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清末官场变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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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每到末世,总是乱象丛生,官场尤其如此。翻阅清末民初的笔记杂记,常常可以看到各种描述清末官场乱象的记载,其光怪陆离、厚颜无耻之程度,令人眼界大开。
这类记载,有抨击官员贪渎腐败的,有讽刺官员好声色之乐的,有嘲骂官员昏庸无能的,有讥笑官场颓风陋习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笔锋所向,直指晚清各种官场污秽乱象,让人三观俱碎。
如此污浊不堪的环境下,自然诞生进化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做官口诀。毕竟,做官也有做官的诀窍,也需要“修炼”。掌握了官诀,就能仕途畅达,官运亨通;否则不但不能升官,反而可能丢官、掉脑袋。
01 多磕头,少说话
身历乾嘉道三朝的显宦曹振镛(1781年—1806年)是奉行“多磕头,少说话”官诀的“楷模”。曹振镛历任三朝大学士,备受皇帝恩宠,死后还获得“文正”的谥号,并入了贤良祠,可谓官运亨通,载誉后世。
要知道“文正”是对有功,尤其是品节端方、功勋卓著官吏的极高赞誉,有清一代仅有八人获此谥号。其中五人为帝师(汤斌、朱珪、杜受田、李鸿藻、孙家鼐),两位首席军机大臣(刘统勋、曹振镛),一位元戎勋臣(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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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名俱泰”的秘诀
但曹振镛获得这样的高位和殊荣,并非因为他干过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而是因为他精通“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我们不能说曹振镛是奸臣,但说他是个庸臣一点也不冤枉。
清人朱克敬(1792—1887)在《暝庵二识》中披露:“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尔。’”这便是曹振镛自己概括的“身名俱泰”的秘诀。
《清史稿.曹振镛传》还夸他“实心任事,外貌讷然”,“小心谨慎,一守文法”。实即说他任皇帝驱使,唯唯诺诺,恭顺过人。但就是靠这个,他成了三朝元老,跟着哪个主子都吃香。
曹振镛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还向门生后辈加以提倡,甚至告诫那些专负纠弹之责,本应“多说话,不磕头”的御史也行此官诀。
《暝庵杂识》记载:“道光初,曹太傅振镛当国,颇厌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这些御史听了曹振镛的话,都“循默守位”,能不说就不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
《官场现形记》有一段华中堂向门生贾大少爷传授“多磕头,少说话”官诀的描写,华中堂极像曹振镛。书中写到贾大少爷向华中堂请教关于磕头的问题,华中堂说:“多碰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
“应该碰头的地方万万不要忘记不碰;就是不该碰,你多磕头总没有处分的。”书中又写到黄大军机向贾大少爷称赞华中堂的秘诀:“华中堂阅历深,他叫你多磕头,少说话,老成人之见,这是一点儿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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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般人事要朦胧
曹振镛一方面向门生后辈传授磕头秘诀,一方面又向皇帝献箝制大臣之策,使大臣们不得不“多磕头,少说话”。他曾向昏庸的道光皇帝献策说,对臣子们“指陈阙失”的奏章,可“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使臣子们感到天子能“察及秋毫”,便会更加恭顺听话。
于是道光帝吹毛求疵,闭塞言路,“奏章中有极小错误,必严斥罚俸降革”。结果,“中外(朝野)震惊,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臣子们全成了“多磕头,少说话”的庸碌之辈,所上奏章也“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报喜不报忧。
等到咸丰一朝,太平天国起义,大清帝国将要倾覆之际,各级官吏仍“互相隐讳,莫敢上闻。”对于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有人指出:“皆振镛隐蔽之罪有以成之。”也就是说罪魁祸首之源就是曹大学士。
曹振镛身居要位,他的为官之道,对道光以及后世的官场风气影响很大。对于曹振镛倡导的官诀给吏治、世风带来的恶劣影响,许多有识之士给予了揭露和抨击。朱克敬在抨击曹氏官诀时说:“道光以来,世风柔靡,实本于此。近更加浮滑,稍质直即不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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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不知姓名的正直人做了四首《一剪梅》词,讽刺曹振镛之流及其带来的恶劣世风。
第一首:“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第二首:“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第三首:“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第四首:“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多磕头,少说话”这六个字,就是曹振镛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而屹立不倒的秘诀。通过这六个字,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在皇帝面前唯唯诺诺、生怕说错一个字的大臣,真是维妙维肖,又入木三分。
历史上任何坏事都需要有人来承担责任,来当背锅侠。说奉行明哲保身的曹振镛是大清朝的掘墓人或许有点夸大其词,但历史已选择他来承担骂名,他又怎能逃脱干系?
02 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
清末官场常常是不平静的。同僚间勾心斗角,上司喜怒无常,政敌互相倾轧,政局变幻莫测,都是官场上常见的现象。因此,久历官场的人便揣摩出了圆滑模棱、以时趋避的做官诀窍。靠此便可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从而顺利地做官升官。
清代官场上这种做官诀窍甚为流行。清初官场上的普遍观念是: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顾炎武曾引白居易《胡旋女》的诗形容这种坏风气:“臣妾人人学圜转。”晚清吏风败坏,政局多变,圆滑趋避之术更加流行和精微。刘光第曾感叹道:“宦途趋避闪烁,何止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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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浸枇杷核
身历咸同光三朝的显宦王文韶(1830~1908)是精于圆滑趋避之术的典型。他是浙江杭州人,咸丰年间进士,历任湖北湖北安襄荆郧道、按察使、湖南布政使、湖南巡抚、云贵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他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四十余年,长盛不衰,而且节节上升,其秘诀在于他八面玲珑,圆滑无比。
《清史稿.王文韶传》说:“文韶更事久,明于趋避,亦往往被口语。”因其圆滑模棱至极,所以被人讥为“琉璃球”、“琉璃蛋”、“油浸枇杷核子”。清人何刚德说:王文韶“人极圆通,人以琉璃球目之”。郑逸梅说:“王文韶为人柔和宛转,有琉璃蛋之称。”
《清朝野史大观》记载:“京师士大夫艳传文勤(王文韶)有油浸枇杷核子之徽称,盖甚言其滑也。枇杷核子固滑矣,若再加以油浸之,其为滑殆有不可以方物(形容)者。”在清代官场上,类似王文韶这样的油滑官吏极多,因而该书又说:“清代官场,无论京官、外官、大官、小官,皆含有枇杷核子性质,未可专以此谥文勤也。”
王文韶圆滑的一个具体表现是遇到重要问题需要表态时,推三躲四,装聋作哑。李伯元《南亭笔记》讲到一件事,很能说明王文韶的这一特点。
王文韶入军机后“耳聋愈甚”。在一次御前会议上,有两个大臣对一个问题展开争论,一时难分胜负。慈禧太后询问王文韶的意见,他笑而不答,再三追问之下,他还是微笑。慈禧说:“你怕得罪人?真是个琉璃蛋!”他还是笑。他晚年有老年性耳聋,但也并非完全听不见,却常常以装聋作哑以避风头,所以连慈禧都知道他是个滑泥鳅。
深知其奥秘的清末大吏梁士诒(1869—1933)在给其父的一封信里说:王文韶“有聋疾,而又遇事诈聋”。王文韶圆滑成性,素不与人争,而一旦遇到势大的权臣驳斥自己的意见便特别受不了。有一次在讨论对外政策的御前会议上,他的意见被某权臣驳斥后,竟吓得“汗流浃背,俯首不敢再言”。
王文韶对自己的圆滑处世之道不但不羞愧,反而颇为得意,认为自己这样做与世无争,与人无仇,可以稳坐官位。他当军机大臣时,每天凌晨入宫值班,轿前都挂有很大“王”字的灯笼,使人一望便知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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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以革命党正谋暗杀权贵,劝他去掉灯上的字,他说:“我一向与人和平共处,没有仇人,正怕误伤。所以特地把灯上的姓字写得很大,以便人能看到。”可以看出,他十分欣赏自己的圆滑处世之道。
《官场现形记》“模棱人惯说模棱话”一节,写了个圆滑模棱的徐大军机,很像王文韶。这位徐大军机“见了上头,上头说东,他也东,上头说西,他也西。每逢见面,无非‘是是是’,‘者者者’。倘若碰着上头要他出主意,他怕用心,便推头听不见,只在地下乱碰头。
……后来他这个诀窍被同寅中都看穿了,大家就送他一个外号,叫他做‘琉璃蛋’。”王文韶是杭州人,曾作户部尚书,“有聋疾”,书里写的这个徐大军机也是杭州人,户部尚书,且“两耳重听”,从《官场现形记》的描写看,徐大军机当是以王文韶为原型的。
对王文韶这个靠圆滑趋避之术官运亨通的庸吏,正直之士是非常鄙视的,除讥为琉璃球之类以外,还有人在其死后撰“挽联”讥之:“承尘集,耳眚闻牛,聪明不愧琉璃,速死毋成覆巢卵;鹿友乘轩,猿公恋栈,相业惟堪伴食,攀髯去作素餐臣。”
联中嘲讽王文韶不愧是个琉璃蛋,虽官居相位,但不过是个尸位素餐的“伴食宰相”而已;唐代卢怀慎与姚崇对掌枢密,自以吏道不及姚崇,故每事推让,人谓之“伴食宰相”。此亦是王文韶的盖棺之论。
精于圆滑趋避之术者众多
清代官场上精于圆滑趋避之术的官僚还有很多,比较著名的人物还有翁同龢、李盛铎、善耆、徐世昌四人。
翁同龢(1830—1904)是个经过官场千锤百炼的老官僚,甚精趋避之术。在晚清政治风云中,他首鼠两端,既想替光绪皇帝收回权力,又怕自己担当擅权的罪名,先是保荐康有为,继而又后悔。他所念念不忘的惟有个人的利害得失,唯恐承担半点责任。
《续孽海花》里写梁启超评论他说:“龚师傅(影射翁同龢)太胆小,于官场中趋避之术太工,他只可以做承平良相,决不能做救时名相。”谭嗣同又分析说:“这位老夫子的意思,一来要迎合王爷的意思,二来要脱卸在小翁(指张荫桓)身上,不担责任;三来恐怕我(指康有为)不受羁勒。”由此可见翁同龢的圆滑狡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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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盛铎(1858-1937)也是个巧于趋避、见风使舵的官僚。他原曾签名参加了维新派的保国会,但后来感到对自己不利,便退了出来,并上书劾会,以求自免。他起先奔走的是极端守旧派徐桐之门,为了迎合徐桐厌恶洋货的心理,他砸了自己的鸦片烟枪。但徐桐死后,他又马上转而攀附好讲洋务的奕劻,并一改追随徐桐时砸烟枪的面孔,向奕劻吹嘘起自己“深通洋务”来了。
曾任民政部尚书的善耆(1866—1922)在清末亲贵中以圆滑见称,他对于光绪帝和慈禧两派,采取骑墙式的两面讨好做法,八面玲珑。
清末民初屡任高官的徐世昌(1855—1939)经过几十年宦海沉浮,总结出四条秘诀,并自吹靠了这四条在宦海中没有失败的。
第一条即“圆通”,即讲话要留有余地,耐人寻味;做事要容可转圜,随机进退;待人要保持不即不离;干事要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不致左支右绌;另外三条秘诀是“沉稳、柔韧、机警”。
在圆滑成风的清代官场上,一些本来是刚直耿介的有为官吏,也由于腐朽势力和官场恶习的包围、浸染而奉行起了圆滑模棱的官诀,由“方”变“圆”,成为圆滑世故的庸俗官吏。
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
张集馨(1800-1878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咸丰七年,张集馨出任甘肃布政使,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皇上特简外放的知遇之恩,使他任职后很有点勤政执法的锐气。但干了不到一年,他就给自己定下一条遇事要“不露圭角”的守则,并在衙署里挂上了一副自撰的对联,作为座右铭:“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干。”如此短的时间内,棱角全无了。
张集馨的棱角让谁磨去了呢?是让官场中的腐朽势力磨去的。这个腐朽势力,一是他的顶头上司,一是他身边的关系网。
张集馨的顶头上司是兼管甘肃巡抚事的陕甘总督乐斌。此人是个八旗子弟,不但昏庸无能,而且心术不正。张集馨在他手下任职,既难以秉公办事,更不能有所作为,还经常受到他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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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集馨为了制止省里一些官僚到官钱铺赊账不还的贪污行为,得罪了不少人,有人就到乐斌面前告黑状。乐斌不但不判明是非,赏善罚恶,反而轻信诬告,指责张集馨。张集馨非常失望,锐气大挫。有的官员贪污被张集馨查出来了,但案子涉及乐斌,难以深究,张集馨“只好模棱”。
张集馨身边的关系网,是以乐斌为中心的一群狐朋狗党纠结在一起织成的。什么结拜兄弟、姻亲同乡、门生故吏、心腹幸奴,好多复杂的人际纠葛,都在这张关系网上盘根错节地交织着。
张集馨在处理公务时,经常能感到这张关系网的魔力:常常是办一件事,多方掣肘;触动一个人,群起而护之。张集馨不在这个圈子里,处境就非常孤立,而且时时受到这张关系网的威胁。
他在日记里写道:“余孤立其间,刻刻危惧”,“决意引退,避其逆锋”。正是在这种心境之下,他给自己定下了“不露圭角”的守则,挂起了那副“用黄老术,唾面自干”的对联。
 “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与好人相处就像进入充满香气的房间,时间久了自己也会变得芬芳;与坏人相处则像进入臭气熏天的市场,时间久了自己也会变得污浊。就这样,张集馨由一个正直耿介之士,逐渐变成一个平庸圆滑的官吏,尽管这也是有违他的初衷。
03 唯上惟命,俯首贴耳
在清末官场上,上司对下僚的好恶,对于下僚的升降和安危起着极大的作用。上司喜欢的下属,就可能升迁得快;厌恶的下属,则可能官位不保。
就像《官场现形记》说的:“凡是做官的,能够博得上司称赞这们(么)一句,就是升官的喜信。”因而下僚对于上司的喜怒好恶极为看重,“得上官一笑则作数日喜,遇上官一怒则作数日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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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上司喜欢自己,做下属的大都掌握一条诀窍:唯上是从。即绝对听从上司的,以上司之是非好恶为自己的是非好恶;有不同看法也不说,而只需唯唯称是即可。清代官场上,这种唯上是从的风气极盛。
光绪期间《月月小说.序》说:“一言发于上,‘者者’之声哄然应于下,此官场也。”又有清人撰联提到:“著著著(zhuó),祖宗洪福臣之乐;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这种只知唯唯称是,应声虫式的官僚,充斥于清代官场。
英国人的观察
英国驻华外交官威妥玛因久在中国,故对中国官场极为熟悉,他在日记中曾记述了自己所亲见的清朝官吏遇事不敢陈说己见,而只知附和上司、唯唯称是的情况。
他写道,中国虽事权不归一,但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在总理衙门中,每当外国使臣发一议论,中国官吏都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的大臣又视旧在署的大臣。如果亲王发言,则众人轰然响应,如亲王不说话,诸大臣便不敢先发言。
有一次,威妥玛自己到总理衙门公干,说了一句“今天天气甚好”,无人敢应。有一姓沈的官吏忍不住应道:“今天天气确实好。”于是王大臣又说:“今天天气确实不错。”此时以下各官轰然响应。
由于官吏唯唯称是已成习惯,所以有时对上司所说的话根本不过脑子就附和,以至闹出笑话。有一长官因嫌属吏办事不力而加以斥责,属吏连说“是、是”,长官又骂属吏为王八蛋,属吏仍连说“是、是”。
《官场现形记》也写了这类笑话:某都司侍候洋人时只知说“yes”,有一次他不慎弄坏了洋人的行李,洋人问他是不是偷懒,他答“yes”,又问他是不是存心想弄坏行李,他也答“yes”,结果挨了洋人的打。
他很不服气,说:“我们官场上向来是上头吩咐话,我们做下属的人总是‘是是是’、‘着着着’,如今我拿待上司的规矩待他,他还心上不高兴,伸出手来打人,真是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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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不叙套”的秘诀
下属有时对上司的意图并不清楚,要想迎合上司,就要加以揣摩;同时,迎合上司意图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套用上级公文中的现成文字。
浙江海宁人吴炽昌《客窗闲话》借老幕僚之口,道出幕僚拟稿办案时以套用上级衙门的公文来迎合上司意图的情况:“吾辈办案,无不叙套,一切留心套熟,则不犯驳饬。”作者继而指出:这种处理公务时事事窥探上司衙门的意图,即“无不叙套”的秘诀,误尽了天下苍生。
不得罪上司和乡绅
官场上还流行着一条官诀:“得罪小民,得罪朝廷,不得罪上司和乡绅。”此诀也属唯上是从一类。得罪小民,小民不敢造次。得罪朝廷,天高皇帝远,责罚有时也无力,还能博得个“敢批龙鳞”的名声。
得罪了上司可不得了,上司会明里暗里处处整你,使你丢官受罚,身家难保。做下属的一方面要巴结奉承上司,一方面又要贬低自己,以抬高上司。
有一副趣联,生动地概括了这种情况:“大人大人大大人,大人一品高升,升到三十六天宫,与玉皇上帝盖瓦;卑职卑职卑卑职,卑职万分该死,死到十八层地狱,为阎王老子挖煤。”下官对上官自称“卑职”源于元代,明清积习相沿,上骄下谄,无职不卑。
04 逢迎巴结,不怕难为情
对上司逢迎巴结,并且不怕难为情,是谋官、做官的重要诀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谓清末官场云:“如今晚儿的官场,只要会逢迎,会巴结,没有不红的。……上司喜欢,便是升官的捷径。”
做官的第一个秘诀是巴结
书中写到一个叫卜士仁的典史向其侄孙传授此诀,解说非常具体、精到,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真可谓精通此诀的权威。
他说:做官的第一个秘诀是巴结,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如果你有老婆,上司叫你老婆进去当差,你送了进去,那是有缺的马上可以过班,候补的马上可以得缺。你不要说这些事难为情,你须知他也有上司,他巴结起上司来,也是和你巴结他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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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大家都是一样,没甚难为情。你千万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非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了,这是我几十年阅历得来的。
晚清小说家海上漱石生(孙玉声)所著小说《如此官场》中的师爷宋锦诗说:“做州县官靠的是巴结上司,牢笼绅宦。只要有这两种手段,做了一年半载,哪有不加官升赏的道理!”
曲意逢迎,不择手段
逢迎巴结的方法有多种,使用哪种要看上司“吃”什么。
其一:送妻妾“当差”。这是诸方法中最无耻的一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明小史》、《梼杌萃编》等书都写到一个候补道为谋官而将妻子送去巴结总督,反映了清代官场中存在的这类情况。有人将以此法得官讥为“肉红”,即以妻妾肉体换来红顶子。又有人作对联讥讽这种无耻求官者:“不怕头巾染绿,须知顶戴将红。” 
其二:献妓。庆亲王之子载振一次路过天津,看上了色艺双全的歌妓杨翠喜,但碍于官吏不准狎妓的规定而不敢明目张胆地娶她。道员段芝贵知道后,花了一万二千两银子为杨翠喜赎了身,然后献给了载振。不久,段芝贵便因此而被破格擢升为黑龙江署理巡抚。
其三:讨长官爱妓的喜欢。某总督非常喜爱买来的一名幼妓,幼妓想穿苏州式样的鞋,但久觅不得。某候补县丞知道后,觉得这是个巴结总督的良机,便托人做了二十双苏式绣鞋,撒上香料,缀以珍珠,用锦匣装盛,献给了该妓。
该妓大喜,便在总督面前为此候补县丞说好话。不久,这个候补县丞便被提拔为首县县令,以后又擢升道员。道员又称观察,所以时人讥其为“绣鞋观察”,意谓靠献绣鞋当上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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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迎合长官文雅之好。光绪时,刑部某司员听说本部尚书潘祖荫(1830年-1890年)好尚文雅,便想出献诗以媚的办法。他急就数十首诗,抄得工工整整,于堂上署诺时恭敬地呈上。潘祖荫看后不禁大笑,原来此人狗屁不通,写的都是实在登不上台面的文字。
其五:避讳长官之名。吴趼人《新笑史.避讳》云:“晚近官场恶习,讳及上官,卑谄之俗,令人可笑。”有人献云南宣威火腿给盛宣怀,其礼单上写着:“宣腿若干。”幕僚将礼单送给盛宣怀看时,因避讳“宣”字而说道:“有人给您送腿来了。”
其六:献奇巧物品。有的位卑之官为能让权贵注意自己,从而巴结上权贵,便想出献奇巧物品的办法。同治年间,金安清向胜保献奁具首饰百余件,上面皆有“平安清吉”四字,如镜函四角包以黄金,上凿此四字为饰。有人揭露其中奥秘说:此中暗含金安清之名,其意是“欲使贱名常达钧听”。
05 唾面自干,欺上瞒下,拉拢勾连
谋官只有不怕难为情才能谋到,做庸官、黑官要想做得心安理得,也要不怕难为情。这就必须懂得“笑骂由人,好官我自为之”的官诀,即任凭别人嘲笑责骂也安之若素,照旧做自己的官。
清末士人蒋芷侪曾说到他在北京大栅栏某酒馆中听到隔座两人嘲笑官场通此官诀。甲说:“近来各报纸明目张胆地丑诋政府,而政府却忍受着,真有娄师德唾面自干的风度。我如果当权,一定找个茬把这些报馆全给封了。”
乙听后笑着说:“这就是足下所以不能当权的原因。”甲问其故,乙说:“做官须懂官诀,才能希荣固宠。入政府当官的,都懂十二字诀,所谓‘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种不顾舆情,我行我素的厚脸哲学,确为很多清代官吏所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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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上瞒下,一紧二慢三罢休
欺上瞒下是清代官场上普遍流行的做官为吏的诀窍。《歧路灯》里有个仓房老吏说到这一诀窍的种类和“高下”之分:“总是我们住衙门的诀窍,要瞒上不瞒下;做官的,却要瞒下不瞒上;那会做官的,爽利就上下齐瞒。”
《官场现形记》又说到“一紧二慢三罢休”的官诀,其中虽包含不少名堂,但精髓则是欺上瞒下。书中写瞿耐庵向马老爷请教做官的法门,马老爷说:“我们做官人有七个字秘诀。哪七个字呢?叫做‘一紧、二慢、三罢休’。
各式事情到手,先给人家一个老虎势,一来叫人家害怕,二来叫上司瞧着我们办事还认真:这便叫做‘一紧’。
等到人家怕了我们,自然会生出后文无数文章。上司见我们紧在前头,决不至再疑心我们有什么;然后把这事缓了下来,好等人家来打点:这叫做‘二慢’。
……无论原告怎么来催,我们只是给他一个不理;百姓见我们不理,他们自然不来告状:这就叫做‘三罢休’。”
这个“一紧二慢三罢休”表现出的是上下齐瞒,马老爷就属于《歧路灯》中仓房老吏所说的那种“会做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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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冷狠
赌场上有“稳冷狠”三字诀,一些清朝官吏认为此诀与官场政术相通,故将“稳冷狠”三字作为居官要诀。某官常对友人说:“居官要诀,惟‘稳冷狠’三字。”
有人认为,晚清有名的官吏中,以袁世凯最可当此三字,但其又于三字中的“冷”字稍欠功夫。正是因其不安于“冷”,所以才归于失败。
此所谓“冷”,当指冷静不躁。不安于“冷”,是指袁世凯当皇帝的心太切,急不可待,以至落个魂归黄土的下场。
“稳”,大概就是徐世昌的四条官诀中所说的“沉稳”,即遇事缄默或回避,不急于表态,沉着观变,不到十拿九稳时不轻易着手,要行动时也要稳扎稳打。
“狠”,当是指要敢于下手,无毒不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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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拉拢
《官场现形记》上说:“同人拉拢是没有吃亏的,这叫作做官的诀窍。”实际上,官场中套拉拢决不止于同人之间,而是凡对自己有用者,皆尽力拉拢。其拉拢之法甚多,有拜同乡、拜把子、拜门、结干亲、内眷通往来、留客聚饮、代买婢妾、打麻将时谦让对方等等。
其中前四种已在上面叙述,这里说说“内眷通往来”,即支使自己的太太联络同寅的太太。此术之妙处在于“妇人女子之运动,尤捷于老爷之运动”。为了交际,太太的衣服首饰必讲究珍贵,虽老爷无衣无褐,太太则须绮罗摇曳,虽老爷无肉无鱼,太太则可一箸万钱。
尾  声
治国之道,首重于治吏。一朝的官员本应是朝廷的脊梁,帝国的中坚,但他们却几乎无官不贪、有吏皆污,将自己的职责抛之脑后,只关心眼前的私利和顶戴,整个朝堂充斥着苟且、钻营和油滑之风。这不仅损害朝廷的利益,也极大破坏了社会道德和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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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晚清的风雨飘摇之中,官场上人人都是高手。他们深谙官场栽花学,以退为进、暗结蛛丝、欺上瞒下、攀附倚靠、顺势而动……厚黑学之浸淫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也让人唏嘘。
虽说无耻是无耻者的通行证,自古有之,但清末官场寡廉鲜耻的登峰造极程度也是世所少见。所以,哪有什么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分明是从根梢烂到茎叶,哪有一块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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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李乔,《话说清代的“宦术”》。
2.清.李伯元,《官场现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
3.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海广智书局排印本,1910年。
4.清.朱克敬,《暝庵二识》《暝庵杂识》,岳麓书社出版,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