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长城曾经长期作为北方重要的军事防御工事，将农耕区与游牧区分隔开来。明政府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曾投入大量资源修缮加固长城，使其军事防御功能发挥到极致。然而，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潮流下，长城关口商贸从这一时期开始迅速发展，逐渐成为中国北方地区商业发展中典型的“民族贸易”构成，并推动长城进一步转变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物质文化交流的通道。
贸易形式：从贡市贸易到官民互市
明清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决定了长城的主要功能。双方关系的发展变化使长城关口贸易及其形式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
明朝初年，明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关系紧张，战争冲突频发，物质交流主要依托统治阶层间的朝贡活动。获准进京的蒙古使臣可携带一定数量的土产、马匹等前往北京上贡或贸易；未被批准入京的随行商队等则在长城关口按明廷规定的商品种类和数量与内地贸易。这种“贡市贸易”极不稳定，政治、军事冲突等因素导致其数次中断。明中期，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希望恢复与明朝的“贡市”并扩大交易规模，却被明廷拒绝，于是发动大规模战争以迫使明廷开放边境互市。在军事压力下，明政府勉强答应“通贡互市”，但将交易地点限制在大同等少数重兵屯守的长城关口。
明穆宗时期，双方达成隆庆和议，明廷开放长城沿线十一处关口军镇作为明蒙互市场所。由于官市开放频率低，对交易时间、地点和商品数量种类等也有严格限制，“互市钱粮有限”，难以满足贸易需求，因此长城沿线很快发展出四方商贩自相贸易的“民市”，每月开放一次的“月市”和月内多次开放的“小市”。汉蒙经济交流的主要方式从贡市贸易转变为互市贸易，交易商品也从最初的以马、牛、羊等交易粮食，发展到以畜牧品换取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和小商品。
长城作为民族融合走廊、物质文化交流通道的功能在清代进一步增强。清朝初期与蒙古各部的关系尚不稳定，政府延续了明朝将互市限制在少数长城关口的做法。经过顺康雍乾四朝努力，蒙古诸部绥服，长城互市进一步开放，长城沿线的民族贸易和经济交往空前繁荣，不仅蒙部人民纷纷携带商货南下，北京、山西等地许多商号也源源北上。时人记载，清河门、九官台等地，“产杂粮、烟叶、羊皮、瓜子等货，蒙古客商贸易，随到随行，进口车辆，盈千累万。”张家口为茶叶市场枢纽，“货物辐凑，商贾云集，蒙古人之转移执事者，亦萃于斯。”多伦诺尔为牲畜市场枢纽，每年“自蒙古进口，以千万计”。
关口管理：从军事要塞到商业税关
与长城沿线民族贸易的发展相适应，明清长城关口的建筑和管理也发生阶段性转变。明代长城关口的互市贸易主要由明廷控制且始终具有较高的军事防御性。互市场所主要设置于军事驻防的关口、镇堡，“设藁街于边城，毋令入都市”，市场多与关城保持一定距离并且以高墙封围，“凡诸部互市，筑墙规市场，谓之市圈”，旁侧建有瞭望台、护城壕等防御设施，以保证市场安全。市场内的管理也颇为严格，从交易日期、入市人员、入市次序与期限，到商品种类数量及其核验方式等，明廷都有明确详细的规定。护送商旅的蒙古军队严禁入市，每到互市开放日期，明朝不仅会在市场内布置相当数量的军队来维持秩序，市场周边也会调集邻区驻防将兵，控扼道路要冲和重要军事据点。明政府通过这样一系列建筑设施、管理制度、人员调遣等方面的配置，尽可能保证长城关口互市的安全，防范蒙古军队借机侵扰。
清代长城关口的管理方式随着互市的发展而进一步向贸易口岸和税关转变。随着清廷与蒙古各部的统属关系渐趋稳定，互市日益繁荣，早期严格发放部票、印票等凭证限制蒙商人数和贸易物品的管理方式，以及长城关口复杂的核查手续不再适应新的形势。这些措施不仅容易滋生驻防官兵借机牟利、盘剥过客的弊端，在人货流量大的关口还可能导致“行旅壅滞”，内地商贩“畏难不前”，阻碍贸易活动。因此，清廷逐步放宽管理，不再对商贩、蒙古人等一一验票稽核。与此同时，互市征税进一步规范化。明代长城关口互市多有“关吏得税其物，以充抚赏”的情况。清政府在位于交通要道、人货通行量大的山海关、杀虎口、张家口、居庸关等地设置税关并根据贸易量规定每年的征税额度。顺康时期，张家口税额为白银一万两，杀虎口为一万三千两，居庸关三千两，山海关二万五千两。清后期，张家口税额增至白银六万余两，杀虎口则增至三万余两。税额的提高反映出互市贸易额的增长。
长城关口的民族贸易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明清长城关口贸易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明清长城位于半湿润区与半干旱区的过渡地带，其以北地区以游牧为主，以南地区则以定居农业为主。农牧两种经济方式的互补性使得分别以两种经济方式生活的人群之间天然存在交换物产的倾向。边外游牧民族需要内地的绸缎、布匹、纸张、药材、茶叶、瓷器等，其贩售的马、牛、羊等牲畜和各种毛皮等也颇受内地市场欢迎。明清时期，随着汉、蒙、满、回等民族的交流往来日益深化，各方经济不断进步，这种互通有无的倾向愈发增强，贸易规模也不断扩大，成为明清长城关口贸易发展的重要源动力之一。
明清长城关口贸易的繁荣又推动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化。长城东西纵横千里，串联东北、华北以至西北。经过明清两代的发育，至清中叶，长城沿线已成为蒙、甘、青、回、藏诸地区民族贸易枢纽。东部的山海关是关内与东北各民族乃至朝鲜贸易的重要枢纽。其以西的张家口、古北口、杀虎口、归化城等处既是蒙古诸部进京的必经之路，也是满、蒙、汉互市交易历史最久、最主要的关口。张家口在明代就是汉蒙互市场所。清初规定蒙古喀尔喀部在张家口、古北口贸易，厄鲁特部于张家口、归化城贸易。鄂尔多斯部最初的指定贸易点在横城，康熙年间为便利蒙古诸部就近贸易，鄂尔多斯部改于定边、花马池、平罗城等处互市，其盐茶交易则在河保营。更西部的肃州市场随准噶尔部与内地的贸易逐渐发展起来，青海等处部落则在西宁进行贸易。
在蒙古各部落前往长城关口与内地进行贸易的同时，山陕等地百姓持续数百年的“走西口”也反向将农业引入草原，大量农具、日用品等随之经由归化城、杀虎口销往漠南蒙古地区。至晚清民国时期，许多基于长城关口民族贸易成长起来的大商号，如锦泰亨、大盛魁、通和号、隆兴和等，已经在北京、张家口、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之间建立了稳定的贸易网络。通过大量货物和人员的长距离流动，长城关口贸易对长城内外农业、畜牧业和商品经济的联结与转化发挥了积极作用，加强了北部边疆与内地的联系，也促使长城南北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向纵深发展。
长城关口虽然以军事防御目的而建，但和平友好的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却逐渐成为主流。明清时期长城关口从北方军事要塞到多民族商贸通衢的转变，生动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一个侧面，亦是这一历史大势的必然结果。明清长城关口贸易深刻影响了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物质文化交流，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袁钰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