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种以“防疲劳”为追求的规则，如果缺乏“想象的保护者”的支持和接受，久而久之很容易流于形式，陷入一种深度的、形式主义化的政策疲劳。毕竟，“防疲劳机制”不是为了让舆论满意，不是做给公众看的公益景观，不能满足外人一种善良想象，而是保障骑手的最大利益。既然骑手是中心，那么必须以“骑手能获得的利益”为中心，不要过度干预“时间自由、有劳有得、多劳多得”这种灵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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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警惕，每一种“都是为了你好”的表达，可能都包含着某种自我感动，人们很容易把这种“自我感动”变成一种理直气壮的强制。但因为只是“为了你好”，主体缺席，缺乏对那个“主体诉求”的尊重，善意会受到某种抵触。当下针对骑手的“防疲劳机制”，也陷入了这种“都是为了你好”的自我感动陷阱。“防疲劳”不是想当然地让骑手休息，它远比想象复杂很多，需要在尊重骑手多元诉求中调剂那些相互冲突的要求。
12月20日，美团官微公布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四省市“防疲劳试点”数据和收到的骑手真实反馈。本轮四省市试点，骑手跑单超8小时会收到提醒、跑单超12小时将强制下线休息。触发休息条款的骑手仅占0.18%，骑手日均跑单时长为5-6小时。社交媒体上，大部分骑手认为强制休息的规则使订单和权益分配更公平。但也有骑手进线客服反对，“我有劲没地方使！想跑单跑不了！”“要你们关心时长干嘛？”有骑手称，被防疲劳下线后，气得一晚没睡。
很显然，“防疲劳机制”的规则初衷是非常善意的，为了保障骑手的休息与安全，避免生活压力下的过度劳动、过劳跑单。以往某些极端悲剧的教训是，个体可能容易陷入一种“过劳无意识”，社会需要有意识去保护他们的权益，这是一种文明。这种机制也是过去若干年在全国不同区域试点基础上逐渐探索升级而来，试点效果也可以看到，不影响绝大部分骑手正常跑单。但这个数字之外的“少部分”呢？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少部分”可能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对具体受到影响的骑手来说，那种影响是直接和直观的，跑着跑着就被强制下线，一种“劳动权利受到干预”的极度不爽感。
你看，你可能对“防疲劳”充满自我感动，但有被防疲劳下线的骑手，气得一晚没睡。这提醒我们，在“防疲劳”问题上千万不能自以为是，不是“我让你休息是为了你好”“疲劳是在透支你身体”这么简单。任何一项政策的善意，都不能是单向的善，应该在充分尊重主体的协商、博弈、试错、互动过程中去实现一种双向的善，被主体感受到、有直接的获得感、并接受的善。
看过一个段子，某年购物狂欢节之后，一个刚在网上买了一大堆东西的人充满同情地说：新闻报道说一个快递小哥太劳累而猝死了，好可怜啊。家人望着TA一眼幽幽地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段子只是段子，却让人们看到了一个问题的复杂，不是“同情心泛滥”那么简单，一件事可能纠缠着很多利益相互冲突的多元主体，即使是一个主体，身上也纠缠着很多互相冲突的诉求。对于一个旁观者可以想当然地认为，疲劳了可以休息啊，你不休息，那就强制你休息。可是，疲劳是一种因人而异的身体体验，是身体疲劳还是精神疲劳，谁来裁决一个人“疲劳到了必须强制休息的紧急程度”？当一个人的生活压力带来的“精神焦虑抑郁”与“可能的身体疲劳”产生冲突的时候，谁来裁决是选择焦虑还是接受疲劳？
有一种疲劳叫“别人觉得你疲劳了”。从“为了你好”的角度看，可以找到“不能疲劳”“不能透支”“必须赶紧停下工作”的一万个理由，身体垮了，一切都没了，不能拼命，必须要有长远、可持续的工作考虑。可是，判断的边界在哪里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身体状况，不同的职业又有着不同的强度节奏。比如从工作特性来看，外卖骑手的工作时长和状态，本身和送餐市场“波峰波谷”的特征相关，用餐时忙碌程度更高，而非餐时相对闲暇，呈现出“短时高压”的特点。而且外卖骑手职业本身带有典型的零工经济特点，骑手的忙碌程度取决于劳动者的自主选择，也一定程度体现这份新职业“多劳多得”的公平性和吸引力。套用传统工种八小时工作制的“防疲劳机制”安排，是不是破坏了这份工作本身的灵活性和公平性？
公共政策的治理逻辑，仅仅“善意”绝对不够，它必须具有兼容性，能够调剂多元利益主体间、主体多元诉求间的相互冲突，兼顾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和“灵活性”特征，还要兼顾兜底保障。在探索此类规则时，不能“唯风险论”，只看到外卖骑手忙碌的风险，而忽视他们灵活就业和“多劳多得”的诉求。这也是为什么涉及成年人利益判断时，会尽可能避免“强制”的重要原因，每个人是自我利益的最优裁决者（未成年人需要强制防沉迷，而成年人应避免）。“防疲劳”的善意很重要，但“重权利”的边界感更重要，权利优先于“自我感动的道德感”。
一种以“防疲劳”为追求的规则，如果缺乏“想象的保护者”的支持和接受，久而久之很容易流于形式，陷入一种深度的、形式主义化的政策疲劳。
毕竟，“防疲劳机制”不是为了让舆论满意，不是做给公众看的公益景观，不能满足外人一种善良想象，而是保障骑手的最大利益。既然骑手是中心，那么必须以“骑手能获得的利益”为中心，不要过度干预“时间自由、有劳有得、多劳多得”这种灵活生态。从实际行动来看，外卖平台已经通过恳谈会、实际调研等多种形式，收集了解一线声音，并邀请骑手代表、高校学者等多方参与讨论，努力去优化规则，在“政策协商”上开了个好头。这再一次提醒规则的制定者，看似简单的几条规则，背后牵涉到数百万新就业群体的利益，在从试点探索到全面推广上一定要更加科学、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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