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记独家｜网络舆论的短视频转向：演变成因、情绪博弈与风险自净

对于转型期的中国风险社会而言，短视频舆论通过对风险信息的传播、风险环境的监督以及各群体之间风险关系的沟通，不仅可以有效地推动风险事件的解决，更可以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对形成以短视频舆论为中介的社会公共论坛，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舆论风险理论体系及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后真相时代，信息的影响力逐渐减弱，情绪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相较于静态文本，短视频依托技术与平台在信息爆炸的媒介环境中已拓展至更大的公共领域，成为重要的舆论样态。将短视频舆论的传播主体放置于现实场域下进行审视，不难发现，公众在拍摄、剪辑、上传、观看与表达等一系列影像行为中，越来越趋于把那些抽象化、概念化的东西具体化、视觉化，其生动性与可再生性也推动舆论的表现力和影响力被进一步扩散并放大，从而衍生出新的舆论极化风险。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公众对风险舆论议题的关注，这一高度虚拟化的参与方式使短视频舆论的博弈变得公开而自由，意味着其通过公开展演与对立辩论能够获得有益的观点补充，从而有助于公共理性的挖掘与展现。

进入互联网时代，传统的媒介生态发生了深刻变革，科技、经济、文化的发展为短视频舆论的生成提供了技术前提，人人皆可拍摄并发布短视频来传递信息和表达意见，“有视频有真相”的视觉表达以及极具感染力的情感动员扩大了舆论的传播力，快速推动着舆论的发酵。

（一）数字技术赋能：多元化的影像表达。在数字化技术的推动下，短视频作为冲击公众视听感官的刺激性影像流，促成了舆论信息的新表达。首先，技术引导着影像的空间转向。现代化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为人们进行视觉传播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技术，融合了文字、音频、视频、表情包等多种媒介形式，同时，VR、AR、人脸识别等技术也被用于众多短视频平台，在更大程度上提升了影像表达的社交属性和趣味性。比起枯燥的文字，用户更乐于通过拍摄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视频来分享心情、表达观点。可以说，影像化的传播增强了信息的实时性和真实性，即时意见所形成的影像化共享空间改变了传统舆论信息的传播方式，为短视频舆论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其次，技术压缩导致了影像空间的压缩。万物互联时代，空间在与时间和网络的交织过程中，呈现出愈加复杂的压缩态势。网络的时间性权利表现为海量化、碎片式舆论信息对公众的裹挟，公众在现实空间中所遵循的线性时间序列不得不让位于网络智能推送规则，进而被放置于无时间的信息循环之中。

相对于口语、报纸等传统舆论传播的时间限制，网络凭借其高速的信息传播效率延伸了时间的长度，为影像化的公众话语表达与社会意见发酵预留了时间，个体意见以原子的形式迅速吸引、聚合与分裂多方意见，整合出社会实践经验与公众虚拟想象相融合的舆论表征，让短视频场域逐渐成为一个畅所欲言的“互动广场”。

（二）有图有真相：在场化的视觉诉求。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文化的转向，影像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以前所未有的趋势蔓延，占据了人们接收信息总量的很大比例。人们接收信息的习惯逐渐由读文向看视频转变，大众的视觉经验也实现了从“不可见”到“可见”再到“体验”的延伸。在场化的视觉体验与“眼见为实”的现实拷贝改变着大众的信息接收方式。为了适应新的阅读习惯，媒体信息的传播更趋于短视频化，以此满足大众的多维感官诉求。尼尔·波兹曼曾于其著作《娱乐至死》中提及，媒介形式对于某些特殊内容有着特殊偏好并由此实现了对于文化的最终控制，同时，基于媒介类型的差异化与多元化，其所传达出的思想亦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与多元化趋势，客观上导致公众话语内容与形式的不断变化，且这种变化囊括了全部公共事务领域。媒介转化造成文化的不断变化，不再是单纯地以文字为中心来进行扩散，而是逐渐向着以形象为中心的趋势发展。[1]短视频作为众多“自媒体”传播手段中的一种，打破了传统媒体“静态图文”和“长视频”的信息传播方式，将图、文、声、像有效且合理地融合到一起，实现了感官信息的大规模传送，为观看者营造出更为具象化与立体化的感觉。越来越多的元素诸如滤镜、字幕等出现在人类视野中，契合了人们对于影视多元化以及沉浸式感官体验的诉求，一种能够与网络媒介特点有效契合的新的叙事方式开始不断成型。

（三）从理性到感性：影像化叙事的情感动员。理性作为现代性的核心要素，是人类了解现代性的重要工具。笛卡尔曾提出，人类发明的文字以及语言是理性的外在表征。随着对视觉文化认知的不断深入，传统的语言文化符号传播系统显然已无法有效契合人类对于现代文化的更高追求，基于语言的理性主义形态也不再是现代文化发展的唯一方向，视觉文化传播系统随之不断受到追捧且在人类生存环境中的比重愈发明显。大多数人以及社会的大部分群体会以“视觉性”为主要的情感传达方式，来影响整个信息生产系统。[2]而整个公众群体也开始注重视听体验的结合。因此，当前情况下，大众对信息的获取从理性到感性，从原本的大众思维到现在的知觉转变，成为一种通过关注而催生出某种情感，再解决问题的过程。[3]在以情感动员为主要信息生产驱动力的网络社交媒体中，短视频凭借其刺激性、形象化的视觉体验，提升了信息的感染力与传播力，能够快速让受众群体得到身临其境的感受。群体内部可以通过评论、点赞、转发与打赏等社交方式，在视觉化表达中逐渐达成普遍的价值共振，缓解公众间因社交身份、圈层文化等因素所造成的情感冷漠，激发普遍的情感共鸣。

当下的视觉文本越来越多地被媒体、公众作为意见表达素材加以编排，且在持续的话语解读与再传播过程中达成了意义符码的普遍性共识。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一意义协调的过程同样伴随着复杂情绪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异化与放大，元影像不断吸附传播者的认知情绪，形成叠加式的情绪环路，将公众的情感最大范围地混合与杂糅，达成了信息交换与情绪内化的结果。

（一）信息对冲下的认知形塑。在舆论短视频化、社交化转向的过程中，风险事件经过媒介的曝光，实现了“零时差”传递，公众意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集聚，并持续刺激着交互对象。处在信息不断迭代的媒介环境中，公众的认知也不断更迭与交替，同一时间点信息含量的不同作用于公众的感知器官，在大脑的表层形成一种“内容”，达成了认知的循环衍生。与此同时，平台潜在的推送机制也会强化某一信息的传播速度与扩散范围，信息的聚合与集散一触即发。当单一舆论信息扩散占据了主导地位时，这种立场观点会迅速成为建构社会态度的主要力量，瞬间引发公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当个体情感不断积聚为群体的共有意志时，则可能刺激其他观看主体互动行为的生成。然而，随着短视频互动行为的深入，社群内部情感与经验的大量内化也造成了不同群体的意见分歧，具体表现为掌握话语主导权的群体对其他小众群体的排斥与驱逐，以维护固有圈层的话语稳定。特别是那些由特定圈层所生产的标志性、流行化话语，其在不断突破圈层界限的同时，也在被持续阐释与赋义。不同圈层在自我理解与预设的语境中逐渐形成信息对垒，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相互对立和攻击性语言的表达和交流。

（二）共鸣激发下的情绪生产。情绪是一种生理本能，也是一个心理学用语，进化主义论认为情绪是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心理学家威廉·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将情绪感染界定为一种“通过原始性交感神经反应产生的情绪直接感应法则”[4]。简言之，当人们处于某种情绪状态时，会将这种情绪传递给与之交互的其他人。他者感受到这种情绪特征，会产生自身神经系统的反应，体验并形成与之类似的情绪。当然，情绪感染不仅存在于个体与个体的交互中，而且存在于大规模的群体互动中，群体中的某个成员产生并输出自己的情绪后会感染其他成员，Smith和Conrey称这种交互为“情绪循环”[5]，这个过程会作用于群体内部的每个成员，并在“情绪循环”中多次相互强化，最终趋向同质化。在短视频场域内，对于舆论主体而言，其舆论态度中情绪效价的上升往往源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本体的表达欲望驱动，即通过直观的视觉符号扩散自我的观点，在持续的自我论证与他者说服中获得更多的情感效价；其次是与其他主体交换意见，允许他人加入短视频舆论的转发与改编阵营，从而向与自己立场或观点一致的他者获得情感潜力，实现数字情感传染的目的；最后是引领意见群体的情感，情感圈层群体通常对外部群体表现出强烈的反感甚至厌恶，并通过分享对其他群体的负面情绪以强化本体的情感立场，这一不加辨别的情感宣泄过程加速了短视频舆论极化运动的到来。在当下，由性别议题所引发的情感效价剧增，特别是以女性为受害者的风险事件更易在瞬间激发舆论群体的围观乃至极化，但绝对的立场先行思维非但不能有效处理性别权利问题，还可能进一步加深性别间的两极对立。

（三）二次转发下的行为生成。当前热点事件的舆论在网上酝酿、扩散、爆发的时间越来越快，周期也日渐缩短，由二次转发带来的“二次议题”形成更加迅速，存在明显的“蝴蝶效应”。公众通过短视频平台对议题进行转发与再创造，构建了多层次多面向的舆论现状。在新媒体事件中，除了网民拍摄的事件现场的视频、图片是真实记录和表达外，更多的是网民对事件、话题人物、元素的“二次创作”，例如讽刺恶搞段子、动画等。人们更倾向以一种间接、隐喻式的短视频表达方式，去释放情感、表达不满。这也指涉了这样一层逻辑：人们在适应社会的同时，隐藏着非正式的反叛，用非正式的短视频语言来反对社会中现存的话语权利结构。在短视频舆论的生发中，影像在真实复现舆论事件所处的时空情境的基础之上，叠加了公众基于事件发展与流变，运用戏谑、讽刺、挪用、夸张、暗示、映射、变形等多种修辞方式，对事件进行再创作。人们常以一种“戏谑与狂欢”的呈现方式对主流媒体以及传统的叙述方式进行颠覆，通过幽默的手段激起其他网民的创作热情，进而使其发酵成为短视频传播的一场狂欢。

实际上，看似多元拼接的短视频舆论是一个紧密相关且共生共荣的表达系统，其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下集合了社交场域中公众关于某一事件的典型态度、观点与情绪，并以视觉化的方式反映社会的发展状况。在此影像化逻辑的引导下，短视频舆论的发布者不仅是文本的“盗猎者”，还附加着“游猎者”的角色功能[6]，其通过文本间的吸收与游移集合新的影像碎片，继而拣选、重组出多样的短视频叙述，赋予舆论文本以丰富的内涵。一方面，典型短视频作为大量社会刺点的集合体，有助于减少因意见冲突而导致的说服成本，继而实现群体意见的快速聚集与交换；另一方面，当公众展开意见交涉时，基于社会情绪而形成的短视频文本，突破了原始影像所蕴含的具体语境，使用户得以瞬间与其他用户产生联系，有助于驱动舆论观点的聚合，从而加快视觉舆论米姆的病毒式扩散。

在短视频舆论的传播过程中，舆论反转、谣言、“标题党”成为冲突下的常见现象，不断与公众情绪产生联结。情绪性表达在网络空间中能够迅速被同一情感的他者注意，在短时间内集结成强大的情绪共同体并生成群体共意。但舆情事件的特殊性、高卷入度与接近性极易导致公众情绪变得混乱复杂，出现群情激愤的情绪极化现象，继而引发舆论生态的反转和偏移。

（一）舆论传播的刺点式聚焦。当前的短视频平台多采用协同过滤算法进行内容分发，基于用户画像和反馈不断调整推荐内容，然而，除非用户主动搜索相关内容，否则其行为仍多处于一种偶发的、无目的的状态。正是这种偶发状态，往往给予用户不经意间的感官“刺激”，如突发爆点内容的思维冲击、暴力对抗画面的视觉呈现、音效的听觉加持等，吸引用户的眼球并产生视觉冲击力。首先，作为新兴的影像传播样态，短视频采用了快速剪辑、动态画面、鲜明的色彩和特效等视觉手法，这种快速满足感刺激了用户的大脑，使其产生了一种追求更多刺激的欲望。用户通过不断观看短视频来维持这种满足感，从而逐渐陷入沉迷。其次，短视频注重内容的情感表达，通过短暂的剧情、动人的音乐和声音效果等方式，触发用户的情感共鸣，从而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加深对短视频的情感依赖和沉浸感。再次，短视频平台为用户提供了便捷的社交互动和信息获取途径，用户在浏览过程中往往会被个人喜好以及社交群体的关注热点所驱动，从而更易陷入个人主观体验的感官世界。传统的影像系统往往通过提供有意义的情节和深度的情感表达来引导受众与影像内容建立共鸣和认同，从而形成稳定的认同装置。然而，短视频平台的情动传播却倾向于追求即时性、碎片化和情感刺激，通过奇观化事件的主导，以及大量感官刺激的提供，激发受众身体的感触，使用户陷入流动的、原始的、无意识的情动状态，削弱了对影像内容的深入思考和理解，导致影像认同的破碎和流动性。

（二）次生舆情的围观化移焦。互联网时代，每一场舆情事件的爆发都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情绪既是私人化的，也是社会化的，会随着媒体的内容呈现而产生波动，符合公众认知期待的内容对情绪具有缓和作用，但不符合情绪的内容则容易产生负向的“扩音效应”，即次生舆情的围观化移焦。2018年10月，重庆万州一辆公交车坠江，在此事件的发酵过程中，舆论场内经历了多次反转。首先，专业媒体和“自媒体”在事件初期争相报道“重庆公交车与轿车相撞坠入长江，事故系轿车女司机逆行所致”的失实信息，导致舆论焦点集中于“穿高跟鞋女司机”，严重偏离事实本身。三小时后，@平安万州官微发布警情通报紧急辟谣，随后公交司机凌晨上传歌曲的信息遭到曝光，在事件的不断组接与拼贴下，舆情热度到达峰值，紧接着便是焦点的再度偏移。“现代社会每时每刻都存在着由人类自身制造并酝酿着的潜在风险”[7]，舆论既可能平息公众的过激情绪，促进繁杂舆论信息的过滤与净化，也可能以非显性的方式“建构‘问题’与‘争议’”[8]，导致舆情噪声放大、多元话语淹没等集体失声状态。作为群体传播中的优势话语者，意见领袖借助短视频剖析事件、输出观点、汇聚舆论，为公众个体意见立场的确立提供参考。然而在此过程中，部分意见领袖会故意夸大次要信息、淡化事件实质，甚至捏造虚假信息来操纵公众关注焦点，使舆论聚焦于个人或特定议题，从而提升其在舆论场中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仅容易误导公众对事件的理解，还可能导致舆论场的混乱和失序，“导致社会的极度恐慌和过度反应”[9]。

（三）影像文本的“点火”性失焦。不同于传统舆论点对点、点对面的传播路径，短视频舆情传播呈现出非线性的散播状态，即从分散到聚合的流动性信息集合。一般而言，直观、便捷的短视频往往比语言文字更易激发群体性的公众情绪，但当视觉刺激过强时，受众对视觉形象的“修辞敏感性”[10]会逐渐降低，一旦被带动情绪极化，便易失去自我思考的空间。也就是说，海量视觉文本在满足公众信息需求的同时，也可能加剧公众认知的惰性思维，导致信息辨别与舆论批评能力不断丧失。在此背景下，舆论场域中支配性心理机制的作用愈加明显，个体愈加依赖于群体化的意见平台，其意志被群体决策所稀释，呈现非理性舆情声势盖过多元化意见阐释的风险局面。公众理性的偏离降低了感知风险情绪的能力，使人们易在个体情绪的驱动下盲目地顺从极端化的短视频舆论意见，产生与其相似的个体情感取向，这种情绪内化行为放大了舆论环境中的“情绪噪声”，干扰着他人情绪并蚕食个体的意见决策，导致舆论环境中多种极端情绪的蔓延。尤其在新媒体环境下，短视频直接击中公众的视线焦点，在意见领袖主导的话语环境中议题不断移焦，最后彻底失焦，而真相与事实也在舆论的瀑流中激荡、模糊，甚至消逝。此时，人们迷失在短视频所构建的虚拟幻象中，逐渐失去了对事件本质的独立思考，围绕公共议题的舆论意见也随之被稀释和分化。

基于短视频产生的间接环境感知容易导致现实的扭曲乃至舆论的极化，造成传受双方之间的信息错位与信任危机，但海量短视频舆情的持续对冲有助于在舆论语境中过滤虚假信息，促使波动的群体心理恢复至理性的平衡状态，为社交影像舆情的自净提供可能。

（一）“个人—公共”议题的融合共生。媒介情境对现实世界的呈现并非镜像式的再现，而是在与虚拟场景混合的基础上对现实世界的选择性展示，这种虚拟与现实交汇的情境将引发人们包括自我感知、环境认知、行为认知在内的认知心理的变化。“公众总体是具有某些共同的文化传统和记忆、绝大部分使用共同的文字体系进行交往、具有大致相同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经历的舆论环境的主体，在信念系统存在着共同的文化积淀。”[11]互联网时代，网络空间中的环境刺激往往表现为各种公共事件与信息流通，公众在对此类环境刺激进行评价与解释后会产生特定的情绪，并通过回复、转发、点赞等形式反映出来。相似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认知建构了较为一致的视觉思维，当不同个体面对同一短视频影像时，往往能启动相似的视觉解读机制，获得相仿的意义理解与情绪感受。在这一语境下，凭借在“视觉直观性、现场可证性与语言、文字的逻辑性、阐释学性和说明性”[12]等方面的优势互补，短视频这一符码不断被编码者和解码者赋予新的意义，并在同一话语空间中共享与传播，“个人—公共”的自组织机制开始启动。由于自组织机制的作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个人议题很容易与群体议题相融合，在循环刺激的情绪感染下，人们开始确信他人的意见并自觉传递给另外的人。由此，短视频舆论范畴由个人独立向公共范围拓展，进而生成一种公共议题，其话语空间和展演方式也被抛向更大的公共领域，为达成主体间的共情与共意提供了机会。

（二）“二创—裂变”传播下的情绪扩散。短视频化的短视频米姆式传播赋予了公众使用影像与表达意见的权利，草根网民通过参与式创造并大量传播某类短视频米姆（Meme），形成一种视觉“反权力”，进而塑造、强化并放大舆论。“参与文化时代”的生产不再是单纯复制，而是对能表达自我的米姆进行“继承”与二次创作，以完成一场自我建构的“狂欢式表演”。2019年7月，一段“保时捷女司机”动手挑衅却反被扇飞帽子的视频在网上引起热议，由于“帽子姐”“渝北红灯我随便闯，打个电话就搞定”的不当言论被广泛传播，公众出于对背后公权力滥用的担忧，不断寻根问底，舆情铺天盖地裹挟而来，连续占据热搜榜前列。在这一事件中，“帽子姐”的影像成为一种网络米姆，各类搞笑短视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病毒式传播，引发了公众不间断地模仿和再创作。作为数字文化的棱镜，米姆具有一系列内容单位、语言、信念、行为方式传递等特征，而影像力量在崛起的同时深刻影响着公众意见表达的形式。为达成舆论主体间的普遍共识，公众通过拍摄、拼贴、转发、点赞等一系列影像行为，将个体化的情绪观点传播至广泛的公共空间，以更快的形式散播在公众的“观看”界面，借助对现实社会的复制再创作实现自我态度与情感的表达。基于社交媒体开放式的公共环境与低门槛的传播平台，发布者只需要在上传视频时对其内容进行简单的阐述，公众便可获得较为完整的事件认知。在此过程中，舆论事件的相关影像符码进一步刺激了公众的视觉敏感，以“刺点”的方式引发公众注意，形成米姆效应，加速事件的发酵与扩散，进而为影像舆论的自净提供空间与路径。

（三）“自我—他者—群体化”的同义达成。短视频平台将现实社会中不同阶层、身份与地位的个体纳入同一互动圈层中，使之获得了相对平等的话语权与交往主动性，个体从被动的影像接受者转换为主动的影像生产者与传播者，实现了影像互动身份的“传受合一”。社交媒体进一步扩展了媒介的可接触性，因此在面临社会快速发展和转型时期的诸多问题时，其便成为大众发声、表达诉求的最佳途径。在一定程度上，社交媒体也为“自我—他者—群体化”这一链条状的主体流动提供了展演空间，在对短视频的拼贴与重构中，舆论不断过滤、解构、自净，形成一股影像舆论涡流。有学者提出以舆论波的视角分析新媒体议题，将新媒体舆论的运动规律与铺垫效果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对议题的休眠、激化、延伸做进一步的讨论，得出舆论的波止、波峰、波浪三个阶段。同样，短视频舆论的主体演进在此过程中形成，成千上万的公众成为新媒体舆论传播的潜在主体，个体的事件拓展为一场群体的讨论，主体不断叠加进而助推舆论发展。在社交网络语境中，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凭借虚拟的交往身份与平等的话语权就相关事件展开充分讨论，个体意见多以互动影像形式为载体，实现了跨越时空、身份、圈层的群体式影像表达。短视频激发起从中心向四周不断扩散的社交影像涟漪，过去的影像符号、文本等皆成为当下公众舆论表达的视觉材料，而有关舆论事件的影像化表达形态在社交网络空间中的广泛传播，正在成为人们获取外部信息、耦合人际关系的重要中介。

短视频舆论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间相互作用的产物，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作表征形象的文本，而应理解为公众、社会现实与舆论文本三者之间意义的互动与交换。凭借符号的易读性和情绪的感染力，短视频为公众观点的表达和交流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渠道，借助社交网络圈层得以迅速传播，进而形成广泛连接的舆论涟漪。但不可忽视的是，人们频繁的社交影像行为一方面加快了短视频舆论的无序流动，间接导致了不实信息泛滥与“主体间意见交互的错位”[13]，另一方面也提升了个体抗风险的能力。人们尝试通过影像拼贴与重构的方式，过滤部分潜在的认知风险，进而分析出舆论观点中的事实、真相，以推进舆论环境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向，最终从无意识群体变为“理性公众”，并将个人意志汇聚为能够影响他人的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14]。对于转型期的中国风险社会而言，短视频舆论通过对风险信息的传播、风险环境的监督以及各群体之间风险关系的沟通，不仅可以有效地推动风险事件的解决，更可以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对形成以短视频舆论为中介的社会公共论坛，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舆论风险理论体系及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风险传播视阈下短视频舆论极化及其治理研究”（批准号：23BXW094）、西南大学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与阐释专项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与网络舆论安全意识提升路径及风险治理研究”（项目编号:SWU2403010）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