民意、认真反思。第二部分
MAGA将会如何落子？
我们已经讨论了MAGA的内涵和核心诉求。显然，MAGA实施的程度，会深刻影响美国和世界的关系，从而影响中国和世界。判断MAGA落子的路径和力度，也就至关重要。
首先，这次特朗普卷土重来，拥有雄厚的权力基础。他赢得了总统大选、参议院和国会的多数；在法律上，通过高院裁定的“绝对的刑事起诉豁免”，他获得了扩大的总统行政权，另外还有占多数的保守派大法官。有了牌面，又会如何出牌？现阶段判断的一个重要视角，是特朗普搭建执政团队中，对关键人选的选择思路。目前其新班子的整体特点，是对MAGA理念的清晰认同（而非政治妥协的结果），更加忠诚，以及更加年轻及有商业背景，而少有原华盛顿官僚的惯性。这些特点，再加上拜登政府交给了特朗普一个健康的美国经济环境，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有较大魄力、空间、和资源来推动MAGA议程的实现。或者说，如果特朗普第一任是MAGA的一种尝试，我们应该预期在其第二任，MAGA推进的力度会更加猛烈。下面我们聚焦分析执行“美国优先”政策和国内经济政策的主要人选及其价值主张。在“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上，特朗普任命他的坚定支持者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担任新政府的“贸易与制造业高级顾问”。经济学家背景的纳瓦罗，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就曾担任总统助理以及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他还曾因为不配合国会针对2021年冲击国会事件的质询，于今年入狱服刑4个月。纳瓦罗对全球化以及中国长期持批评态度，是《致命中国》一书的作者，也是2021年被中国制裁的28名美国高级官员之一。特朗普在声明中强调“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内，几乎没有人比彼得(纳瓦罗)更有效或更坚定地执行我的两条神圣原则：购买美国货，雇用美国人。” 特朗普还提名贾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担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是特朗普第一任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幕僚长和得意门生，曾深度参与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谈判和美加墨贸易协议谈判，这也预示了强硬政策姿态的延续。莱特希泽在其2023年出版的著作《没有免费的自由贸易》（No Free Trade is Free）中曾提到，格里尔在担任该职务的三年期间表现“出色”，“他很有条理，很有耐心，而且总是在办公室。”政策主张上，格里尔强调从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考虑恢复美国制造业工业基础的重要性。所以他一方面承认“重新调整供应链，这可能很困难并且需要时间”，但同时强调“这些相对短期的成本应该在我们与中国战略竞争的更广泛背景下理解：虽然个别企业可能会面临短期成本或采购挑战，但政策制定者必须从国家的长期利益出发。”他明确对国会建议过撤销与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而对不存在战略竞争关系的国家，则建议就市场开放问题进行谈判。特朗普已经提出的对中国出口普遍征收60%关税，以及其他地方10-20%的关税，这个非对称性，也凸显了美国对中国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战略考量。那么，特朗普再次任期的提名意味着什么？这些提名意味着，与一般人认为“特朗普是一个可以谈判的商人”的观点不同，从MAGA视角看，中美贸易关系的调整，不止是降低贸易赤字的维度，可能更重要的是实现对华在关键产业链上的脱钩，促进制造业回流，以及巩固其本国国防制造能力的战略目标。这也意味着，新一轮中美贸易谈判不会只是贸易利益的条件交换，互惠性妥协其实只存在很有限的空间。在“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上，特朗普选择了在世界范围内能执行“以实力求和平”策略，同时对华强硬的人选，这些人选是美国盟友及共和党内也能接受的。提名为国务卿的马克·卢比奥（Marc Rubio），作为古巴移民的后代，对不同意识形态有根深蒂固的个人偏见，曾是两项反华提案成功立法的发起人，也因此被中国制裁。另一方面，对北约盟友而言，他又是可接受的，因为他支持北约，曾提议一个提高美国退出北约门槛的法案；这一点与特朗普并非不可调和的原则性冲突，因为特朗普虽然威胁会退出北约，但主要意在施压盟友以提高国防支出。对俄乌问题的态度上，卢比奥，特朗普提名的乌克兰和俄罗斯问题特使人选基思·凯洛格（Keith Kellogg），都支持乌克兰，同时也是以实力求和平的强硬派。后者曾公开表示，任何结束近三年消耗战的协议，都必须包括对乌克兰的坚实安全保障。对中美关系，除了任命长期批评中国的前参议员戴维·珀杜（David Perdue）为驻华大使，特朗普在国务院还做了一个有很强预示性的提名，由雅各布·赫尔伯格（Jacob Helberg）担任负责经济增长、能源的副国务卿。若参议院通过，他将是国务院外交层面的最高经济政策和贸易官员。赫尔伯格现在仍为国防承包商、大数据分析公司Palantir工作，担任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他一直主张对华采取更强硬的政策，是禁止“TikTok法案”的倡导者之一。2023年，赫尔伯格创立了山谷论坛（Hill and Valley Forum），聚集了关注中国崛起及其对美国科技行业影响的风险投资家和立法者。这个提名反映，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会进一步加强对华科技战略竞争。总体上，特朗普在外交领域的提名人选，体现了相当的务实主义，以及清晰的排序。在欧洲和中东以实力求和平，是为了更有效的聚焦资源，以开展对华战略竞争。这也是从副总统万斯到外交关键岗位都共同持有的立场。在国内财经事务上，特朗普首选的是能够为MAGA增长方案保驾护航的保守型人选：金融家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ant）被提名为财政部长，而非特朗普更长期的支持者（也是马斯克所支持的）霍华德·勒特尼克，以及可能会惊动市场的莱特希泽。贝森特自认为是传统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之间的“桥梁”，换言之，是里根主义和“美国优先”之间的桥梁。特朗普竞选团队的高级顾问杰森·米勒（Jason Miller）曾如此评价他：“能把特朗普总统试图实现的目标，转换和落实为可执行的公共政策措施。”贝森特本人是一个做宏观对冲交易的投资家，在1990年代负责管理索罗斯基金的伦敦办事处时，做空英镑获利超过10亿美元，2011年至2015年，他在索罗斯家族办公室担任首席投资官时做空日元又大赚一笔。这样的背景让他有全球视角，了解经济政策的风险和代价，以及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和踩踏。这对华尔街以及传统共和党人，都是一个友好的选择。贝森特大选前曾建议特朗普采取一个非常明确的“3-3-3政策计划”，体现了他从里根主义的角度守卫MAGA增长模式的关键策略：到2028年通过放松管制刺激GDP增长3%，将预算赤字削减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每天额外增加300万桶原油当量的油气生产。最后一条不仅针对能源独立和创造就业的目标，还针对抗通胀的目标。而轻监管，尤其对科技创新友好的监管环境，也将是经济政策的重要部分。低税收可能不可避免地带来高政府赤字。为了对冲这个问题，特朗普创新性地任命最具有颠覆性的马斯克和企业家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共同负责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缩写：DOGE），在政府外设计并通过和政府内机构合作推动削减政府支出。特朗普提名了霍华德·勒特尼克做负责执行技术出口管制以及国内商业监管等事务的商务部长，同时还宣布勒特尼克将“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承担额外的直接责任”。这不仅是对勒特尼克没有获得财政部长提名的一种补偿，更代表特朗普希望由长期信任的支持者，监督相关内阁部门执行其政策路线。勒特尼克本人是华尔街亿万富翁，涉足商业房地产融资、游戏、电子商务、加密货币的广泛业务，和马斯克关系密切。勒特尼克作为商务部长，将承担两个重要使命，对内负责执行在人工智能、互联网等高科技行业放松监管，对外负责主张美国商业利益，以及执行对华科技出口管制。这些任命，勾勒出了MAGA落地的路径和轮廓。在国内，美国将以低税收、轻监管，尤其拥抱科技创新大潮的方式，来推动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通过低税收和控制通胀，来提升和保持美国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和获得感。对外，则是通过贸易战，一方面保护国内就业，一方面通过不对称贸易战，降低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并且与此相呼应，在外交上推动世界和平，降低美国维持现有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成本，转而应对与中国的挑战。这是MAGA在三个诉求上的具体表达。我们可以预期，特朗普的第二任，将会以更大的力度推进这些目标的实现。第三部分
看未来，我们如何预期被MAGA搅动的美国和世界？
我们刚才讨论了MAGA可能的落地方向、路径和侧重点。这留给我们两个问题：第一，这些政策真的能够实现吗？尤其MAGA的各种诉求并非自洽，那么最可能实现的是哪些诉求？第二，在MAGA将会落地的背景下，我们应该预期一个什么样的美国和世界？1. 从大选后资本市场预期看MAGA的可行性
大选之前，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让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群体产生了强烈的担忧。这是为何一群诺奖经济学家，在2016年联署反对特朗普MAGA议程后，又一次联署支持哈里斯、反对特朗普。信中说到：“我们相信，总体而言，哈里斯的经济议程将改善我们国家的健康、投资、可持续性、韧性、就业机会，并且在公平性方面远胜于唐纳德·特朗普适得其反的经济议程。他的政策包括对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征收高关税以及导致税收累退后果的公司和个人减税，这将导致更高的价格、更大的赤字和更大的不平等。经济成功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法治以及经济和政治确定性，而特朗普对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威胁。”这个声明表达了对MAGA政策的几个可能结果的担忧：因关税和劳动力短缺可能带来通胀，因减税可能带来政府赤字、更大的收入和财富不均，以及上述政策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稳定性带来冲击。那么，大选之后，资本市场是如何理解MAGA可能带来的影响的？首先看美国和世界股市。如图8所示，大选结果宣布之后第一天，标普500就跳升2.53%，大选后一个月后最高累计曾上涨5.32%，近期的回调主要是对美联储货币政策预期的反应，并不改变市场对MAGA的低税率、轻监管、重科技将对美国经济和企业盈利增长利好的预期。那么，美国优先会不会伤害世界其他国家？世界其他地区普遍在大选后经历了小幅下调，但最大幅度不超过5%，此后在美国公布财长提名之后，均有不同程度的反弹。截至2024 年12月18日，即特朗普获胜一个半月之后，欧洲（德国、英国、法国）资本市场整体收回了失地；跌幅最大的中国和东盟股指，还仅仅是2%。换言之，随着特朗普核心团队登台，MAGA议程的落子路径逐渐清晰，以及各国厘清自己的出牌空间，MAGA整体对全球股市的负面影响很有限。
图 8：美国大选后全球资本市场走势（大选日指数设为100，对应第0天，考虑时区影响，交易日截至 2024 年12月18日），图中从左到右三条竖线分别代表三个时点：贝森特提名公布、美联储消费物价指数公布、美联储议息会议）2. 从大选后美国通胀预期看MAGA的可行性
美国国债有固定面值和抗通胀两种债券，其价格的差别反映了市场对美国未来通胀的预期。如图9所示，美国5年期通胀预期在大选后小幅上升，但在贝森特的财政部长提名公布后，通胀预期回落到选前水平。近期，伴随美国11月消费物价公布以及美联储议息会议召开，通胀预期再度小幅上行，但幅度依旧很有限，相比大选前的2.35%的水平基本持平。所以，市场并没有对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有明显通胀风险的预期。
图 9：5年期通胀预期（5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5年期通胀保护国债到期收益率）；图中从左到右四条竖线分别代表四个时点：美国大选日、贝森特的财长提名公布、11月消费物价指数公布前夕、美联储议息会议同样重要的是美联储的表态。美联储已经在特朗普获胜之后两次减息，包括在12月18日降息25个基点，把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至4.25%-4.5%。之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从现在开始，这是一个新阶段，我们将对进一步削减持谨慎态度”。这意味着，一方面，美联储不认为特朗普的政策改变了减息方向；另一方面，对进一步降息保持谨慎，观察后期通胀水平，留出货币政策空间。那么美国的政策利率水平会在哪个水平？如9月鲍威尔所言，“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们不会再回到过去”，“我觉得中性利率可能比当时高得多”。本质上，这反映的是美国经济和疫情前已经不同，进入了一个更强经济增长，更多投资需求，所以平均利率水平会更高的阶段。虽然永远饥渴更多资金的资本市场对于美联储的审慎表态并不开心，但这更多反映的是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最后看对汇率的影响。从大选后到12月18日，美元指数上涨了4.7%。其他主要货币则相对美元贬值，无论是新兴市场还是发达经济体。这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美国延缓降息预期的影响，即更温和的减息意味着更少的美元，从而美元升值，其他货币贬值。有很多人认为人民币会大规模贬值，这是一种对汇率形成机制的误解。实际上，如图10所示，在过去一个半月中，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2.5%，低于发达经济体的欧元（-5.3%），英镑（-3.6%），加币（-4.3%），澳元（-6.3%），新加坡元（-3.6%）；也低于新兴经济中的林吉特（-2.7%），泰铢（-2.8%），韩元（-5.2%），和卢布（-6.6%）。
图 10：大选后全球主要货币调整幅度（截至12月18日）；墨西哥比索看似略有升值，但从全年看，它是主要货币中对美元贬值幅度最大的。从5月中开始，墨西哥比索伴随特朗普上台概率的上升而进入贬值区间，累计下跌达17.7%，反而是在特朗普胜选的靴子落地后稳住了。总体而言，资本市场和美联储一起，在当下这样预期未来的美国经济：美国经济发展前景和盈利空间会更好，并不预期贸易战或者限制移民一定会带来美国通胀，也并不预期会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各国无力应对的负面冲击。这并不代表MAGA就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减税带来的政府赤字和更大的财富不均，很可能会发生，即便有首席效率官马斯克领衔的部门来控制政府成本，也很难阻止。但赤字和不均并不是特朗普政府的优先问题，甚至不是企业和老百姓的优先问题。从民生的视角，经济保持增长，更低的税率，只要通胀得以被控制，就意味着更大的购买力，钱包的真实能力，才是老百姓的第一优先级。这正是MAGA的秘密：美国第一、经济增长、民生体感都很重要，而政府赤字和财富不均，则排序相对靠后。结语
我们应该预期一个怎样的世界？
怀着“建设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国”的梦想，特朗普的MAGA新政，将会重新定义美国，以及美国和世界的关系。这个新阶段的美国，已经放弃了上一个全球化阶段的华盛顿共识。自由贸易不再是信条，也不会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与之不同，MAGA代表了三种维度的诉求：美国利益能在全球政经格局中优先；美国经济能持续增长；以及民生体验包括购买力和就业，能被持续保障。这其实是一种兼顾多方诉求、兼容宏观增长和微观体感的政治经济学。就像在过去40多年中，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结合，让中国繁荣了很长时间。没有理由证明，美国一定不能实现这些目标。至少大选之后的资本市场并不对此表示悲观。但是对于世界而言，美国和世界的关系，在未来4年将会被改变，全球化将会被重新定义。“美国优先”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代表了美国全球定位的调整，从二战以后愿意付出自身资源维护全球规则的“善意霸权（benevolent hegemony）”，转变为利用不对称优势来获取战略利益的自我中心霸权。这意味着，安全上，对于盟友，美国会以“公平”之名要求更大的责任分担，以便让自身聚焦，在最重要的战略竞争中维持不对称优势。经济上，对于盟友和无战略竞争关系的经贸伙伴，它会以关税威胁，要求更大的市场开放或其他政策让步，以扩大美国企业在全球的利益以及外国产业资本流入美国，在全球化收益分配中获得更大份额。特朗普已开启他的谈判策略，譬如在社交平台上宣称要为非法移民等问题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25%的惩罚性关税。两位首脑也都已开始与特朗普斡旋，谋划一揽子方案。但受到影响最大的将会是中国。和里根的对比是值得被深思的。MAGA本来源自里根，里根也是特朗普的榜样。在里根的MAGA版本中，苏联被确认为不同意识形态的竞争对手。在当下，美国也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班子不同成员的各种表达，以及对中国不分产业的非对称关税，都表达了美国的这个定位。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是上一波全球化规则最大的受益者，已经成长为和世界连接最广、全球供应链能力最强的世界制造工厂。美国定位的改变，将会直接和快速冲击中国经济、跨境贸易，以及全球供应链格局。对于美国眼中存在战略竞争关系的中国，这次特朗普带着一个更强硬且更忠诚的班底回归，对中国的竞争压力会是全方位的。地缘政治上，美国会努力通过俄乌停战弱化中俄关系，稳定欧洲的同时，降低对欧洲的投入，从而在军事部署上向东亚和南海聚拢其威慑力。在AI等关键科技上，进一步限制中国实现战略性突破的空间，自身则集中力量将已有的相对优势提升为压倒性优势，模仿对苏太空竞赛，对中国施加更大的竞争成本。经济上则通过贸易政策撬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组布局，牵引产业转移出中国。中国应该放弃对“特朗普是一个可以谈判的商人”的过多期待，做好准备拥抱这个即将到来的现实，而这从理解MAGA开始，也是本文研究的初衷。这样的挑战，对当下的中国当然极为严峻。但中国和里根时期的苏联非常不同。相比当时的苏联，中国在体制上的灵活性和市场化水平要远远更高，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和韧性，也远非当年苏联可比，中国市场的规模和产业体系的多样性复杂性在全球仍独树一帜。从货币政策、财政能力、贸易盈余、外汇储备、结构性改革空间等角度看，中国还有很大的出牌空间。实际上，中国在推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一种MCGA（Make China Great Again）。中国的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意味着经济还有很大的效率提升潜力。接下来MAGA出牌的四年，只要不自乱阵脚，把自己的牌打好，不被动陷入与美国的竞争陷阱，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积极有为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以内需为主，激发市场活力，并结合科技创新的力量，找到自己版本的、兼顾经济增长和民生幸福感的发展道路。这是真正的MCGA。
[1] 如穆迪2019年9月的一项研究认为，贸易战使美国经济损失了近30万个就业岗位，损失约占实际GDP的0.3%。其他研究认为美国GDP的成本约为0.7%。另据纽约联储和哥伦比亚大学2020年5月的研究发现，美国企业在贸易战中损失了至少1.7 万亿美元的股票市值。行业层面，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202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通过对从外国进口的钢铁和铝征收关税，美国在2021年的钢铝产量增加了22亿美元。然而，以钢铝为原材料的美国下游行业工厂不得不负担更高的原材料成本，使这些工厂的产量在同一年减少了35亿美元。*本文为原创内容，版权归为溪所有。欢迎文末分享、点赞、在看三连。未经许可，严禁复制、转载、篡改或再发布。2014-2023 年，陈龙教授先后担任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罗汉堂总裁、阿里巴巴可持续发展管理委员会主席、阿里巴巴集团战略规划总裁，阿里巴巴研究理事会学术主席，并兼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科技高级顾问，中国人民银行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务。陈龙教授在多伦多大学取得金融学博士学位，并在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获得终身教授，回国后在长江商学院任副院长，并创立工商管理博士（DBA）项目，同时担任校友理事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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