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学院
2024年12月24日 16:10 北京
全球化进程正面临严峻挑战。
距离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已不足一月：回顾他上一届任期，贸易战、关税战硝烟弥漫，“达摩克利斯之剑”风险高悬。
贸易摩擦只是全球化困境的一个缩影。二战后，全球化蓬勃发展，在促进了国际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的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增长。然而，其负面影响带来的收益分配不均导致了社会矛盾加剧，也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土壤。
中国应该怎样应对这股逆全球化潮流？如何为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又如何引领新一轮全球化发展？
长江商学院李伟教授在最近发表于财新网的文章中指出，面对逆全球化趋势，中国可借鉴历史经验，考虑单边降低贸易壁垒，充分发挥区域合作机制，打造中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同时，中国应进一步扩大内需，成为全球有效需求的重要贡献者，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活力。
作者 | 李伟
来源 | 财新网
李 伟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亚洲（及大洋洲）市场副院长
长江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主任
长江商学院大数据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简称特朗普）就要出任新一届美国总统了。对此，很多人怀有忧虑。假如说在特朗普的上一届任期中，其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主要挥向了中国，那么在本届任期中，其打击范围可能会大幅扩大，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例如加拿大，可能都会遭殃。
2018年特朗普对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征收了关税，多年以来悬在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落了下来。虽然日后的发展表明加征关税对中国制造的影响并不如事前想象的那么大，但这仍然给了中国一个提醒。更为重要的是，接替特朗普的民主党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简称拜登）并没有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这说明民主党和共和党虽然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是大相径庭，但在这个问题上却有着显著的共识。现在特朗普回来了，局面恐怕只会更糟。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应该说，这样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又不仅是这一层。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中国既往的发展模式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瓶颈，不主动改革，就会被迫改革，后者的代价明显会高于前者。
所以，要改变目前的困境，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去详尽地评估可能因此遭受的潜在损失，尽管这也很重要，而是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采取措施变被动为主动以谋求进一步的发展。说到底，就是要从危险中去寻找机遇，真正开山劈石，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怎么做？笔者认为中国应该担负起大国的责任，扛起新一轮全球化的大旗。这篇小文就浅谈一下这个主题。
全球化与经济发展
中美贸易战表面上看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但由于中美两国是全球体量排名前二的经济体，而且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美国是全球第一大进口国，因此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球的贸易环境。
更何况特朗普已经决定要在更大的范围上去使用关税作为手段来与他国进行博弈，这等于是将贸易战由点及面。假如我们将视角拔高一点就会看到目前全球所面临的困局并非一个简单的贸易问题，而是全球化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那么，如何看待全球化就成了我们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里要先强调一下，全球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其至少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贸易或商品和服务的流动，二是投资或资本的流动，三是人员的流动。为了方便分析和叙述，本文的全球化聚焦于贸易领域。
开宗明义，我们首先要强调一点，全球化是一个好东西，是非常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为什么？这涉及到一些基本的经济学理论，例如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的含义就是说经济活动的各个参与方都有自身相对擅长的业务，当所有参与方都聚焦于自身的优势去进行生产，并通过自由贸易去交换彼此的劳动成果时，所有参与方的福利都会增大。简单来说，自由贸易可以提高各参与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给大家都带来好处。
实际上，在一个理想的条件下，自由贸易会使得各参与方都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去加入国际生产链。国际生产链意味着经济生产活动的分工更为细化和专业化，而更为细化和专业化的分工可以带来效率的提升和财富的增加。
然而，全球化也有其负面影响。全球化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其带来的总体收益并不能惠及每一个群体。
例如在中美贸易中，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很大的实惠，但对于那些与中国商品存在竞争的行业，损失市场份额又是无法避免的结局。这样一来，相关工人的失业就会增多。从道理上来说，美国从中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是远大于相关工人的损失的，因此美国应该动用国内的二次分配政策，通过“打富济贫”的方式来补偿这些受损工人的利益，但这在政治上存在一系列的困难，结果这导致政府往往束手无策，问题久拖不决。另外，将矛盾引向外部也是政客们解决国内棘手问题的惯常操作手法，现在美国流行的“China Shock”（中国冲击论）就把美国的长期失业问题归罪于中国。
总体上说，全球化是个好东西，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如何解决这其中的问题，不但关系到全球化的未来，也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脆弱的全球化
全球化是个好东西，但它也是非常脆弱的。
追根溯源，全球化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现象。
考古证据表明最早的人类文明诞生于中东的两河流域，此后全球各地先后出现了多个文明。但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简称麦迪森）的研究，从公元1年开始计算，在此后长达2000年的文明史中，人类各个文明虽然相距有远有近，但在大部分时间内这些文明大体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维持在500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上下。
当时不同地区的人们也有贸易行为，有的贸易路线甚至远达数千公里，例如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从大约15世纪开始，西欧经济崛起了。此后一些欧洲国家以及一些非欧国家的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并逐渐取得了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优势，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全球化水平的明显上升。
然而，全球化真正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1870年至1913年。当时国际贸易快速发展，贸易占GDP的比值大幅上升，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但好景不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参战国以敌友划分，全球分工中断，全球化开始出现逆转。一战后各国曾尝试恢复战前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但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再次打断了这一进程。
在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中，英美等国祭出了种种贸易保护政策，其中既有自贬本币的货币战，也有增加关税的贸易战等“以邻为壑”的政策。在这些经济纠纷的互殴中，国际生产链遭受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各国经济受到了沉重打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一些国家，例如德国和日本，为了摆脱危机甚至走上了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的邪路，这最终促使了二战的爆发，并将人类拖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自然也是在劫难逃。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只要人类不灭绝，经济继续发展，那么全球化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就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但从一段历史时期来看，全球化的逆转则是完全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而且这种逆转本身就有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实际上，全球化是非常脆弱的，其可能受到国内政治、国际争端，甚至战争，等许多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几乎每时每刻都是在高风险下运行，那么如何管控这其中的风险就成为了一个大问题。过去这个问题曾经主要由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来思考，现在中国也需要思考这个问题了。
中国可考虑单边降低贸易壁垒
全球化造福了人类，尤其是中国加入全球化之后。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主要是一个农业国，还谈不上全球化；改革开放后，全国人民将经济建设摆在了中心的地位，对内厉行改革，对外打开国门。
在经过了45年的经济发展之后，中国虽然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如今的中国是全球最强大的制造业国家之一。中国制造盛行世界，中国企业不惧怕全球竞争，这一切都是在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的背景下取得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战后这一轮的全球化中，凡是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经济体，例如亚洲四小龙和中国，都收获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成为了全球化的大赢家，而那些抵制全球化的经济体，例如阿根廷，则被推下了世界经济前进的马车，摔得鼻青脸肿。
过去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很快，但体量有限，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比较有限，但如今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其溢出效应非常明显，因此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就变得不可避免。
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曾经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在发生变化，而且是向着更有挑战的方向发展。很明显，特朗普的再次上台将会给全球化带来严峻的考验，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呢？
笔者认为，中国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来解决问题：
第一，对遵守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规则的国家单边降低关税，而对那些不遵守规则的国家则维持原有的税率，通过这样的行动来维护WTO的公信力和现行国际经贸体系的正常运转。
换句说法，中国可以考虑单边降低贸易壁垒，这种想法实际上来自历史经验。早在第一次全球化高潮之前，英国作为主导者就推行了单边降低贸易壁垒的政策。
以英法平均进口关税为例，在1846年前，英国的进口关税显著高于法国，而1846年至1875年间，英国进口关税从1841年至1845年的32.2%降至1871年至1875年间的6.7%。且从1870年之后，尽管法国开始转向贸易保护，进口关税逐渐提升，但英国关税则保持在较低水平，持续低于法国。
英国主动降低关税的政策引领了全球降低关税的潮流，这有力助力了第一次全球化高潮的来临。在各国纷纷仿效英国降低关税之后，英国制造有了更广阔的出口市场，其他国家的产品也可以更顺畅的进入英国市场。全球化的深入使得英国进一步巩固了世界工厂的地位，进而形成了以英国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
对中国来说，全球化能否继续维持并走向深化，不但是中国的国际责任，也事关中国的根本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当年英国的经验，单边降低贸易壁垒，努力维护WTO等全球性多边组织的效力，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
第二，充分发挥区域合作机制，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国家和地区。
这方面中国已经加入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就是一个不错的尝试。
第三，中国企业全球化，把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搭建成中国主导的全球三链。
在产业规范和技术标准等诸多方面，中国企业要积极参与进去，乃至发挥引领的作用。
第四，进一步扩大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影响力，深度挖掘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国的潜力。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要打破现有的困境，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当中国转型为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体并成为全球有效需求的最大贡献者之一时，将极大有利于中国确立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和领导力。创造体面的就业岗位就是受人尊重的大国行为。
最后，美国曾是第二轮全球化进程的主导国，但它现在已经放弃了这种领导者的地位，并从建制派变成了反建制派。领导者的缺位和保护主义思潮的再起严重挑战着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国从目前的国际体系中获益良多，现在是用行动来支持全球化、领导全球化的关键时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应该扛起新一轮全球化的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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