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八年前，在唐纳德·特朗普第一次入主白宫时，不少学者、评论家和媒体将他的胜选描述为“黑天鹅事件”：一件极其罕见、出乎意料并能带来众多负面连锁反应的事情。在特朗普胜选后的几天内，全球市场上黄金价格暴涨，纳斯达克、标普500、日经等股票期货指数历史性暴跌。然而，八年后，当特朗普再次胜选，几乎没有人再将他形容为“黑天鹅”或“爆冷”。相反，在特朗普宣布胜选后，美元飙升，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升至4.471%。特别是在他宣布财政部长提名后，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双双涨至历史高位纪录。曾经的右翼民粹主义的代言人和全球化的“捣乱者”，竟摇身一变成为了自由市场和国际秩序的压舱石——在这八年的时间里，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否已经成为了现实？在2024年这个被许多西方媒体称为“改变历史的一年”的大选年，世界是否正在加速“右转”？

执政党的滑铁卢

事实上，与今年其他国家的大选相比，现任美国副总统的哈里斯可以说是表现最好的一位执政党候选人。根据知名智库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在2024年，几乎所有大国的执政党都在本国举行的大选中经历了失败。3月，由葡萄牙中右翼政党社民党领导的民主联盟击败执政的社会党，赢得议会多数席位，终结了中左翼政治势力9年的执政。在4月的韩国国会选举中，共同民主党赢得了多数席位，其与人民力量党的竞争最终在12月的韩国戒严事件中达到高潮，并最终促使对总统尹锡悦的弹劾。7月，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遭受了自成立以来的最大败绩，以121-411的席位比输给了工党，终结了其长达14年的连续执政。

在日本和南非，执政党自民党和非国大都在议会选举中失去了多数席位，分别终结了自二战和自种族隔离废除以来议会第一大党地位；而在印度，莫迪领导下的人民党虽然连续三届胜选，但却不得不为保证支持率而与其他党派联合组阁。在法国，虽然议会选举以左翼政党联盟获胜而告终，但玛丽亚·勒庞率领的右翼政党联盟仍然比两年前多获得了54个席位，而总统马克龙的复兴党所在的中间派联盟的席位则从245个缩水为163个。在德国，虽然议会选举要到2025年上半年才能举行，但是右翼德国选择党的总理候选人爱丽丝·魏德尔已经因她直言不讳的风格而成为各路媒体的焦点。

美国选民制作支持著名歌手泰勒·斯威夫特竞选总统的标语

渴望改变

为什么各个大国和主要经济体的执政党在今年纷纷遭遇滑铁卢？作为各国选民们最关心的问题，经济与民生自然成为了焦点。在拜登执政期间，美国各项宏观经济数据实现上升：较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2.6%，失业率跌至4%，白宫将其描述为一再超出预期“历史上强劲的扩张”。然而，美国民众并没有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反而在生活中时刻面临着高昂的物价和房价的挑战。在2022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一度达到了40年来最高的9.1%，鸡蛋和汽油价格纷纷上涨超过30%，而美国人的平均工资增长率则不足5%。向好的宏观经济数据和不断攀升的生活成本之间的对比促使美国民众，特别是依赖工资生活的中下层劳动者寻求改变。皮尤中心的美国大选民调显示，约有81%的选民将经济问题视为影响投票的首要因素，这一占比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达到了93%。

拜登执政下的美国通货膨胀指数

在其他国家，执政党在解决公共赤字和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无力成为了在野党攻击的目标。2008年的次贷危机沉重地打击了以金融业为基础的英国经济，历届保守党政府试图以削减公共开支、脱欧、增加对富人的税收等措施将英国拉出泥潭，但却造成了对外贸易缩水、资本市场震荡以及疫情期间公共卫生资源严重不足等等问题。生活成本的不断上升使民众不堪重负，而以“改变（change）”为竞选口号的工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赢得了选民的支持。同样的，作为西欧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葡萄牙民众也渴望改变，而前任总理安东尼奥·科斯塔的贪污案则成为了推动改变的导火索。正如右翼领导人安德烈·文图拉所说：“50年来，葡萄牙人一直把票投给同一个政党，没有任何改变”。在法国，勒庞更是公开抨击马克龙政府“摧毁了法国财政并欺骗了法国人”。

“5%涨薪” vs “8%通货膨胀率”

对现行体制的失望促使各国选民寻求改变。如果说八年前，当特朗普第一次胜选时这种改变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的话，那么到今年，我们已经可以清晰的看到，这种对改变的渴望已经成为了全球政治的主旋律。从更深的层面说，这种改变不止希望改变一个政府、一届议会或是一个国家，它更希望改变的是自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间建立起的、在冷战结束后扩展到全球的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自由国际秩序

笼统地说，自由国际秩序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特点。其一是经济自由化，即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二战后，美国对欧洲发起“马歇尔计划”，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帮助西欧各国建立起自由市场体系，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促进重建，而美国则通过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国际市场提供稳定性。在这一阶段，国家高度参与市场经济，通过建立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体制、兴建基础设施以及宏观调控减轻自由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应对这一体系出现各种问题（例如“滞涨”），以里根政府领导下的美国和撒切尔政府领导下的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减少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并大规模推进私有化和国际金融贸易的自由化，克服困难的同时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马歇尔计划：拿着我的钱，闭嘴！”

其二是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价值观。这一方面是西方政治传统的延续，即认为“天赋人权”、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对导致二战的纳粹极权主义和冷战期间苏联意识形态的回应。其三是国际规则与制度，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广义上的国际法体系等等。这些制度和组织旨在促进自由贸易、增加资本流通、维护民主与人权、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并实现对诸如环境、公共卫生、粮食安全等共同问题的治理，因此与其他两个方面互相交融。

自由国际秩序运行的基础是一种“默许共识”。不论是在二战后还是冷战后，不论是在市场经济还是民主制度方面，自由国际秩序都是由西方精英阶层建立起来的秩序。在五十年代，一项由知名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Gallup）进行的调查显示，大多数西方民众在回答关于当时新建立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问题时表示“不清楚”或“没有意见”。自二战结束以来，大多数西方普通民众专注于日常生活和工作。他们希望通过劳动获取报酬以购买商品并且获得教育、医疗、福利等社会服务。此时，西方国家由于工业革命和过去数百年的殖民扩张，已经累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高新技术，基于西方国家利益考量建立起来的自由国际秩序自然为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因此，只要政治精英在秩序的限度中行动，民众往往会给予一定的“默许”——他们更关心哪一群精英能够利用现行制度来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不是质疑和反对这个秩序本身。

“银行被保释，而我们被出卖”

被精英抛弃的民众

西方民众与政治精英之间的“默许共识”在过去二十年中被逐渐打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自由市场的弊端。不受监管的资本流通造成虚假泡沫的堆积，雷曼兄弟的破产引发了灾难性的连锁反应。资金链断裂导致大量公司破产，造成产业链断裂和失业；股市崩盘导致许多民众血本无归；多国货币的贬值导致人们的生活成本直线上升……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国家选择使用国库资金救市，这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大银行和资本家的放任式扩张造成灾难，最后却需要使用民众的税收来解决危机。无论如何，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使西方民众开始质疑现有制度，并萌生了对资本主义政治精英的不信任感。

其二，对西方民众来说，自由国际秩序所带来的繁荣伴随着一种地位认可。在经济向好时期，向上的阶级流动性相对较强，人们可以依靠努力实现阶级跃升，民主制度的运行更是使得不少西方民众相信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是本国甚至国际社会的主导群体。然而，08年以后，经济下滑导致阶级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狭窄，普通民众，特别是中低产阶级越来越感觉自己无法像以前一样通过勤劳和奋斗获得优越的生活，包括“棱镜门”、希拉里“通俄门”和“萝莉岛”事件在内的各种丑闻加剧了他们与政治精英之间的疏离感。更重要的是，伴随着2020年佛洛依德事件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以及声势日益浩大的性少数群体权利运动，少数族裔和群体的价值观逐渐成为政治主流，这使得原本自认为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白人群体感受到了威胁。此外，除了资本和贸易的全球化，自由国际秩序还带来了劳动力的全球化，大量非西方移民开始涌入西方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民粹主义者经常提出移民挤占了西方社会的就业岗位和社会服务资源，但是这一点仍然缺乏强力的数据支撑。移民以及少数族裔和群体的价值观对西方白人群体的威胁更多是社会地位上的，而不是一种简单的经济威胁。

“有两种性别：男性和女性，相信科学！”

最后，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功从侧面印证了西式的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并非实现繁荣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西方左翼群体通常站在民主和人权的立场上指责这些非西方国家，但是随着民主和人权的建制派价值观被质疑，这种论调逐渐无法使西方民众信服。与左翼不同，右翼势力对此的论调通常是这些国家利用了不公平的国际制度，通过攫取本应属于本国人民的利益实现发展。例如，特朗普在第一届任期内多次指责中国滥用世界贸易规则，抨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损害美国的发展利益，甚至在疫情期间指责世卫组织偏袒中国。这一话语显然更贴近西方中下层民众的立场，因为西方民众越来越认为自己被政治精英所抛弃，因此也逐渐将各类国际组织和机构视为由政治精英主导的官僚组织。例如，鼓吹德国“脱欧”的右翼领袖魏德尔多次抨击欧盟是一个摧毁了德国经济的官僚机构。

结语

各国选民对“改变”的渴求和近年来不断加速的“右转”趋势，实际上是西方民众对于由西方政治精英建立起来并延续了七十多年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反抗。那些曾经被自由市场、民主政治和国际制度所迎合的群体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主导群体地位受到威胁、感觉到自己被政治精英所背叛和抛弃。在这种背景下，右翼的本土主义和反国际主义的政治纲领得到了大规模支持，他们通过宣称代表“真正的人民”来构建民粹主义这一可行的机制，将占西方人口大多数的白人群体的焦虑和不满动员成一种积极的社会认同，从而获得政治权力。如果说在2016年，这种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为代表的“反抗”出乎了大多数人的意料，那么到2024年，我们或许可以说这种“反抗”已经成为了世界政治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