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迁滇专科以上学校调查表。（图片由云南省档案馆提供）
作者 王天浩 云南省档案馆史料编研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东部沿海地区和内地的大量工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纷纷西迁至云南昆明及其周边地区。除了广为人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外，国立中山大学、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等一批学校同样在祖国的西南边陲书写了一段教育史上的传奇。其中的国立中山大学就在美丽的云南澄江抚仙湖畔与高原人民结下了难忘的情谊。
国立中山大学于1938年开始计划西迁事宜，于1939年西迁至云南省澄江办学，西迁办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积极宣传、服务全民族抗战，服务云南地方发展等方面影响深远。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记录了这段历史。
云南人民对国立中山大学提供了多方支持与帮助。在云南省档案馆馆藏的历史档案中，一份份训令、一件件信函再现了当时云南各界、政府官绅的欢迎态度，以及普通百姓的淳朴善良，透过字里行间洋溢出的诚挚情感，体现出了云南各界对国立中山大学师生的包容接纳，更展现了云南人民在全民族危亡之际对各所西迁高校保存中华文脉所给予的便利和支持。
1938年11月26日，就国立中山大学西迁事宜，云南省政府对省教育厅发出的《云南省政府关于准中山大学迁滇请予便利等事给省教育厅的训令》，对该校迁滇表示欢迎，并令教育厅给予相关便利并遵照执行。1939年1月7日，云南省政府再发出《云南省政府关于准中山大学迁滇指定澄江为校地等事给澄江县长的训令》，要求“该县长协助，予以便利”。
西迁云南，工程浩大，事务繁多，且在日寇入侵、局势动荡、内地沦陷的特殊时期，根据当时抗战的形势，师生员工大多通过陆路向云南昆明进发，而学校的部分物资、财物等只能通过海运，从越南河内经云南河口，依靠滇越铁路，几经辗转、长途转运到昆明，这期间，路程之遥、任务之艰、沿途安全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对国立中山大学西迁过程中的人员、物资、财务的安全保护显得极为重要。当时，云南省政府对负责运输、转运、安全工作的若干机构发出训令，要求沿途海关、铁路、警察局等部门对国立中山大学西迁转运的各类物资、图书、财物等实行简易手续，一律予以放行，并安排警察局在沿途予以安全保护。其中，1939年1月28日云南省政府的训令写道：“令河口对汛督办、滇越铁道警察总局、昆明市政府省会警察局、财政厅……查照，验明放行，并与保护为要”，并抄发学校物品表一份以便各机构核验、放行和保护。
至此，在远离战火的云南澄江抚仙湖畔，云南人民尽最大努力让饱经颠沛流离之苦的国立中山大学师生们有了一方安静的环境，让红土高原成为滋养学子的土壤，整个学校也逐步安定下来，开展筹备、复课工作，教学研究、管理工作步入正轨，学生人数逐渐恢复，从1940年的《战后迁滇专科以上学校调查表》中可知：迁至云南澄江县后，到1940年，国立中山大学全体学生人数达2340人，全体教职员人数达775人。
国立中山大学西迁云南省澄江县办学后，心系民族危亡，积极宣传全民族抗战，组织学生投身到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之中。国立中山大学组成学生战地服务团，到抗战一线工作，积极运输救伤药品及慰劳品至前线；学校与在昆高校一道，开展抗议日寇摧毁文化机关活动，发出了《关于抗议日寇摧毁文化机关与云南大学等共同给世界文化机关的电》等，云南对国立中山大学心系民族、投身抗战的行为鼎力支持。
1939年9月5日，国立中山大学就请给予“毕业学生便利乘车”一事致函位于昆明的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函中写道：“本大学第十三届毕业生潘绪忠等六人组织战地服务团取道贵州、广西、湖南返粤”。1939年10月10日，国立中山大学驻昆办事处致函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兹有本校文学院学生张建邦君因赴湘前线工作拟取道贵阳，惟须限日赶到工作地点”，对于这些情况，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等机构都给予了及时的支持帮助。此后，国立中山大学组织的战地服务团还积极通过香港等地通过海运，经滇越铁路辗转至蒙自关，向内地运送救伤药品及慰劳品。为了便利此举，1940年6月1日，蒙自海关特发放了免税护照，对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由香港内运救伤药品及慰劳品予以免税六个月。透过这些珍档，我们可从中管窥到国立中山大学学子心系国家民族命运，积极投身全民族抗战的历史片段。
国立中山大学西迁云南澄江办学虽然仅仅两年时间，但中山大学与澄江、与云南结下深厚的友谊，这段校地情缘已载入史册，相关历史记录如今已入藏到云南省档案馆在内的有关综合档案馆永久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