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重点
01北京人艺作为国内最好的剧院之一，曾与上海渊源颇深，如1961年、1988年和2012年分别带着5部大戏首次展演沪上。
02焦菊隐作为北京人艺独特的戏剧美学创立者，开拓了话剧表演的“中国学派”，对幕后导演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03除此之外，北京人艺第一代艺术家还包括欧阳山尊、梅阡和夏淳等导演，他们与焦菊隐并称“四大导演”。
041988年，夏淳作为北京人艺“南下上海演出团”团长，与导演夏淳进行了长谈，分享了《天下第一楼》、《推销员之死》、《狗儿爷涅槃》和《哗变》等五部戏的演出经历。
05最后，夏淳先生表示，第一代人艺艺术家可能是最后一次这么齐整地演出《茶馆》，对此充满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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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国话剧，不得不首先说北京人艺，它是中国最好的剧院之一。它跟上海的渊源，也是源远流长。
1961年，北京人艺曾带着《伊索》《蔡文姬》《同志，你走错了路》《胆剑篇》《名优之死》5部大戏首次展演沪上；1988年，北京人艺又尽遣主力，再以《茶馆》《天下第一楼》《狗儿爷涅槃》《推销员之死》《哗变》5台大戏惊艳上海；2012年，北京人艺第三次浩荡南下，将《知己》《原野》《窝头会馆》《我爱桃花》和《古玩》5部原创剧目送给阔别24年之久的上海；2024年10月，北京人艺以新一波的阵容登陆海上，或许是出于传承理念，此番北京人艺还是带来5部大戏——除了《茶馆》《哗变》，还有《日出》《杜甫》《正红旗下》。
说北京人艺，不得不首先说焦菊隐这位大导演。他创立了北京人艺独特的戏剧美学，开拓了话剧表演的“中国学派”。
观众看戏，更多的关注的是演员，哪个演得好，点赞不吝啬；哪个“捣糨糊”，“吐槽”也不含糊。对于幕后的导演，知之甚少。事实上，一位好的导演，不仅对某一部戏，甚至对一个剧院的风格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焦菊隐执导的、如今享誉世界剧坛的《茶馆》，就是一部最具说服力的作品。
在北京人艺第一代艺术家中，不仅有焦菊隐，还有欧阳山尊、梅阡和夏淳这样有分量、有影响的导演，他们与焦菊隐并称“四大导演”。
1988年，作为北京人艺“南下上海演出团”团长的夏淳，和我做了一次长谈，谈了北京人艺来沪演出的五出戏，既兴奋，又有点伤感，这是“人艺第一代演员的谢幕演出了”！
导演夏淳
1.《天下第一楼》，年轻人写的老北京的戏
当年，《天下第一楼》是作为开幕大戏亮相的，可见人艺的领导对这部戏既充满信心，又满怀期待——来个“开门红”！
说起这部戏的编剧，“《天下第一楼》是我们剧院6月份才上演的。这个作者很年轻，17岁去了延安插队，最近有一个电视片，介绍她重返延安，受到了当年的老乡的热烈欢迎。”听得出，夏淳先生对这位名叫何冀平的青年编剧很欣赏，“高考时，她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为了写毕业论文，就搞了个香港题材的话剧剧本。”
她在北京，怎么写作香港题材的戏呢？“因为她的父亲一直在香港，经过批准，她去香港探亲，因此她对香港有了新的认识，写作有了新鲜感，就以家庭为背景创作了话剧本《好运大厦》作为毕业论文。”那么她的“作业”质量如何呢？夏淳先生说，“开始给我和于是之两个人看了，感觉有点儿意思，但需要改，就给她提了意见。因为是我导演的，就提了很多意见，主要是拿谁做主角的问题。后来给她明确，应该拿他父亲，而不是她本人做主角。后来‘建组’（指建立剧组）了以后又一块修改。这个戏虽然是她的处女作，但质量很不错。当然我们也请了港台办的领导同志看了，没问题。这是她的第一次。”
《天下第一楼》剧照（1988年）
接下来，就是《天下第一楼》的问世，当年6月在北京首演，南下上海还是“呼呼烫”的。
这部戏写的是北京的老字号烤鸭店，为了写作这部戏，何冀平连续去了全聚德、东来顺、便宜坊这些老店，不单单采访，并且拜师学艺上烤炉，因此她能把烤鸭师傅写得活灵活现。“她想把采访到的几个人物全要写进去，可戏又容不下。她来找我，我跟（首先是于是之同志谈）她谈，就鼓励她先写下来，别考虑别的，这样巩固了她的信心。她写完以后给艺委会介绍了，听了以后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个好戏。而且给她提了个要求，其中卢孟实这个人物希望把他提出来。”可是何冀平感到有困难，因为好多人物对她来说都有具体的采访对象，人物就鲜活地站在她的眼前；唯独这个卢孟实有人只提了一句，并没有实际的采访对象。夏淳先生很感慨地说，“所以这个人物（卢孟实）今天能在舞台上立起来，而且受到大家的肯定，确实是她花了心血的。”
剧作家何冀平
对这样一位年轻作家，成功地写了这么一出民国的戏，大家颇感意外，却又寄予厚望。时任文化部高（占祥）副部长看完戏后说，我原以为这个作家怎么也得50岁以上，是个很有经验的，而且熟悉北京的人。没想到是个年轻的女作家，很不容易。
还有不容易的呢，她的《天下第一楼》的剧本，是发表在《十月》杂志上的。按说，对作品评奖，一般都是今年评选去年的作品；意外的是，《十月》杂志当年就给了《天下第一楼》优秀作品奖。
2.《推销员之死》，英若诚翻译、主演了一部可以到外国演出的外国戏
《推销员之死》，是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的作品，可以说是演遍了全世界。当时北京人艺首先想的是要选一个阿瑟·米勒的剧本，到底选哪一部戏呢？“我们几乎把已经译成中文的阿瑟·米勒的剧本全看了，发现这部戏既是好戏，又是难度很大的戏。”夏淳先生告诉我，“我们有个想法，剧院演外国戏，不管是古典的还是近代的，你要演他最好的，因此下决心啃这个硬骨头。”
天遂人愿。后来阿瑟·米勒不但同意演他的剧本，并且亲自来华执导。在他来之前，剧本翻译者、主演英若诚和演员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所以阿瑟先生一来就很满意，感到准备工作很充分。
《推销员之死》剧照（1983年）
“这个戏可以说是我们演外国戏，就是这么演的——从化妆一直到表演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夏淳先生说，“我们演外国戏，不在化妆上给演员粘上高鼻子，脸上画着很重的蓝眼圈……我们以自己的体貌特征来贴近人物，而不是只从装饰、化妆上。这一点恰好跟阿瑟·米勒的见解相吻合。”
大家知道，中国人演外国戏，再要拿到外国去演出，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拿我们的戏到国外去演出，这个可能有。但是，《推销员之死》做到了“走出国门。”夏淳先生高兴地说，“《推销员之死》在香港演出时，参加那次戏剧活动的外国评论家给予一致好评。新加坡的戏剧家很欣赏，他们说在其他一些国家也看过这个戏，但认为能把阿瑟·米勒这个杰作，体现得这样明确、这样深刻的，还是我们的这个戏。特别是英若诚演的主角威利，其他像朱旭、朱琳都达到了艺术上的高峰。所以他们决定，要把我们演的这个戏请到他们国家（新加坡）去演出。”
3.《狗儿爷涅槃》，城里人写的农村的戏
说起《狗儿爷涅槃》的编剧刘锦云，夏淳先生也是如数家珍，“他是正规的大学生，这在我们队伍中是不多见的。他曾经到农村实践很长时间，是先后从大队、公社、县、市委机关这么一个个台阶上来的。这使他在此期间对京郊大地的农村生活、对农民的心态把握得比较透。一直到现在，他还未放弃阵地，一直下到农村去。他写了很多小说，其中著名的《笨人王老大》获得优秀短篇小说奖。当然还写了其他小说，大多是农村题材，他在农民问题上有丰富的积累。”
《狗儿爷涅槃》剧照（1986年）
“那么，他又是怎么到了你们院的呢？”我问。“他是自己找来的，”夏淳先生说，“很有意思，他自己找到我们剧院，说，我想到剧院来写剧本。当时我也接待他了，我跟他说，刘锦云同志，你是个很有成就的小说家，干吗上我们这里来受罪呢？剧本可不是那么容易写的。不像写小说那么容易。他说，不，您不知道，我对人艺的戏一直很喜欢，我是长时期忠实的观众，我就是觉得写戏很有味道。”
真正到了剧院以后，刘锦云发现，写戏跟写小说确实不一样。“不过他很努力，读了很多我们剧院的著作，包括曹禺的、老舍的，甚至外国的。除了看书，还不断地看戏。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戏曲。”夏淳滔滔不绝，“他头一个剧本，写的就是农村戏《女儿行》，我们剧院也演了。接着就是《狗儿爷涅槃》，狗儿爷这个戏酝酿的时间和他写出来的时间不成正比。他写得很快，但是酝酿这个题材、人物是很长时间了。他一直在对中国农民的问题作研究，他发觉，虽然新中国成立很长时间了，但是他们（农民）脑子里想的问题仍然没有离开过土地。……虽然他写的这个问题，和我们过去演的《红白喜事》所揭露的东西几乎有共同的东西，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深刻地想一想，在城市里也未必解决得那么彻底。”
编剧刘锦云
这部戏一经上演，就受到评论界和广大观众的喜爱，演了120多场。著名导演刁光覃和林兆华在导演上，用了很多戏曲的手法，包括用一些新的手法写了地主灵魂的出现、主角狗儿爷一些闪回的场景，但更主要的是思想揭露得比较深刻，这是很打动人们的心。
《狗儿爷涅槃》《天下第一楼》，以及《绝对信号》的上演，成就了北京人艺第一代演员中一直默默无闻的林连昆的横空出世，成为新时期话剧表演中的又一座高峰。
4.《哗变》，中国人演的外国人的戏
《哗变》，一出标准的外国戏。故事讲的是，美国战舰在大洋上遭遇风暴，如何风中求生，舰长和副舰长发生严重分歧，导致副舰长“哗变”，夺了舰长的权，但是却把舰艇带出了险境。事后舰长向军事法庭控告副舰长“哗变”罪，唇枪舌战，双方在法庭上斗得“硝烟弥漫”。
作家赫尔曼·沃克将自己的这部曾获普利策奖的小说改编成话剧《哗变》，上演后在纽约百老汇乃至整个欧美引起轰动。
1988年，英若诚把它翻译成中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邀请到美国著名的艺术家、奥斯卡奖获得者查尔顿·赫斯顿导演此剧。经过中美双方成功合作，艺术地展现了军事法庭审判的完整过程。
《哗变》剧照（1988年）
谈到这位导演查尔顿·赫斯顿，夏淳先生风趣地说，“这位导演在美国是一个很著名的电影明星（他主演的《宾虚》获奥斯卡奖），也是舞台的著名导演。他走到街上去，很难避免一下子被围上一大群人要求签名、合影。让他担任这个戏的导演，也是因为他演过这个戏的主角，而且演了150多场这个戏，他熟得不得了，他来排这个戏很合适。”
和《推销员之死》一样，《哗变》是部外国戏，但是演员基本上没有化妆，他这个导演要求真实，“这一点上和我们要求又吻合了，所以拍起来比较顺利。”夏淳说，“这位导演说，没想到来中国会碰上这么多有才能的演员，这么多真正投入在艺术上工作的演员。他不是假话，他对整个舞台设计、灯光都很满意。他寄来的设计图我们作了一些修改，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他带着很愉快、很欣慰的心情，他认为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5.《茶馆》，“首演人”最后一次演的戏
说起北京人艺的《茶馆》，几乎是家喻户晓；即使在世界话剧界，也是有口皆碑。因此，当年在上海的演出，用《茶馆》压轴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了。
“这个戏1980年到欧洲，1983年到日本，1986年到加拿大、新加坡、（中国）香港演出，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夏淳先生说起这些，难掩兴奋之情，“不仅受到所到地的专家、同行、评论家和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而且得到很高的评价。在日本，两位日本戏剧家千田是也和山藤村子，在小型座谈会上一致认为《茶馆》是‘中国的话剧’。他们当然知道话剧输入中国时间并不长，但已经具备了自己的特点。他们很理解焦（菊隐）先生提出来的‘话剧民族化’的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在《茶馆》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实现，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又比如在法国演出时，著名导演彼得·布鲁支看了《茶馆》以后，非常热情地走到后台来找到于是之、英若成、郑榕几位演员和我，分别做了很长时间的谈话。他说，对《茶馆》这个戏已经到了‘非常喜欢的程度’，他在后台忘了时间了。他跟我谈了几点，一是这部戏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他认为这部戏在剧本、导演以至于舞美高度统一、和谐。第二，我曾看到材料中说焦先生致力于‘话剧的民族化’，我不是很理解，看了这部戏以后，我理解而且很赞赏，这个戏的确很有自己的特点，很有自己的风格。”
老外的赞誉，浸润着北京人艺“第一代艺术家”的心血与汗水。
《茶馆》创排于1958年，后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和1983年作过两次较大的修改。
《茶馆》剧照（1958年）
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提出“大写十三年”，于是舆论对《茶馆》的评判也偏向于负面。“有人说这个戏缺少了一条红线，意思就是说政治思想方面弱了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包括老舍先生在内都不得不考虑，弥补一下这个问题。所以加了第二场中的‘学生演讲’的段落；同时把此时期放在‘五四’”。夏淳先生说：“后来，我们觉得加入的那些东西，语言上同老舍先生的风格不一样，所以这一次我们决心拿掉这些东西。”
再加上《茶馆》被国外邀请去演出，三个多小时显然长了点，夏淳先生说：“当年焦先生再次排这个戏的时候，就觉得第三幕比较庞杂，有许多东西不是很有机的。当时因为总的说起来是高超的作品，所以几乎是原样上演了。”作为当年和焦菊隐先生共同执导《茶馆》的导演，又是《茶馆》复排的导演，夏淳说，“这时我想起了焦先生在世时对这个戏的这些看法，我想这些想法是对的。后来我就跟我们一起的主要演员，于是之、英若诚、童超等几位商量了，实现前辈未完成的一些愿望，应该在我们手上体现。因此第三幕作了较大的改动。这样看来这个戏就精炼了，问题集中了。”
观众对最后结尾时三位老人“撒纸钱”的设计赞誉颇多，夏淳先生也难掩得意之情，“再说结尾，老舍先生的结尾，直接结在一个没出场的人的身上，就国民党的一个处长带着两个女招待上场，上来就说了三句‘好’就完了。我觉得这个结尾轻了！焦先生在世时，也一直就有想改动的愿望。所以我决心这次索性把它动一下，就改成三个老头儿‘撒纸钱’。没想到，这个结尾在国内国外演出，受到很多评论家的赞扬。在日本演出时，有个很有声望的评论家叫尾崎宏次，他在一篇短文中特别讲道：“‘第三幕结尾体现了现实主义精华或者高峰。’所以这次演出，应该是对老舍先生、焦菊隐老师在天之灵的一种安慰。”
最后，夏淳先生不无伤感地表示，于是之老师、英若诚老师身体不好，童超老师中风，第一代的人艺艺术家，也许是最后一次这么齐整地演出《茶馆》了！（秦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