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几千年来，书信一直是人类交流信息和感情的重要工具。鸿雁传书、驿寄梅花、鱼传尺素，写满了书信的风雅。洛阳是书信文化的故乡，有着厚重的书信文化。周公致召(shào)公书《尚书·君奭(shì)》，是现存最早的书信，当时两人分陕而治，建立了两京驿道，以保证书信的畅通；东汉时期西域与洛阳间的鸿雁传书，书写了丝路风雨的大汉传奇；最早的家书实物，是敦煌遗书的《二娘子家书》，这是唐代一位名叫二娘子的女性在洛阳写给其居住在敦煌的母亲的信；五代洛阳著名书法家杨凝式现今存世的墨迹《韭花帖》《夏热帖》，是他写的两封短信，是书法艺术之瑰宝……今起，本报推出鸿雁传书系列文章，带您一同走进古老的书信世界。敬请关注。
周公营造洛邑雕像 曾宪平 摄
书信的风雅，在于它的情感表达、语言艺术、礼仪规范和历史价值。文采飞扬、大气磅礴、感情真挚的《尚书·君奭》，是西周初年居于洛邑的周公旦，写给居于镐京的召公奭的一封信，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信，也是后人研究商周历史的重要文献。当时，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建立了两京驿道，以保证书信的畅通。周公给召公的信中，周公谈守业的艰难，劝勉召公与自己同心协力，把国家治理好。
周召分陕而治
西周王朝建立四年后，周武王因病去世，由于即位的周成王年幼，便由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和召公奭辅政。当时，天下很不稳定，周公旦和召公奭二人遂决定分陕而治。
《左传·隐公五年》说：“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括地志》说：“陕塬，甘棠西南也，分陕以塬为界。自陕而东，周公主之；自陕而西，召公屯之。”
陕塬，就是今三门峡陕州区张汴塬。当年周召二公商定，凿了一根高三米五的石柱栽于分界之处，称作“立柱为界”。这根石柱被认为是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一块界石。“周召分陕石柱”原立于陕塬，后移至陕州北城墙上，今为三门峡馆藏文物。
周召分陕而治，周公旦居于洛邑，就可以把主要的精力用于防备殷商遗民的反叛，稳定东部新拓展的领地；而召公奭居于镐京，他的责任就是进一步开发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建立并巩固经济后方，为周王朝进一步开拓疆土解除后顾之忧。
分陕而治的决策不仅有效地稳定了西周初年的政局，也为周王朝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这种方式，周公旦和召公奭能够更加专注于各自区域的治理，提高了行政效率。此外，分陕而治还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为后来的封建王朝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两京的书信传递
洛邑、镐京是西周的两京，建有两京驿道，以保证书信的畅通。周公在营建洛邑、平定叛乱、制礼作乐、分封诸侯的同时，建立了以洛邑为中心的邮驿系统。
早在商代，已建立军情传递制度。甲骨文中，记载有边戍向天子报告军情的内容，有“来鼓”二字。经考证，“来鼓”类似今天的侦察通信兵。
最先，周国是商王朝的属国。周文王时，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东扩，逐步占领河洛地区。崇国是文王向东扩展遇到的劲敌。崇国的位置在今嵩县、栾川、伊川一带，是东方的一大强国。《诗经·大雅·皇矣》描述了文王伐崇的经历，从诗文中看，伐崇的战争是极为激烈的。接着，文王占领商朝的旧都西亳，即偃师商城，又灭掉了仪栗国、爪国、苏国，这三国都在今孟津境内。
在东扩过程中，为了快速传递军情，周文王建立了简书制度。《诗经·小雅·出车》云：“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这里的“简书”指的当时写在竹简上的文书，通常代表军令或紧急公文。武士们因为害怕违背这些军令，不得不压制个人的思归之情，勇敢地执行任务。
周公、召公辅政时期，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邮驿制度。各种不同的传递方式有不同的名称。比如：以车传递称作“传”，这是一种轻车快传；还有一种马传称为“驲”。另外一种在边境上传书的机构，人们叫它“邮”。
在邮传驿道上，沿途设置了休息站“驿”“馆”等，并有一整套管理制度。当时的通信邮驿，效率是很高的。比如，姜尚封于齐，他到齐国后滥杀了当地两位贤士。周公在洛邑闻听此事后，立刻乘“急传”赶到齐都临淄，制止姜尚的专断行为。“急传”能如此迅速地赶到目的地，说明当时驿路的畅通。
掌管周王朝邮传事务的官员，叫行夫。《周礼·秋官·行夫》说：“行夫，掌邦国传遽之小事媺(měi)恶而无礼者。凡其使也，必以旌节，虽道有难，而不时必达。”行夫在执行出使任务时，旌节是必不可少的，无论途中遭遇何种艰难险阻都要确保使命必达。这种规定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管理体系中对于信息传递、任务执行的严谨性，即使是小事、即使面临困难，也要保证国家事务在一定的制度和规范下得以运转。
周公致召公书
周公致召公书，就是《尚书·君奭》，这是居于洛邑的周公旦写给居于镐京的召公奭的一封信。清代姚鼐在其编撰的《古文辞类纂》中将《尚书·君奭》作为书信的鼻祖来看待，并在《序目》中写道：“书说类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从多种证据可以证明，《尚书·君奭》是现存最早的书信。
这封信共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周公先谈守业的艰难。周公说：“君奭，很不幸，上天把丧亡之祸降临给了殷商。现在殷人已经丧失了他们的天命，而我们周室承受了福命。但是，我不敢说周室已开始的基业就能永久地延续下去。”接着，周公分析了天和人。对于天，周公虽然明确表示要“念天威”，但也强调他认可召公的观点“天不可信”；对于人，周公则认为“我民罔尤违，惟人”，认为人民不会无故产生怨恨的情绪，一切都是当政者所为。这就是说，周公把着眼点从“天”转移到“人”，强调不应只依靠“天命”而应该认识到“人为”的力量。
其次，周公通过商周历史兴衰的论证，说明辅政大臣的重要作用。周公说：“君奭，我听说昔日商王成汤受了天命后，当时就有伊尹这样的贤臣辅助他，使他得以升配于天。太甲即位后，则有保衡的辅佐；太戊时又有贤臣伊陟、臣扈辅佐，使他们得以升配于上帝。巫咸帮助商王治理国家。祖乙即位后，当时就有贤臣巫贤。武丁时期，则有贤臣甘盘的辅佐。正因为有了这些贤臣辅助治理殷商，才使殷商诸王的神灵能够配享上天的祭祀，这种礼制延续了很多年，未曾改变。”然后，周公回顾了周朝的开国史，谈到由于有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适等大臣辅佐，才使文王和武王得以成就大业。接着，周公便分析当前形势，周王尚且年幼，辅弼大臣只有他和召公二人，这说明他和召公的责任十分重大。对于国家如何治理，周公感到“若游大川”，有许多迷茫与艰难的感触。他希望他们二人能加强团结，亦请求召公“猷裕”，即胸怀宽阔，对国家的建设提出可贵的建议。
最后，周公对召公推心置腹，强调他是十分信任和倚重召公的。在这里，周公进一步说明召公和他的重要作用，除了他们，再也没有更加同心同德的辅政大臣。周公借召公“惟时二人弗戡”之言，表达了他对后辈们的期许，他们二人应该作为榜样，把先王的德行传给下一代。对于国家的未来，要让“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普天之下，莫不宗周。周公说：“你知道给民众施行德政，开始时没有不好好干的，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始终如一、坚持到底的。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勤劳恭敬地治理国家！”（郑贞富）