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夫子庙景区孔子塑像（新华社图）
2024年10月9日《文汇报 笔会》刊出陈军先生《宰予之言》，11月8日又刊出张金国先生《宰予之言续谈》、白子超先生《关于“子生三年……”》。陈、张二文读下来大意是：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他对弟子宰予“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但最终还是予以了“宽容”（陈文），他骂宰予本意是“教之”“护之”（张文）。白先生认为孔子“没有气急败坏地骂人”，指陈文“对孔子的话有所误读，从而在事实上贬低了孔子”。张先生主张，应将《公冶长第五》“宰予昼寝”章中“子曰：始吾于人也”几句，移至《阳货第十七》“宰我问三年之丧”章之后，这样“再读之，夫子‘观其行’则非是责宰我，实乃护之”。
这涉及对《论语》怎么读、怎么看和怎么用的问题。先说怎么读。《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既非夫子亲著，亦非出一人之手，各篇章之间，并无逻辑或时间先后次序。最明显的例子是，《为政第二》有“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若以为《论语》篇章有严格时间先后次序，则此书十之八九都是孔子最后三年的言行，这显然不对。读《论语》，能融会贯通最好，做不到只好依次去读。张文指出，陈先生以《公冶长第五》“宰予昼寝”为“宰予有言之先”的“身体造型”是“一时失察”，因为《八佾第三》“已有宰我”，这是对的。但欲将“始吾于人也”几句往后移，说已有前人怀疑这几句“非一日之言”，但并未提供任何文献依据，凭空挪移，恐难成立。“加字解经”已为先贤所讥，而况“移言解经”乎？
《论语》成书既久，历来注疏汗牛充栋，但其中争议仍然不少。仅就有关宰我的五章来看，“哀公问社”章“曰：使民战栗”是哀公之言还是宰我之言？“宰予昼寝”是说宰予白天睡大觉（晝寝）还是对卧室进行豪华装修（畫寝）？“井有仁焉”是说“井里有仁”还是说“有人落井”？“从我于陈蔡者”是说后列十人吗？“四科”“十哲”是夫子品评还是后人论列？对这些问题，既有主流意见，历来也不乏“新解”。对《论语》，若要做研究、写文章，最好多了解这些意见，立论时要说明：这是“作”自己一家之言，还是“述”前人已有之论。自汉至清，《论语》被读得太细、嚼得太烂了，其中不乏通儒大家，《论语》文本还有什么“密码”没被前人解开，可能性极小。
张文说“哀公问社”章孔子的“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三句，“此非夫子责宰我，实乃教之。夫子爱周礼，宰我未为之隐”，此论似发前人所未发。据程树德先生《论语集释》，对于“使民战栗”，“集解”说“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为之说，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战栗”；“集注”说“宰我……岂以古者戮人于社，故附会其说与”；至于孔子“成事”云云，普遍认为是“非宰我”，因其“启时君杀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复救，故历言此以深责之，欲使谨其后也”；另有“别解”，认为“使民战栗”是哀公之言，说“哀公心存残忍，以栗为使民战栗。宰我闻之而不复辩，是以责之……”。春秋之世，礼崩乐坏，大夫专权，“陪臣执国命”，哀公似有以杀伐重树威权而“使民战栗”之意，此为孔子所深忧。但宰我话已出口、覆水难收，也只能“不说、不谏、不咎”了。说“夫子爱周礼，宰我未为之隐”，不知何据，意亦难解；说“非责乃教”，“深责之欲使谨其后”，这正是“教”，但毕竟还是“责”了的。
张先生要将“始吾于人也”几句，挪到“三年之丧”章之后。意思是，此时夫子已观宰我之行，知他虽主期年之丧、“安”于食稻衣锦，其实只是“强辩”，实际并非“有此等不孝”，否则“安能位列十哲、安居言语第一”。这好像说宰我是“刀子嘴、豆腐心”，言不逊而行无伤。如此一挪，“听其言而观其行”的意思就反转过来，“非责宰我，实乃护之”了。若依此说，是不是也可视那几句为夫子“自我批评”呢？之前只听其言而未观其行，冤枉了宰我，如今观其行而知其人。然观其行恐有未尽处，安知此人不是白天睡觉而晚上苦读呢？是否应将“朽木粪土”一并删除或挪到别人名下呢？是否还可再进一步，将《先进》“十哲”条挪到“听言观行”新位置之后：经过长时间深入考察，才最终让宰我“位列十哲，安居言语第一”；“言语第一”亦恐未当，应入“德行第一”——类似想法前人早有，有疑“始吾于人也”几句为衍文或“非一日之言”，有谓宰我昼寝和主期年之丧，都是有意树立反面典型，诱使夫子出言立论以教育其他弟子——这些，虽源于忠爱先哲，但实在是有些一厢情愿了。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宰我，其中“三年之丧”和“昼寝”事与《论语》同，“问五帝之德”不见于《论语》，最后说他“为临淄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不过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已辩其误。综括《论语》旧注并参考杨伯峻、钱穆诸先生的意见，可以对宰我其人有个基本的印象。他入“十哲”“言语”门，有些牙尖嘴利，《史记》说他“利口辩辞”，大概是个喜欢“强辩”甚而钻牛角尖的人。孔子似不喜欢这样的人。《先进》篇“子路使子羔为费宰”章，子路辩了几句，孔子就说：所以我讨厌强嘴利舌的人（是故恶夫佞者）。《雍也》篇里，宰我问：“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孔子向他讲了一番道理，具体可参陈文。孔子固然说过“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之类的话，但宰我之问就属于走极端、钻牛角尖，难怪夫子不高兴。他质疑三年之丧，夫子问他居丧吃细米、穿锦绣能安心吗，他居然痛快地回答“安”。孔子说“汝安则为之”，以及等他出去后说的那几句，是带有一定情绪的：同样有“三年之爱”的你居然说“安”，我拿没良心的人能怎么办呢！至于“听言观行”，张文说“昼寝一事，与言、行何干”，“昼寝”不正是“行”吗？至于“言”，我们不知道宰我此前说过什么，说不定他平日夸夸其谈“一寸光阴一寸金”，而如今却白天睡大觉，夫子一时生气说了那几句。“他人有心，予揣度之”，“揣”虽不免于“妄”，但总好过把那几句换地方、变意思。
陈先生说孔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宽待”宰我，本人没看出来，不好说，但愿如此。感觉陈、张二先生的文章，都认为孔子很“伟大”，即使骂人也该别有深意，故也像许多古人一样想替“圣人”转圜。孔子当然是伟大的教育家，他的“学而时习”“温故知新”“有教无类”“自行束脩”“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举一反三”等，足以使他配得上那个称号。但再伟大的教育家也容有偶尔不痛快、闹情绪，他骂宰我朽木粪土大可理解为冲口之言。挨批的也并非宰我一个，“小人樊须”“野哉由也”皆是，有的是当面骂，有的是背后贬。其实骂人还不是最厉害的，冉有替季氏聚敛，他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直要把他开除师门、群起而攻了；他以朋友原壤坐得不规范（夷俟）这个由头，骂的那几句相当于说对方白活了，“老而不死，是为贼”，不仅动口，还动了手，“以杖叩其胫”。孔子在“三年之丧”章说宰我的那几句算不算“气急败坏地骂人”，这或可斟酌，但笔者认为，即使他“气急败坏”了，也丝毫不妨碍他成为伟大的教育家，全不必后人曲为回护。孔子不是那么容易被“贬低”的，和很多伟大人物一样，他的“烦恼”，或许恰恰是经常被出于各种目的的“拔高”。
这就涉及对孔子和《论语》怎么看、怎么用的问题了。孔子是智者、仁者，是中国乃至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但他毕竟不是一个神。《论语》早已成“经”，是中华传统文化宝典，但毕竟成书在两千多年前，既不必句句都“对”，更不必句句都有现实意义。《论语》真正的生命力，是它的很多话已作为成语，与诗书礼易春秋很多话一样，为“百姓日用而不知”，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仅就本文所涉，“听其言而观其行”“朽木不可雕”“既往不咎”皆如此。他的很多话已脱离《论语》语境而独立存在，比如，如今“言必信，行必果”算得上最高的言行标准了，但在孔子那里这原本只是“士”的一个一降再降的较低标准，仅好过“今之从政者”之“斗筲之人”而已（见《子路》）。今天我们用这些话全不必说“孔子曰”，自可灵活运用、“抽象继承”。但是，如果我们想“解”《论语》，最好还是参酌众说、小心为妙：把“子生三年”那几句解为骂宰予是畜牲，白先生说“白某人接受不了”，杨某人亦然。
必须声明，陈先生文章总体特别是引周予同先生的话，“要把孔夫子看作是教书先生”，以及后半谈教育的内容，本人是极其赞成的。
作者：杨立杰
文：杨立杰编辑：钱雨彤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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