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丨《18、19世纪药材知识的跨文化传播：一部从中国出发的自然知识史》出版

本书从全球视角来看待18至19世纪中国药材知识在英国、朝鲜和日本的流转情况。作者强调对知识流转过程中发生的变化进行观察和分析，并引入“中心”和“边缘”的概念，在“多中心”的视角下把握知识的多样性和连接性。本书将“科学如何产生”的老问题调整为“自然知识如何变化”这一新问题，在全球视野下重新审视人类知识活动的历史。

安洙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获历史学博士，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史，侧重近代科学知识的跨文化传播和互动、20世纪东亚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互动。2018年赴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及华威大学访问。2021年获得了国际科学技术史与哲学联合会科学技术史司（IUHPST/DHST）优秀博士论文奖。202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

丛书总序

致谢

序一（何安娜）

序二（董少新）

第一章 科学史中的全球转向与“自然知识史”的构建

第一节 重新思考“全球科学史”的方法论

第二节 比较——全球科学史的一种方法

第三节 药材知识的背景文化和历史比较

第四节 如何深究中国药材知识的全球传播与科学互动

第二章 科学书信的全球化网络与中国标本、信息的收集问题

第一节 来华英国人的植物收集活动及其背景

第二节 植物的收集和运输

第三节 信息的收集和传递

小结

第三章 欧洲植物命名法的普遍化与中国药材的译名问题——药材市场的全球化及草药知识的转变

第一节 市场中众多异国药材及其名称上的混乱

第二节 对早期文献的重新阅读及药材名称的收集

第三节 植物命名的全球化及药材名称的翻译

小结

第四章 欧洲药材学的专业化与中国本草知识的理解问题——博物学、汉学、药材学及现代科学

第一节 英国科学家与中国本草书籍的相遇

第二节 英国科学家对《本草纲目》的翻译与挪用

第三节 药材知识的分科化与异国知识的地位

小结

第五章 朝鲜实学的发展与本草知识的本土化——以《林园经济志》对《本草纲目》的引用为中心

第一节 中国本草和博物知识在朝鲜的传播与重构

第二节 朝鲜后期的学术环境

第三节 《林园经济志》作为实学类书的特点

第四节 《林园经济志》中的知识分类及排布

第五节 徐有矩对《本草纲目》的选择性引用

小结

第六章 日本博物学的开端与本草知识的实体化——以日本对朝鲜药材的调查为中心

第一节 17、18世纪日本本草学的发展和实地药材调查的起源

第二节 动植物名称的判定与实物的对照

第三节 植物图像在药材调查中的作用

第四节 “纵向积累”和“横向交流”：东亚博物学的不同发展方向

小结

结论

第一节 自然的命名

第二节 自然知识的变化和科学的出现

第三节 科学：一场社交

第四节 想象一个自然知识的全球史

后记  

参考文献

若放眼19世纪英国的药材学史，丹尼尔·汉璧礼(Daniel Hanbury ,1825—1875)不可谓不引人注目。他专注于药学，在植物学方面也颇有建树，然而他的研究很难划分到当代的某个学科中去。他很少关注药物的化学成分或生理效应，因此他的研究或不能算作当代“药理学”,而应当称为“药材学”。具体来说，汉璧礼广泛考察各种用于医药或具有其他经济用途的天然材料(主要是植物),并关注其历史、贸易和使用。可见，汉璧礼的学术活动是跨学科的，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定义——如“本草学”“生药学(Pharmacognosy)”“医学植物学”或“经济植物学”。

汉璧礼对各种外来草药的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且在同时代科学家中享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却极少为目前的科学史研究所关注。实际上，汉璧礼通信交流及标本交换的范围极其广阔，他的研究素材取自世界的各个角落。例如，在1852年到1855年的三年间，他曾与二十多人交流并交换豆蔻的标本。最重要的是，他的这种研究兴趣很好地体现了大英帝国的商业影响力是如何在19世纪缓慢扩展到美洲、非洲和亚洲等地的。

近来的科学史研究显示，书信网络在植物的运输和收集以及知识的交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对欧洲近代科学的形成具有广泛的影响。欧洲各国的各种博物学网络，从近代早期便已成为知识创造的中枢部分，对欧洲作为知识生产的中心地位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随着博物学网络传递各种以前未知的植物标本和奇异事物，帝国在异域获取的大量藏品以植物标本的形式流入而累积在欧洲中心。该网络在19世纪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塑造和影响着现代科学各个领域内的具体方法论和规范。因此在重新审视19世纪英国植物学家的科学实践时，我们应该关注科学网络是如何为代药材研究做出贡献的。

汉璧礼研究本草，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商业眼光。此前的博物学家大多更注重纯粹的植物学，主要关注经济作物和观赏植物，而汉璧礼主要关注香料和药材，探索和开发具有商业潜力的天然材料——动物、植物和矿物。为了充分理解汉璧礼本草研究的基本性质，以及它在19世纪英国药学史中的意义，我们还须回顾他的家庭背景和人生轨迹。他的父亲丹尼尔·贝尔·汉璧礼(Daniel Bell Hanbury)和叔叔科内利斯·汉璧礼(Cormelius Hanbury)都是英国药学协会的创始成员。1841年，汉璧礼加入一家久负盛名的制药公司(Allen,Hanburys and Barry)并成为合伙人。这家公司正是他父亲和叔叔开创的家族企业，经营范围涉及医药品贸易、零售、配药和制造业。换言之，汉璧礼的职业生涯是从经营药材、香料贸易开始的。19世纪50年代，他的信件显示他对某些特殊药品产生了兴趣——例如来自印度的苦苏(Kousso)。他成功地将这些植物卖给了上海的传教士兼医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11—1896)。19世纪60年代末，他开始专注于学术事业，并在45岁时完全退出了商业活动。

因此，汉璧礼的学术兴趣多随那些“涌入伦敦市场的药材”及相关信息而动。这位科学家兼商人利用其广泛的人脉关系，获取了丰富的材料和信息。19世纪中期，处在欧洲核心城市的许多科学家都和汉璧礼类似，扮演了科学家与商人的双重角色。英国蓬勃发展的海上贸易、不断变化的制药行业(当时仍依赖于天然材料)与科学家对外国本草的研究活动存在密切联系，这一点可以由汉璧礼的信件和附件中的天然材料得到印证。

19世纪中叶，借胞弟托马斯·汉璧礼(Thomas Hanbury,1832—1907)之手，汉璧礼在不断变化的中国沿海政治和经济条件中把握住了机遇，考察了中国出产的多种药物。托马斯于1853年来到上海，此后的18年间一直活跃在标本收集和商业经营之间，向英国传送了大量信息和标本，以各种方式为兄长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托马斯自己并不专门从事植物学或药物研究，却是植物学和外来植物的狂热爱好者。1871年，托马斯离开上海并移居意大利，随后兴建了著名的意大利花园La Mortola。

鸦片战争以后英帝国在中国及更广阔的东亚地区的殖民扩张，使欧洲与动植物相关的部分博物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而此前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多呈现为零星的、短期的冒险或分散的植物调查。虽然中国并没有受到英国或其他欧洲列强的直接殖民支配，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无疑为热衷于中国自然奇观的英国博物学家提供了重要的机遇。随着港口和租借地在中国内地的迅速开放，博物学家收集标本和信息的网络不再由少数旅行者组成。那些来华的博物学家包括受雇于各种由英国主导的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传教士或商人，他们被允许从中国沿海越来越多的条约港口入境，进而展开活跃的科学活动。随着标本、信件等各类信息的传播和流通，这一独特的网络连接了各地的科学家，在19世纪的英国植物学和药学知识中持续发挥着核心作用，并使得欧洲对中国“植物奇观”的探索得以全面展开，迅速地对未知的中国自然界进行了祛魅。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产物进入汉璧礼的研究视野，更多的来华西方人参与到他的植物学通信网络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通过这样的植物学通信网络，汉璧礼结合文献和实地采集之所长，为该领域做出了实质性贡献。他在《林奈学会会报》及《皇家药学会会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了产自中国或在中国被广泛运用的药材与植物。这些文章日后被集结成册，定名为《论中国草药》(Notes on Chinese Materia Medica)。他的笔记本和书信生动地展现出这一“植物学通信网络”是如何被建立起来，并成为19世纪英国博物学家、植物学家和收藏家活动的坚实基础的。

在19世纪40年代后的三十年间，随着英帝国的不断扩张，那些被派遣到偏远殖民地的英国人逐渐加入到汉璧礼的通信网络，使得这张网络迅速扩张，涵盖了中国大部分沿海地区及东亚海域的邻国。英帝国又被称为非正式帝国，原因之一即在于地方立法的有效性。英帝国只对殖民地的政府体制、对外关系、贸易政策和公共土地管理这几个领域的事务的立法进行干预，其他事务均由殖民地自行处理。这使得被派往各殖民地的英国人多有政府职务在身，因此汉璧礼的植物收集网络主要由大量的业余植物学家组成。他们不是职业科学家，只是以植物学为爱好，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都在东印度公司工作。例如，奥克斯利(Oxley)是东印度公司在新加坡的外科医生，麦克莱兰德(Mac-Clelland)博士是其委员会的地质测量师。还有部分人员来自和帝国扩张相关的机构，包括中国海关、英国领事馆等外交机构、军事组织等。一些政府机关人员也卷入了这一科学通信网络。亨利·汉斯(Henry Hance,1827—1886)是政府官员，他在黄埔(Whampoa)担任英国副领事馆，在此之前曾在香港担任贸易总监。汉斯把业余时间都花在植物学研究上，经常与汉璧礼和许多其他伦敦植物学家联络。汉斯与汉璧礼保持非常频繁的来往，在汉璧礼的通讯员中最为突出。同时，汉璧礼还与商人，尤其是药商保持联系——他的胞弟托马斯就是一名商人,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罗伯特·亨特(Robert Hunter,1792—1848),他是一位居住在曼谷的著名英国商人。

此外，传教士为汉璧礼提供的助力也不可小觑。比如在汉璧礼中药研究的早期阶段发挥重要作用的雒魏林是传教士兼医生，久居上海的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也是一名英国伦敦传道会传教士。伟烈亚力于1846年来华，在中国(主要在上海)生活近30年，致力传道、传播西学，并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贡献颇多。例如，他向西方学界介绍中国古代的算筹，指出筹数乃是十进位制，比欧洲和阿拉伯早几个世纪。1897年，伟烈亚力在上海墨海书馆出版文集《中国研究》。伟烈亚力最为西方学者推崇的著作，是他1852年在《北华捷报》发表的《中国科学札记》。除此之外，宁波的玛高温(Daniel Macgowan,1814—1893)和镇江的约翰·施敦力(John Stronach,1810—1888)都是来华的传教士，都曾向汉璧礼提供重要援助。

汉璧礼的协助者中专业科学家是非常罕见的。贝勒(Emile Vasilievitch Bretschneider,1833—1901)作为俄国驻北京公使馆的医生兼汉学家，进行过一些植物学研究，并在北京近郊的山上设有自己的植物标本室。同时，从1880年开始，他还协助英国皇家植物园收集并运输了一些植物标本。贝勒以植物学家的身份闻名于世，这在汉璧礼的通信人员中是极少见的案例。

虽然汉璧礼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那些业余植物学家来传递中国植物的样本和标本，但与在其他地区的通信网络一样，他仍然强调作为科学家所应具有的专业性和集体性，努力制造特殊的认同意识。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的有效运作依赖于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相互归属感和具有互惠意识的言辞。汉璧礼信中充满了此类表达，这使得标本收集和交换成为一种为了帝国的繁荣而进行的智力活动。他们之间的信件多遵照以下模式：1)对以前收到的东西表示感谢；2)提到自己寄送的东西；3)对自己下次想要的东西提出要求。例如，一封信的开头会写：“向您送上一些果实，可能是孟加拉豆蔻(Amomum aromaticum Roxb.)。”随后接着写道：“您能为我找到……九翅豆蔻(A.marimum)的干燥的、成熟的果实吗?我想看看它们有什么不同。”汉斯和汉璧礼之间书信往来非常频繁，他们的工作模式呈现出一种规范化的倾向——通常围绕比较相似的物种来进行互助，从中识别出新物种，然后命名。例如，关于枫香属植物(Liquidambar)的问题，汉斯写信给汉璧礼：

另一封写给汉璧礼的信写道：

频繁使用“互惠的辞令”(Rhetoric of reciprocity)和“互相尽责的言说”(languageof mutual obligation),是使整个网络成功运作的重要因素。这种对合作的重视，似乎在中国格外有效用，因为在华协助者主要由业余植物学家组成，他们把参与以伦敦为中心的科学信息网络建设视为展示他们爱国精神的机会。换言之，他们的参与和贡献更多是具有政治、社会含义的——为帝国花园的繁茂和财富作出贡献，而不是出于对植物学的兴趣。汉璧礼的植物标本室被这些派遣到偏远地区工作的人视作中心对全球影响力的投射。终于，在往返于中心与边缘的信息以及边缘之间或不同级别的中心之间的许多联系中，一种特殊的科研共同体出现了。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在我学术生涯十年的曲折道路上跌跌撞撞、波折不断之后问世。沿途一直有人给予我帮助和支持，这些帮助和支持是如此珍贵，以至于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我才能继续这一段旅程。

复旦大学是我学术启蒙之地。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博士导师董少新老师，董老师无论在我的学业之路还是在沪生活方面，都与我的第二父亲无异。另外我还想特别感谢文史研究院的王鑫磊老师和朱莉丽老师，以及答辩委员会的各位专家：白若思教授、高晞教授、吴玉贵教授、章清教授、邹振环教授、香港理工大学的韩琦教授和中山大学的江滢河教授。他们不仅对我的论文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还为我指明了未来的研究方向。此外，上海师范大学的陈恒老师在我毕业后的五年里，给予了我学术和生活上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对此我深表感谢。正是各位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不吝批评，才让我得以在博士论文的打磨中不断完善，并最终完成这部专著。

责编：赵曈；排版：王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