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〇一代：在流动的现代性中，只有直面自我，才能找到意义

为什么“阿勒泰的李娟”突然爆火？

为什么“连结新与旧的《北鸢》”让我们重新给那个年代加上滤镜？

为什么“以房为基的《心居》”引起众多读者、观众的共鸣？

评论家岳雯新作《创造自我》当中，选取了10位七〇后作家，细读他们的代表作品，找到属于他们的时代语境和意识锚点。

她认为，七十年代生人乃至八十年代生人在小说中塑造的“叙事个人”，是这一代写作者的文本标识。他们通过这些被创造出来的“个人”，使得小说闪烁着个性的光芒。

★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李娟、鲁敏、金仁顺、黄咏梅、石一枫、李宏伟、葛亮、滕肖澜、闻人悦阅、路内这些逐渐走上历史舞台的七〇一代，他们走出五〇年代、六〇年代的“大时代”，越来越多的作品进入被讨论的范畴，他们开始让“个人”不断地“换新颜”，以“叙事个人”的力量不断创造自我。

★ 在充满流动性的现代社会中，“自我”已经成为全球化、都市化在个人身上的投影，进而衍生为一个哲学命题。如何理解复杂的自我？七〇一代作家们用不同的“隐含作者”身份搭建桥梁，理解自我、表达自我、创造自我，建造起新的文学世界，获得某种程度的表达自由。

★ 《创造自我》是一本帮助我们走近七〇一代作家“文学自我”的密码本，从这本书，我们走近他们的写作；从这本书，我们得以观照当下、发现自我。

文/岳雯

所谓“经验”，并不单指写作者实际经历过的具体事情，其范围要广阔得多，还包括一个人的记忆与情感、想象与创造、阅读与思考，这些统统构成“经验”的一部分。王安忆反复强调的“实感经验”，就是这个意思。于是，从个人成长记忆出发，叙写少年往事，就成为许多七十年代生人的选择。路内的几乎所有长篇小说，徐则臣的“花街”系列都可划归此类。坦白说，初次读到路内的处女作《少年巴比伦》，除了惊喜还有惊艳。九十年代工厂生活的单调、贫乏，成长中的躁动、困惑和对那么一点点理想之光的追求都在70后青年路小路对他的女友“80后”张小尹的讲述中熠熠生辉。回望总是带着些许伤感，这伤感混杂着诗意，完成了七十年代生人对少年记忆的塑形。路内大概也能想到，或早或晚，七十年代生人的青春时光——九十年代将会在这一代人的反复讲述中逐渐远离。他努力地用所有文字祭奠一段已经逝去的时光，所以就有了后来的《追随她的温暖旅程》《云中人》《花街往事》。就文学品质而言，当然也不差，只是当初打动我的那点滋味却仿佛蒸发了一样消失了。这倒不难理解。刚开始创作生涯的写作者往往会动用自己最熟悉、最有感觉的生活经验，因其醇厚，也很可能给阅读主体提供深层的安慰和感动。然而，经历总是有限的。倘若仅仅局限于经历本身，进入了审美领域的经验也会在不断重复中失去本雅明所说的“灵晕”而沦为庸常。徐则臣也是如此。徐则臣为人们所称道的大体是“京漂”系列而不是更为贴近少年记忆的故乡系列，这大概是因为“京漂”系列为当下文学提供了新的元素而故乡系列给人感觉过于熟稔了吧。在故乡系列里回荡着南方作家大致相同的生活经验，连文字感觉都那么像，这也一再证明了在旧辙中踏出新路是多么难。这不是路内、徐则臣个人的问题，而是七十年代生人所共同面临的难题。

既然个人的感性经验不足以完全依傍，有写作者选择了在想象的原野大踏步迈进，无中生有，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空中楼阁。鲁敏可算是一例。她的“东坝”系列温柔敦厚，洋溢着现代风险社会已然失落的善与温情。同魏微一样，乡土成为七十年代生人魂魄的归处。“这几年，可能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回乡让我魂魄有动，我对乡土的传统情怀越来越珍重了，那来自苏北平原的贫瘠、圆通、谦卑、悲悯，那么弱小又那么宽大，如影随形，让我无法摆脱……每念及此，似有所悟。”这些“具有传统风味的小说，寄托了我心目中‘温柔敦厚’的乡土情怀。”“那片沉默寡言的土地上，有着狡黠、认命亦不乏趣味的人们，有着静海深流的情感与故事，有小谎言，小感伤，小爱情以及小小而珍贵的‘善’。”鲁敏如是说。一个“小”字大抵击中了七十年代生人的关节之处。“大时代”是属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生人的，革命、历史、社会等诸多宏大的命题在他们那里缭绕不去，必得通过字字句句以赋形，以寓言，以思考。历史感是个势利的家伙，他不肯轻易地放没有经过“大事件”烙印、没有切肤之痛的七十年代生人进来，他们只能在人情人性、世道人心之类的命题上做文章。人类最幽深、最复杂也是最缠绕的情感问题自然成了他们大显身手的领域。鲁敏被频频提及的一篇小说《逝者的恩泽》，就是绝佳的例子。简单地说，这篇小说讲的是同一个男人的两个女人情同姐妹的故事。在这里，道德的疑难被爱和善一一击破，本该是两个女人的战争演变成了和睦一家亲，似乎人性深处的嫉妒、怀疑、憎恨都在东坝这个地方化为了乌有，男人的缺席却如小说题目所说成了一种“恩泽”。鲁敏回避了她们为何能如此，只是用力描述如此这般的美好，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论者所说的“对善与温情的一厢情愿的表现”。无独有偶，魏微也有一篇“同题作文”，叫《姊妹》。与鲁敏不同的是，魏微并不回避“妻”和“妾”之间可能存在的龃龉，甚至花了相当篇幅描述女性之间战争的惨烈。尽管如此，魏微与鲁敏也殊途同归，就像红嫂和青青接纳了古丽一样，在三爷死后，温姓三娘和黄姓三娘在彼此身上认出了自身，达成了和解。为什么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们热衷于这一类故事呢？一种解读可从不证自明的女性主义立场入手，她们在文本中放逐男性，以求得女性自身的觉悟。不过，我猜作家本人恐怕更愿意从“温暖”叙事来读解。顺承八十年代的文学观念，既然要将自我从一切宏大叙事中摆脱出来，那么，与社会关系无关的私人生活变成了表现对象；既然文学要“纯之又纯”，那么，爱与善是疗治一切现代病的良方。同为七十年代生人的写作者李修文真诚的反思颇能验证这一点。他说：“在当时，我竭力想要摆脱‘精神’对我的束缚，竭力想要从‘个人’走向‘群众’，在此观念作用下，我认为古典叙事的传统应当在此一时代复活，应当重视的，不是‘精神’，而应当是中国式的‘人情世故’，尤其是，在一个道德崩坏初露端倪的年代里，发现爱，相信爱，其实就是发现和相信生命力，它是我们手足无措之时最能依仗的武器，也是我作为写作者试图在时代生活里喊出的些微妄念……”这大概能代表七十年代生人的一种信念。初衷如此，抵达的结果却并不尽如想象。对于盛行一时的“温暖”叙事，评论界显然有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是为他们辩护，认为：“生于七十年代的作家之所以呈现出今天这样的风格是时代与世事使然，当一个社会将经济生活确定为中心，当一个社会将财富视为个人价值的标志，当一个社会前所未有地将个人的生活质量如此看重，将个人的日常生活作为生命的确证，对一切形而上的主义充满了理解与宽容，我们又怎么能要求文学按照另一个风气完全不同的时期的方式来进行？”将七十年代生人之所以如此归结于时代，强调日常生活对于个人的意义，也不无道理。但是，一批同样生于七十年代的批评家则对此作出了严厉的责备，认为他们落入了主流意识形态与消费主义合谋的陷阱，是“世故”的表现，不满足于他们在作品中卸载了社会意识，更不满足于作为知识分子的生于七十年代作家的退场。这似乎也没错。然而，无论是辩护者还是挑战者，持守的都是二元论的思路，即个人性与公共性非此即彼，执着于“经验个人”的书写，势必会丧失公共性。文学的情势果真如此简单吗？恐怕未见得。我以为，个人性话语与公共性话语是缠绕在一起的，它不取决于选择什么题材，也不取决于作家的姿态，重要的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书写个人生活。

不得不承认，“经验个人”的确立为小说带来新的元素：它使小说更贴近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它对人性人情的开掘超出以往；它涌动的细节之流使小说真正成其为“小”……然而读得多了，也会生出倦怠之心。这些“经验个人”的面貌太相似了，话又说回来，在格式化生活的细细雕琢下，哪来那么多独异的个体呢？郜元宝先生的批评可谓切中肯綮。他说：“一切都委诸个人，衡诸个人，这是个人的确立，也是个人的膨胀：个人承受无法承受的原本需要集体和时代来承受的问题，结果不仅把问题缩小，甚至根本拒绝了问题。与此同时，如此承受着的个体也将自身的真实性扭曲了，他们轻易地就成为解释一切理解一切处理一切承受一切的先知式的虚幻骄傲的个体。在这样的个体面前，人们固然不再按意识形态硬性规范设计，而是照个体一时感触筹划，生活因此不再是寓言，而是真实的细节的河流，但这条河流容易失去堤坝，四处流泻，无所归依。”这担心不无道理，失去了思想的骨架的支撑，个人生活无法“照亮”，造就了一批大同小异的“经验个人”。

这也逐渐为七十年代生人所发见。还是李修文，在检讨了自己以往的写作后说：“一种小说范式在新时代里的局促与没落：在我们的古典叙事传统里，往往是从‘人情’开始，最终目标却只能完成‘世故’，它也在摆事实，讲道理，但它更像是一个集体发出的声音，并且早已有之，你的所谓发现，不过是变换了一种形式在宣讲尽人皆知的小常识，这便是古典叙事的致命痼疾——你首先就不能像奔流的河水般裹挟沿途的杂质，以此产生新的价值和意义，更遑论能以值得信任并且感同身受的事实进入今天人们的内心？”这个追问足够有力。如果我们抛开所谓的政教传统，站在接受美学的立场来考虑问题的话，那么，每一个写作者可能都得扪心自问，是不是所有的个人经验都可以进入审美？就算是，读者为什么需要对你的个人生活发生兴趣？

80后作家张悦然与70后作家葛亮有一个对话，谈到了关于小说“叙述”的问题，颇值得参考。张悦然强调现在需要一个有魅力的叙述者，因为“人们实在读了太多小说，他们现在已经不能接受你云淡风轻娓娓道来”，她认为“叙述者倒是可以跳出来，因为文本形式需要更灵活和自由。但是你要确保自己不讨厌，并且你有理由证明这些话和你的人物在一起，而不是脱离了他们”。相比之下，葛亮似乎更传统一些，他信任“故事”，倾向于“叙事者的声音，是对读者的某种体恤、引导，或者提示”。事实上，七十年代生人乃至八十年代生人在小说中塑造的“叙事个人”，越来越成为其文本的标识。

以不那么看重叙事者的葛亮为例，自觉不自觉地，“叙事个人”也已成为令人无法忽略的存在。小说集《七声》大多以人物命名，这也体现了葛亮的古典主义倾向。但是，请注意，在《七声》里恒常出现，屡屡吸引了我们注意的，不是那些让我们无限唏嘘的人物，而是毛果。毛果是谁？大概读者都会觉得有七八分像葛亮自己。换句话说，毛果是被葛亮叙述出来的“自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十分聪明的选择。一方面，毛果身上，显然包含了作家葛亮的许多生活体验，驾驭起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另一方面，作为观察视角，毛果的中规中矩的人生，又与小说主要人物构成对照，具有了某种差异感。换句话说，毛果就像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平淡的生活里饶有兴致地打量那些富于戏剧性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及至读到《安的故事》，我们才恍然大悟，毛果不仅是叙述者，他甚或就是这部小说集的主人公，其重要性甚至超过每篇小说的第一主人公。这个腼腆、安静的乖孩子，对他人怀着友善之心，在目睹形形色色故事的同时，也在完成自身的成长。他温婉体贴的叙述语调，迅速获取了我们的好感。作为读者的我们完全放弃了对故事客观性的要求，全然站在他的立场上，无条件同意他向我们讲述的一切。这就是“叙事个人”的力量。

徐则臣的“京漂”系列小说中也存在这样的叙事个人。虽然小说讲述的是那些活跃在天桥上的做假证、贩卖盗版光碟的人们，但是，读者绝不会忽略躲在所谓“底层”后面那个“我”。那个“我”和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是兄弟，虽然他往往脸色苍白，患有神经过敏症，有着小知识分子的气质。他是那么敏感、热情，我们正是在相信了他之后进而坚定地站在了边红旗们一边，反对警察、城管对他们的“围剿”。也是因为“我”的存在，我们才走进边红旗们的心灵深处，发现那一点属于理想主义的亮光。“我”才是那个控制故事节奏、情绪的那个人。这也是“叙事个人”的力量。

这是七十年代生人对小说的有力改写。大抵是因为在这个信息过剩的时代，无论多么惊奇的故事都无法再持久地占据读者的注意力了吧。唯有一个有魅力的叙述者，保证了和小说人物在一起，支配着读者对小说的接受，决定了叙事价值的走向。我预感，将有更多的“叙事个人”被创造出来，实现对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改写。

当然，若是将七十年代生人的个人性问题完全归结于创作者本身也是有问题的。讨论这一问题，必得回到这一代人的创作和阅读的起点，回到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八十年代中去。毫无疑问，“个人”话语肇始于此“黄金时代”。发出个人的声音，倡导回到日常生活，是冲出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重重包围的勇敢之举。此时的个人，尽管形单影只，尽管不乏稚嫩，但仍然是肩负着社会使命的个人，依然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尽管大部分七十年代生人将文学阅读的起点构造为西方现代主义的涌入及在其影响下的先锋派，但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八十年代精神的孩子，在写作观上承继了八十年代的教诲，那就是在逃离意识形态的道路上一往无前，以自我表达和自我追求为首义。这当然没什么不好。不过，贺照田提醒我们：“得以使八十年代观念与意识努力具有真实历史有效性的，首先在于有明确真实的政治、美学禁忌需要加以反对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关系，而这样一种依赖于特定历史关系的历史有效性必然置自己于一种悖论处境，就是反对努力成功的时刻，也是它自身借以获得历史有效性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被改变的开始。”这段话有些缠绕，简单说就是当意识形态的无物之阵消解之时，反叛的对象消失了，对自我的过分强调就因为失去了历史依凭而变得虚无。七十年代生人的文学创作或者说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正处于这样的危险之中。但无论如何，这一代人所创造出来的“个人”在小说文本里摇曳多姿，闪烁着个性的光芒。通过这些类型丰富、形态迥异的“个人”，我们走近了他们的写作；更重要的是，我们借以打量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