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重点
012024年有望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地球将首次超过《巴黎气候协定》设定的1.5摄氏度全球变暖目标。
02由于转移基线综合征，人们可能会逐渐习惯当下所经历的任何环境状况，导致环境标准被逐渐侵蚀。
03专家警告，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需要个人和集体行为发生重大改变，转移基线综合征可能会成为强大的阻碍。
04随着气温升高，科学家预计未来将看到更严重的极端降雨、酷热天气以及野火和干旱等气候灾害。
05尽管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担忧程度不一，但转移基线综合征可能正在削弱人们的担忧，影响气候行动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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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干年后，你不太可能会记得2024年是特别炎热的一年，因为它也将是你余生中最凉快的年份之一。
随着人类持续燃烧化石燃料并让地球不断升温，未来的你回顾现在时，会觉得这是一段天气相对平和、冬季多雪且气温较为温和的时期。对现在出生的孩子来说，更炎热、更恶劣的气候状况将习以为常。
这是由于一种被称为“转移基线综合征”(shifting baseline syndrome)的心理错觉造成的，它会使人们逐渐习惯当下所经历的任何环境状况。
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环境标准被逐渐侵蚀，无论是可接受的空气污染水平还是海里的鱼类数量。在气候变化方面，转移基线综合征可能会导致社会将逐渐升高的气温以及诸多其他对地球的影响视为正常现象。
一些专家认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需要个人和集体行为发生重大改变，”东京大学应用生态学家曾我昌史(Masashi Soga)说道，“转移基线综合征会成为强大的阻碍，因为它降低了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认知。”
破纪录的高温
一年前，气候科学家们还在谈论一项引人瞩目的新气温纪录。
2023年不仅是近175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而且比此前纪录中最热年份2016年还要高出约0.15摄氏度。
从全球层面来看，这算得上是一次大幅跃升，2024年几乎肯定会更热。
“过去两年就像是被强力助推了一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戈达德太空研究所所长加文·施密特(Gavin Schmidt)说道，该研究所通过整合数千个气象站、海洋浮标以及船上观测站的数据来编制全球气温记录。
施密特表示，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气温一直在逐步上升，且大约在近十年攀升速度加快，但“2023年和2024年格外突出”。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由于近期的厄尔尼诺现象，在这种现象中，热带太平洋的变暖会使全球气温升高，并引发连锁效应。但施密特表示，这或许也表明人为导致的全球变暖正在提速，因为“我们一直在猛踩温室气体排放的油门”。
不管怎样，只要人类继续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气温就会持续攀升。施密特称，在未来十年内，全球很可能会突破1.5摄氏度的变暖阈值，这意味着地球在大多数年份都会持续越过这一界限。
按照目前的气候政策，到2100年全球变暖幅度将达到约3摄氏度。随着气温升高，科学家预计我们还会继续看到极端降雨、酷热天气以及野火和干旱等气候灾害。
“每升高0.1摄氏度，这些情况就会变得更剧烈、更严重，”施密特说道。
气候变化的代际挑战
虽然地球气候系统的变化影响深远，但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这场全球性危机并不是很担忧。
有些人仍然否认气候变化的基本事实。但对于大多数承认人为导致的气候变暖的人来说，转移基线综合征可能正在削弱他们的担忧。
转移基线综合征这一概念最初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渔业领域提出的。研究人员发现，年轻渔民往往认为当前的鱼类储量是正常的，即便老一辈渔民觉得鱼类数量已经大幅减少了。
从那以后，科学证据表明，年轻一代在从生物多样性到自然资源丰富程度等诸多方面往往比老一辈有着更低的期望。
“原则上，转移基线综合征与所有环境挑战都相关，”东京大学的曾我昌史说道。
其中就包括气候变化。在最近一篇聚焦于环境基线如何在代际间变化的综述论文中，曾我昌史及其同事发现“诸多研究”表明人们很难察觉到气候的渐进性变化。
“与年长者相比，年轻人通常不太可能察觉到天气模式的变化，比如降雨或气温的升高，”曾我昌史说道。
这些研究大多是在低收入国家开展的，而且许多研究聚焦于农民。曾我昌史猜测，富裕国家的人们“可能更容易受到转移基线的影响”，因为他们往往不直接受到气候变化影响。
虽然有充分证据表明气候基线会在代际间发生变化，但尚不清楚人们在自己的一生中会在多大程度上把这些变化视为正常现象。
2019年一项针对与天气相关的研究发现，当极端炎热或寒冷天气连续数年出现时，推特用户就不再觉得这些情况值得大惊小怪了。但近期的其他研究表明，美国人对极端高温越来越担忧，并且开始将自己所经历的炎热、干燥天气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
“转移基线综合征”阻碍气候行动？
曾我昌史担心转移基线综合征可能会阻碍气候行动取得进展。
如果我们对环境面貌的集体认知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差，可能会减少对环保政策的支持，并导致立法者设定更低的目标。
“研究表明，那些强烈察觉到环境退化的人更有可能采取环保行动，”曾我昌史说道。
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气候心理学与行动实验室主任亚当·阿隆(Adam Aron)对“环境失忆”是否阻碍了大规模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这一点表示怀疑。他说，即便在很多人都意识到危机正在发生的地方，人们也未必会采取行动。
阿隆认为，如果我们希望人们不仅改变对气候变化的看法，还要改变他们的行为，那就需要采取“非分析性”的方法。
“非分析性途径就是社会规范，”他说，“我周围的人——妻子、丈夫、邻居——都在行动。他们都安装了太阳能板，让家里实现电气化了，我也要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