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1724-1777）现在的名气确实不小，可是，在200多年前，他却是相当可怜的人：29岁中秀才，40岁中举，此后，连续多科的京城会试都参加了，但次次落榜。他凭着钻故纸堆的功夫，在考据尤其是天文、算术、音韵、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终于跻身《四库全书》纂修馆，经乾隆皇帝特许，会试免试，直接参加殿试，最终才捞了个“赐同进士出身”的三甲进士——就是这样一位“享受同等待遇”的进士，是怎么成为一名思想史上不得不提的人物的？他到底有哪些新的创见？
戴震纪念馆内的戴震塑像。（位于黄山市屯溪区）
牌坊下的累累白骨
戴震生活在清代徽州，程朱理学的意识形态在这里根深蒂固。康熙四十五年（1706），康熙皇帝敕令大学士李光地主持编纂《朱子全书》，正式将程朱理学确立为满清王朝的统治思想，这一思想渗透到基层，便出现大力提倡烈女、节孝、忠义等民风。清政府明文规定，妇女守寡20年以上的，就可称为“节妇”；丈夫去世后，跟着一道去死的称“烈妇”；还没有成婚、只是订婚，未婚夫去世后，未婚妻随之自杀的，称“烈女”。凡此三种，由官府给予表彰，并可申请树立贞节牌坊；家族可享受减免赋役的待遇。在这种政策下，出现有的男丁去世后，家族直接逼迫女子自杀的现象。当然，也有女子被洗脑后，主动“严格要求自己”殉葬的。
在徽州，“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为妇孺皆知的名言。据道光三年（1823）编纂的《休宁县志》记载，清朝以前该县有记载的节妇烈女有498人；到清朝，仅至道光三年便达2191人。明清两代，歙县被旌表的节妇有65000余人，其中守节（即守寡）时间最长的，要数乾隆年间汪庭瑞的妻子王氏，她12岁开始守寡，直到95岁去世，守节83年。她死后，朝廷特赐贞节牌坊以示表彰，牌坊上书“贞操”二字。
徽州的村头巷尾，到处是贞节牌坊。戴震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出门、出村，抬头就见这些牌坊。这一座座牌坊下面，实际上是一堆堆贞节妇女的白骨，是理学意识形态的殉葬品。那么，理学到底是怎么回事？戴震的钻研角度，绝对有别于前人。
“由词通道”的学风
一天，戴震向先生请教《大学章句》“右经一章”，戴震问：“凭什么知道有些章句原本是孔子的话、而由曾子转述的呢？又凭什么知道原本是曾子的话、而由他的弟子记录的呢？”先生说：“这是朱熹说的。”戴震又问：“朱熹是什么朝代的？”先生说：“宋朝。”戴震问：“宋朝与周朝相隔几年？”先生说：“两千年。”戴震又问：“那朱熹是怎么知道的呢？”先生无言以对。
打破砂锅问到底，这是戴震刚刚读书时的特点。此后，他开始研读《说文解字》，这进一步加深了他的这一特点，因为《说文解字》是从每一个汉字的结构说起，从字形出发，追溯造字源流，探求字的本义，然后，以形归类，讲述一串字形结构相关的字，比如“女”，最初是一个女子垂着交叉的双手，作长跪状，双手放在大腿上，是个象形字；交叉在胸前的双手之间，特别加上两点，突出女子发育成熟的乳房，这个字，就是母亲的“母”。然后，以“女”为偏旁，放在房子（宝盖头）下面，就是“安”，意即处在屋子内的女子是安全的；“女”的头上有“辛”，构成汉字“妾”。辛，是刑具，引申为罪犯。妾的最初意思是有罪的女子；“女”字右边有“帚”，便会意成“婦”（妇）……用这种方式来启蒙一个年轻人的学习，比较容易造就其寻根究底的学风和习惯。
从十六七岁开始，戴震花了整整三年时间攻读《说文解字》，逐渐形成了读书“每一字必求其义”的习惯。这种习惯，是消除读书“不求甚解”之良方。
乾隆七年（1742），戴震与江永相遇。江永（1681-1762）是清代皖派经学研究的先锋，当时已颇有名气，“举历算中数事问先生……累岁之疑，一日而释，其敏不可及也”，大赞戴震所著的《筹算》《考工记图注》等为“奇书”。
戴震为什么盛年如此博学？戴震在给友人是仲明的书信中透露说：“由字以通于词，由词以通其道。”以字为根基，由字到词，由词到道。道，即理。这种研究之道，完全是《说文解字》的体例痕迹。
对“以理杀人”的揭露
读懂字义，是弄清词义、语义的前提。戴震的学业不断得到当时大咖级别人物的肯定，原因是他从最基础的字义开始推究词义，并有“惊奇”发现。
当时的大红人纪晓岚在北京见到戴震时，戴震仅仅是个秀才，纪晓岚对他的评价是：“戴君深明古人小学，故其考证制度、字义，为汉以降儒者所不能，以是求之古人之遗经，发明独多。”众所周知，纪晓岚是乾隆皇帝身边的大学者、后来编修《四库全书》的总纂官，他对戴震如此评价，影响之大，自不用说。
不久，戴震遇见吴派经学代表人物惠栋。惠栋是乾嘉学派创始人。戴震与惠栋相谈甚欢，戴震提出“《经》之至道者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者……惠君与余相善，盖尝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小学，即文字学。戴震认为，字、词之义，直接通往古圣贤之心。反言之，不精准理解字、词之义，是无法谈论古圣贤思想的，尤其是最后一句“凿空”之说，可谓晴天霹雳！被读书人奉为经典的儒家圣贤之书，居然是后儒“凿空”为之，即以自己的“意想”之文为经！
在戴震眼皮底下，单单徽州一地出现那么多节妇烈女，真的是古代圣贤提倡女人们这么做的吗？戴震读了《孟子》之后，发现根本就不是这回事。乾隆四十二年（1777）四月二十四日，他完成《孟子字义疏证》的写作之后，告诉他的弟子段玉裁：“古贤人、圣人以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见不出于私为理，是以意见杀人，咸自信为理也。”
这一说法，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经典儒家学术著作中，明明记载着古代圣贤“体民情，遂民欲”的言词，是“今人”曲解、罔顾古代圣贤之言，以自己的“意见”来附会经典著作，“以意见杀人”，“以理杀人”！他借孟子著作，阐述“理”与“欲”是统一的，适当满足“欲”，这就是“理”。这与程朱理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是水火不相容的。这无异于一杆锋利的标枪，刺向程朱理学！
戴震在完成《孟子字义疏证》之后，就准备离开北京。可当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就骤然病逝了。
戴震的新思想，是他研究古代圣贤经典著作时的“新发现”，是对程朱理学的彻底批判。他的学风开了乾嘉学派之先河，这与当时清朝统治阶级的意愿并不完全违背，因为乾嘉学派就是考据学派，为一个字、一个词的考证，引经据典，洋洋洒洒上万言者，这样可将知识分子的精力引入故纸堆，对社会稳定有利，但一味否定清朝统治者提倡的程朱理学，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又存在不利的一面，所以，当纪晓岚等本来对戴震学术予以激赏的人看到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之后，纷纷提出批评意见，这就不难理解了。 （丰吉 张瑞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